谢亦森知识:永远的“恐慌”_谢亦森在全市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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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永远的“恐慌”
文/谢亦森
从前当秘书时,对那些秘书出身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的领导总是充满了敬佩和好奇。我曾不止一次地求教于某领导:书记,看您修改文稿和在各种场合即兴讲话,无论讲什么工作都显得很熟悉、很在行、很到位,好像信手拈来,从来不讲外行话,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领导告诉我:这并不神秘也不复杂,关键在于三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的确,古今秘书界涌现过多少令人仰视和钦佩的知识富翁。他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政经财文无所不通,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这固然与天赋有关,但更多是勤于和善于学习的结果。朱镕基同志在评价胡乔木的学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可见胡乔木学识何其了得,“看不到边”,那就是海啊!难怪他能写出那么多令人叹服的锦绣文章,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党内第一支笔”。
可见,知识是笔杆子的“源头活水”。知识丰富必然左右逢源,下笔有神;知识贫乏必然文思枯竭,笔杆失灵。我们在起草文稿时也常常碰上这样的情况:明明理清了思路,搭好了架子,但就是写不下去或写不顺畅,总觉得没多少东西可写,想 1 讲清某个道理但讲不透彻,想阐明某个观点但依据不足,想就某项业务工作提出要求但无从下笔,想引用某段格言警句或某个人物掌故但不知出处,只好干巴巴地东拼西凑,一字一句像挤牙膏似的挤出来,写出来的稿子浅薄枯燥、苍白无力,连自己看了都生气。这都是知识面太窄、信息量太小和词汇量太少的缘故。所以,要成为优秀的笔杆子,首要的任务在于学习,而且你不学还不行,书不能不读,文件不能不看,情况不能不了解,知识面不能不宽。要时刻怀着一种强烈的知识恐慌感,在“恐慌”中勤学、善学,学深、学好,最终战胜“恐慌”。
◎“恐慌”之一:不仅要多学多知,还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这个结构应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本层次,即公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包括公文的种类、写作要求和规范,还有如何确立主题、谋篇布局、提炼观点、说理论事等;二是核心层次,即公文写作必然涉及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情况和相关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党建、群团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基本业务常识,还包括领导科学、管理科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三是辅助层次,即公文写作中有助于提高文稿厚度、深度和可读性、启迪性的知识,如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宗教、美学等。这三个层次的知识,前两者必须掌握,后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这就像建造一幢高楼,第一层次的知识是它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的知识是它的主体框架和 2 粗装修部分,而第三层次的知识则是它的精装修部分。你可以不搞精装修,文稿质量一般也过得去,但层次不可能太高;要是能搞精装修,效果自然大不一样了。
尤其是领导讲话和个人署名文章,适当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是大有好处的。历史知识能使之厚重,哲学知识能使之深邃,文学知识能使之生动,音乐知识能使之飘逸。当然,这要依据实际需要而用,不可多用滥用,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毛泽东本身就是文思锦绣的大诗人,他的著作中经常用到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等手法,所以他的文章生动、新颖、有文采、有气势,大家都喜欢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运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来说理论事。比如他用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种境界,来论述理论学习也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韧劲和耐心,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用这种语言提学习要求就比一般性的官样语言显得妙趣横生、意味深长,让人们在文学知识的熏陶中领悟学习的乐趣和重要性。另外,讲到反腐倡廉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等,他都能画龙点睛地引用一些名言警句来阐释道理、申明主张,而且都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使每篇讲话都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还有音乐知识,看起来与公文写作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文稿起草大有裨益。当然,这不是要你成为作曲家、演奏家或指挥家,而是多少掌握一些,找到音乐与公文写作的某些共性并加以运用,能使文稿增色不少。以音乐创作和讲话稿起草为例,音乐创作首先要找到“动机”,即骨干音,整个旋律依据骨干音来展开,旋律才会紧凑、流畅、动听;这就等于文稿写作中提炼主题,首先要明确主题,整个文章围绕主题而铺排拓展,才显得重点突出,结构紧凑,不致松散杂乱。音乐注重节奏,快与慢,轻与重,激越与舒缓,休止与延续,以体现音乐语言的丰富性和旋律的内在张力;讲话稿语言也要讲究词句的节奏感、气势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以提高可听性和感染力。乐曲进行到三分之二处,一般会出现华彩或副歌乐段,也就是曲子中最优美、最打动人心的高潮部分;讲话即将结束时也需要高潮,用一些带有号召性、鼓动性的语言来鼓舞士气,渲染气氛,激励人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共同奋斗。这些共同点,即使你不懂音乐,其实在起草文稿中也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如果有了这种意识,就会运用得更好、更巧妙一些,使文章更添几分灵动、飘逸的色彩。最近看到一则新华社消息,南非某葡萄酒庄园日夜播放古典音乐,因为庄园主经过实践证明:悦耳的声音能产生正能量,有利于提高红酒品质。如果这一结论成立的话,那么,音乐对酿 4 酒尚且有如此神奇的作用,何况对人脑思维和写作呢?
