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得失——北京新建筑随笔_北京学习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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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得失——北京新建筑随笔

多元并举的黄金时代

以北京为首，中国建筑正在进入一个毋庸置疑的高潮。现在中国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速度和程度的时候，就势必会出现建筑的高潮，迎来建筑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通常是出现在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水平的前夕，因为不断地需要新建筑来满足不断产生的新需求；而在全盛期，由于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建设反而会放缓。元明清时期的北京、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初的纽约、20世纪末的东京都是这样的情况。今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预测中国的大规模建设还会持续30年至35年，这个大发展的时期正是中国建筑和城市化的黄金时代，而北京正是这个黄金时代的旗手之一。

近几年来北京的新建筑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尽管大型标志性项目获得的关注最多，但其实是各种类型、各种尺度都不断有高质量的作品，注重建筑品质与设计在北京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大型公共建筑、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博物馆、文化建筑、综合型地产、艺术区、高端私有住宅百花齐放，各类建筑多元并举，并且也产生了由此带来的种种利弊。

形象工程的积极意义

2008年的一些大型项目因其巨额投资和独特的设计而饱受诟病——国家体育场耗资31亿，国家大剧院折合每个座位75万，收回成本似乎遥遥无期。实际上这些工程本身被寄予了超过自身功能的更多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工程。“形象工程”这个称谓带有贬义色彩，是铺张浪费，是大众沾不到光的政绩工程。可是形象工**的有那么不好吗？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形象工程：西班牙工业城市毕尔巴鄂在20世纪末走向衰落，作为振兴城市的方法之一，与古根汉姆基金会合作，斥巨资请弗兰克·盖里设计建造了后来闻名天下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美术馆。这个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城市在美术馆落成当年游客就激增了数百万，假如每人花两百美元，那么就为城市增加了数亿美元的直接收入，间接的影响更不可估量，可以说就是这个形象工程让毕尔巴鄂从默默无闻而一朝闻名遐迩，重新焕发活力。形象工程本身无过，国家和城市需要适当的形象工程。

首都机场T3航站楼以巨大而流畅的空间迎接来客，令人在踏入国门之后更多地期待这个城市的精彩。而**和水立方则将构成世界对于**最宝贵的记忆。中央电视台挑战地心引力的扭转结构充满了雄性的力量和强烈的紧张感，以绝对的自信傲然挺立，实际上非常契合北京和中国对未来的雄心和对自身的期待。过去世界上几乎没人知道CCTV除了闭路电视系统还代表什么，现在一下子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电视台，而且感觉到它和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电视台的形象有所不同，这就是这个形象工程的积极效果。北京的这些“形象工程”，一方面在满足这个大都会不断增加的客观需求，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通过这些大胆而激进的形象来彰显当代中国的勇敢革新和锐意进取，刷新北京和中国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重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样的形象工程决不是浪费，而是有不容否认的积极意义，并将产生长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不能仅仅用金钱和投资来衡量的。

非凡建筑与平凡建筑

北京的新建筑的越发奇特和夸张引起了众多争议。我反对集体的癫狂，但是欣赏必要的张扬。对于前者大家基本认同，但是对于后者大家往往难以接受。吴家骅教授在《吴家骅建筑十讲》中咄咄逼人地批评**等新建筑是胡作非为的建筑，似乎墙都一定要方方正正拐直角弯，柱子都要直上直下，否则就是非人的建筑形态。库哈斯抱怨中国老一代建筑师的保守主义，我也认为吴老对建筑形态的理解很缺乏说服力。吴家骅所认为的“正常建筑” 是在现代主义工业发展中产生的，适应低成本工业生产的建筑形态。但是适应一个时期并不意味着完美或不可改善——人的活动从来不是方方正正直上直下拐直角弯的，只有机器人才会如此！当代生产水平进步，当然应该发展出更适应人的活动和心理需要的建筑，这其实是当代的正常人的建筑形态，而吴家骅所忠于的实际上是机器的、机器人的建筑形态，才是真正非人的建筑形态！

《城记》的作者王军曾经引述一些老一代建筑师的批评，后者认为节约材料的建筑才是先进的建筑，CCTV、**等消耗大量的钢材不能算是先进。我认为不能只看成本不看收益。如果两倍的材料能够达到三倍的效果，那么当然是好的可以接受的。否则按照那种唯成本论，金字塔是古代最落后的建筑，罗马万神庙消耗了巨量混凝土则是古罗马最落后的穹顶！这种唯成本论表面上理由充分，其实只看成本不看受益，大大失之偏颇。**编织状的钢结构实现了结构与外观的和谐统一，是建筑设计中的极高境界；尽管没有直接用诸如斗拱飞檐之类的具体中国元素，却有着浓郁的中国工艺的韵味，优雅的起伏和曲线形成了一种雍容博大和海纳百川的气质，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盛世气度，也符合一个国际盛会主会场的角色。