◎“恐慌”之二: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业务需要而学,还要善于“投领导所好”而学
这并不是贬义,而是说,领导喜欢看哪类书也跟着看哪类书,领导侧重掌握哪些知识也跟着掌握哪些知识,这样就能使自己的服务工作与领导工作更合拍、更对路。这是因为,领导者由于文化层次不同、个人兴趣爱好不同以及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除了那些大家都必须掌握的知识外,看书学习的内容、类别和方式方法都是千差万别的。有人喜欢文史,有人喜欢经济,有人喜欢厚重深奥的东西,有人喜欢浅显易懂的东西,总之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兴趣爱好的差异所致。我开始给地委书记写稿那会儿,有一段时间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运用在文稿中的某些知识和见解总是被书记改掉。后来发现,书记每年订阅的报刊中都有《求是》杂志和《新华文摘》,我每次给他清理桌上的报刊,他唯独不让我把这两本杂志清掉。偷偷翻开一看,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横线和着重号,一些地方还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再一细看,发现他改稿时引用的一些观点、言论多半出于此处。我赶紧订来这两本杂志,每一期、每一篇都认真细看,并把其中的重要片段摘录下来甚至背下来,这样才慢慢做到与书记“保持高度一致”,给他写的稿子也基本能一次性过关。几年后换了地委书记,那又完全不一样了。新 5 书记此前任行署专员,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特感兴趣,包括对激进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五花八门的理论也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或借鉴、或批判,经常在讲话中予以运用。这可苦了我这个小秘书,逼着我又得去把凯恩斯、李嘉图、萨缪尔森这班老夫子的比砖头还厚的著作搬过来啃,书中那些像朦胧诗一样晦涩难懂的概念、论述和绕来绕去的欧式长句,直把我“啃”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不过还好,这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写的稿子还多次得到书记表扬。这一对比就说明,秘书积累知识往往需要因领导而异,这样才能提供精准式、个性化的有效服务。
◎“恐慌”之三:不仅要向书本学,还要向干部群众学,向活生生的实践学
向书本学习固然重要,平时多向领导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也必不可少。作为秘书,千万不能自恃学历高、文化水平高而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而要放下架子,不怕丢面子,虚心求教,不懂就问,了解掌握工作所需的各方面知识,积跬步以致千里,集小流而成江海。比如,起草或修改有关部门工作的文件和领导讲话,必然涉及一些专业知识,秘书在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情况下,就要向该部门的领导和秘书人员求教,以免写外行话闹出大笑话。又如,通过登门走访、调研座谈等方式接触基层干部群众,不仅能了解群众 6 需求,增进与群众的感情,还能学到书本上、机关里学不到的很多知识。单说起草文稿中经常要用到的群众语言,不深入到群众中去是学不到的,即使用了“群众语言”也不是群众说的,而是自己瞎编的。比如有一次我看某秘书起草的“万名干部下基层”工作总结,其中讲到某工作组帮助一对留守老人修好了危房,老人激动地说:“土改干部的好作风又回来了!”这叫什么话?都老掉牙了,肯定不是老人自己说的。于是我问该工作组负责人,才知老人说的原话是:“干部真是好啊,比我儿子还好!要不然我们这两把老骨头就要埋在这里了!”就用这话不是挺好的吗?还用得着闭着眼睛瞎编!人们注意到,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运用群众语言的行家里手,如毛泽东批评党八股,说某些文章“语言无味,像个瘪三”;邓小平要求加快发展生产力,“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习近平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是“缺钙”,得了“软骨病”,批评某些窗口单位、服务行业工作人员对群众的态度是“口号响当当,服务冷冰冰,办事慢腾腾”等,既贴切又形象,比那些干巴巴的官腔和文绉绉的书生腔生动多了。