王军本人在谈到**等建筑时说“北京可以不再玩这种‘怪房子’了。”王军没有说明什么叫怪房子，我也不赞成这种朦胧的称谓，但如果我们暂且把这类建筑叫做“非凡建筑”，那么相对于此的就是“平凡建筑”。一座理想的城市应当以平凡建筑为主，非凡的建筑则在其中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这样的平凡建筑尊重本地的历史与文脉，契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有着优雅的形象和空间，摒除了冗赘的浮饰，并且以优良的材料和精湛的工艺完成。这样的建筑也许并不夺人眼球，但是它们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是城市生活的常态和主要载体。瑞士就是这个状态的范例——无论在荒山野岭还是都会乡村，这样的优质建筑都普遍地存在着。在北京的建筑中山本理显设计的建外SOHO就是这样的平凡建筑，它没有任何绚丽的材质或造型，但是清晰简洁，秩序井然，开朗谦和而又不失自信，平易近人而又不失优雅，恰好契合“small office/home office”的理念和中小业主的需要。

因此，我一方面支持适当的非凡建筑的存在，一方面反对非凡的泛滥。北京建筑现在有个危险的趋势，就是在造型和外观上盲目攀比，在奇特的几何形态上争奇斗艳。有时候小小的一个区域里的几座建筑之间毫无关系，只是争相展示自己的非凡姿态。如果所有建筑都想成为标志性建筑，那么结果将是谁也没有标志性。如果所有建筑都是奇特的非凡个体，那么整个城市将成为怪异的侏罗纪公园。

建筑师、业主和北京城

侏罗纪公园的形成往往会引起大家对于建筑师职责感的批评，实际上这是业主和建筑师双方的责任：业主希望以奇特的建筑来获得关注，建筑师则希望利用每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的各种高难度动作。建筑师的责任感固然重要，但是单纯强调建筑师的责任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业主和公众素质的提高。因为有责任感和缺乏责任感的建筑师都是永远同时存在的，但是只要有缺乏责任感的业主，那么有责任感的建筑师就没有用武之地。

王军在《城记》中详细描述了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对于保护旧京城的努力，也是个说明不能片面强调建筑师责任感的好例子。梁思成、陈占祥、林徽音等都是留学海归人员，因为视野开阔、了解西方建筑所以可以在比较中体会到北京建筑和城市的魅力所在，但是其他人缺乏这样的经历，因此也就难以看到保护北京城的价值所在，所以如果一定要归咎于谁，那么责任不仅在政府，也在公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和传统，每逢改朝换代必然要毫不可惜地大拆大建，一部中国建筑史其实也是一部拆迁史。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与西方的石构建筑不同：一来是建得容易，像欧洲教堂那样动辄建数百年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于是拆了也不那么可惜；二来石构建筑是愈沧桑愈美丽，木构建筑往往是愈沧桑愈破败，再加上木材年久变形，太老的房子常常很难再继续使用；三来中国人受宗教影响甚少，于是往往只能把前朝的建筑与对前朝的怨恨而非宗教的虔诚联系起来，怒不可遏时便如项羽火烧阿房宫（史学界对此尚有疑问，暂且不究），咬牙切齿地一把火烧个痛快以解对**之恨。魏时曹植任鄄城王期间曾经毁掉一个叫汉武帝殿的古建筑，他的《毁鄄城故殿令》中有精辟的总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全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所以，回到梁陈的方案上来，一代豪杰项羽不会对它感兴趣，满腹诗书的曹植也不会对它感兴趣，历代的帝王除了清兵入关害怕刺激汉人的神经以外也不会感兴趣。我们再试想一下刚刚解放时的人会作何想：当时举国上下刚刚推倒三座大山，正处于一种摆脱和毁灭各种旧事物的亢奋和惯性之中，故宫没被烧掉已是大幸，谁会对他们这个方案感兴趣？骆驼祥子会对梁思成的建议感兴趣吗？鲁迅会感兴趣吗？假如鲁迅活到那时，恐怕还要写一篇《论北京城墙的拆掉》拍手称快——没文化者如祥子，有文化者如鲁迅，举国上下、往古来今的中国人都不会对他的提议有丝毫的兴趣，结果他的其实很优越很有责任感的方案就变成了完全的不合时宜逆时而动并且无人喝彩。王军看到了梁思成的很多努力，但是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失败的必然性。所以尽管建筑师的责任感极其必要的，但是把希望都寄托在这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需要理想主义的精神，但是也需要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需要业主与公众素质的提高。

另一种常见的批评是对外国建筑师大量介入的质疑。建筑是艺术，但是在我看来建筑活动也遵循普遍的市场规律，业主有权力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选择质量最高最满意的产品，崇洋媚外当然要不得，但是建筑设计的地方保护主义更要不得。坦率地讲中国本土设计师的确还不够成熟，尤其在把握大中型项目上原创能力的欠缺更为明显。一些海归建筑师也只是学到了国外明星建筑师的皮毛，然后回到国内充当盲从者的先锋。本土运作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一个肤浅而恶俗的建筑。在本土设计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选择海外建筑师，并非崇洋媚外，而是公平竞争。当然建筑的评判是主观的，实际上同样水平的两个设计，大家往往会认为外国的更好，这样一来本土建筑师实际上是处在不利地位。但是哪一个行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同样质量的一台海尔和一台松下，人们肯定都会倾向于选择后者。本土建筑师只能努力做得更好才能胜出，不能奢望地方保护主义。

文脉的断层

现在的北京城经过金元明清四朝经营之后，又经历了建国后的苏式建筑时期，和相对标准化的楼房的大量兴建，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建筑。这中间，苏式风格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化模式与金元明清的古典北京毫无关系，当下的建筑无论非凡还是平凡也很少与传统的文脉发生联系，造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缺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崭新的当代建筑与古老的传统建筑在咫尺间共存的现象，比如处在新保利大厦和南新仓国际大厦夹缝中的皇家粮仓。这种新旧混杂共处的现象在西方城市例如伦敦也存在，但是现代建筑是在欧洲古典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延续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新建筑和老建筑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延续和过渡，只有突兀的强制性的介入和扩张，于是造成北京历史文脉的尴尬的断层。

另一方面，尺度上来看，现代建筑和街道也与传统的街巷形成了太大的反差。从长安街开始，罕见的超大尺度的道路和建筑开始在这个城市滋生，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韩非子》里有个“纣为象箸”的故事：纣王有了象牙的筷子，就要用珍馐美器华服广厦来与之相称。长安街就是这双象牙筷子，如此大尺度的街道完全抢过了中轴线的风头，然后沿街的建筑也需要超大的体量来与之相称；有了这样的一条大街，各种环路和更多的宽阔大街就一一诞生，然后这些地区的建筑也不得不以超大的尺度来与之匹配。传统的平易近人的胡同街巷被分割成宽阔马路间小块的孤岛，城市的肌理被割裂，现代建筑的巨大体量让古建筑显得卑微可怜，而与此同时交通问题却愈演愈烈。

建筑师和规划者必须努力重新弥补和延续这个割裂的文脉，探索中国自己的新建筑。我坚决反对“大屋顶”式的拙劣仿古。中国汉族主流的传统建筑形态——也就是木构大屋顶，以及院落式的平面布局其实几千年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具体的制式和结构部件有所演进，如果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是在反反复复建造同一座建筑恐怕也不为过。从现代的角度出发，中国建筑的核心不是造型，不是斗拱飞檐，而是布局、空间和功能关系，这在园林的营造中达到了顶峰。现代人不应生硬模仿传统视觉元素，而是应当借鉴气质、尺度、空间和布局。像**在气质上再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王者神韵，做到了“神似”而非“形似”。奥林匹克中心区延长和强化了北京中轴线，梳理和引导了城市北部近年发展出的新格局，也是相当成功的规划。世博会中国馆则是生硬地引用了冠盖斗拱的传统形象，其实与传统的文化和城市毫无关系，就好像西方现代建筑要爱奥尼克式柱头大作文章一样荒谬；这种恋物癖式的怀古，其结果只是存其形、折其意、失其神。而我们更需要的是忘其形、取其意、得其神的探索，从小尺度建筑到大尺度的城市规划改造，与北京的传统相衔接，把整个城市重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肯定少量的“非凡建筑”拓展北京形象的积极意义，也期待这个城市出现更多更好的“平凡建筑”。北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21世纪新型国际大都会的典范。在建筑师、业主和公众的彼此理解和密切合作下，我相信一个更美好的北京必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