◎“恐慌”之四:不仅要巩固和用好已有的知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充实和更新知识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贵在“源”与“活”,无“源”则枯,不“活”则腐。掌握知识也一样,不学习 7 则枯竭,不更新则陈腐。不少秘书同行说,现在稿子越来越难写,这的确是事实。难在哪儿呢?我认为表现在“四高”:一是领导者水平比过去高了。过去领导干部中文化水平高的不是很多,写稿还比较容易,特别是有些工农出身的领导,你怎么写他怎么念、怎么用,一二三四五,观点加例子,写起来比较省事。现在不一样了,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很多领导本身就是研究生、博士生,本身理论水平、思想水平都很高,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都很强,对文稿质量的要求当然比过去要高得多。如果起草者还停留在过去的知识水平,自然很难跟得上。二是受众的水平更高了。受众就是广大干部群众,他们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等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因而对领导集团的决策水平、领导者素质能力的评判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样也必然对机关重要文稿的质量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质量高,干部群众就佩服你,听你的,领导威信就高;质量差,就不可能佩服你,领导的威信也要大打折扣。作为普通群众来说,他们还特别关注决策性文件、领导讲话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如果不是这样,尽讲些官话、套话、废话,他们就会觉得与自己无关,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三是媒体和社会对机关文稿的关注度更高了。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机关某些重要文稿通常要借助报纸、电视和网络向社会公开,其质量怎样,实用价值怎样,社会各方都 8 会予以密集关注和评价。特别是网上,民主氛围很浓,挑剔的水平也很高,什么样的说法都会有,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所表达的领导意图和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不符合公众愿望,特别是出现某些不该出现的错误,就会把领导搞得很被动。四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机关文稿的质量要求更高了。与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不同,进入市场经济年代,领导更难当,机关文稿也更难写。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如此重大的战略任务,如何树立新思维、研究新情况、破解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实际上是对领导者能力和素质的一场严峻大考,因而也是对机关文稿质量的一场严峻大考,如果还是用过去的眼光看问题,用过去的知识和理念写文稿,那肯定适应不了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连已有的某些知识也会成为前进的障碍。以上四个方面都说明,秘书人员学习和掌握知识永远没有终点线而只有起跑线,只有不满足,及时更新和充实知识,写作中才能化难为易,跟上时代步伐,适应领导需求。
回首秘书生涯,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恐慌”生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为秘书工作无小事而“恐慌”,为生怕服务工作不到位而“恐慌”,尤其为知识不够用而“恐慌”。但正是这种“恐慌”所带来的压力感、紧迫感,迫使一代又一代秘书人员发奋学习,刻苦磨炼,永不满足,永不懈怠,成长为学识渊博、才华 9 出众的优秀人才。
“恐慌”就是自我加压,“恐慌”就是自我造就,“恐慌”就是永不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恐慌”其实是不可战胜的,一旦你认为战胜了它,就会让自己停滞不前。
你可以远离“恐慌”,那就只能亲近平庸。
永远的“恐慌”,永远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