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的公平和效率（整理）_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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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形势下的公平和效率

1993年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和逐步实行“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对于激励微观经济主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且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非常快。在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在就业机会、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发展的机会、进入市场的机会等方面的不公平。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为此，党和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方针。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意味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已经过时或者需要重新审视呢？有学者认为强调“更加注重公平”与强调“效率优先”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也有学者则认为二者不能并存；还有学者甚至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要研究这个问题，还得从研究社会主义下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入手。

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分清是从什么角度、什么领域分析的。如果从生产和工作领域来说，强调效率，讲效率优先，是不容置疑的。从微观层面说，应重视劳动效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企业整体效率。任何工作岗位都应重视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生产力还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效率差距很大。因此，在我国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的当前，重视和强调效率是天经地义的。从宏观层面讲，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传统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践证明，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起由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来，效率会更高一些。但不能迷信市场万能，那种完全自发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震荡，造成资源浪费。需要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统一起来。由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才能发挥和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当我们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强调和重视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从分配关系来说分配自身不存在效率高低问题。人们常讲的分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并不讲分配效率是高还是低。从分配角度考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是指分配公平与分配效率的关系，而是指分配公平与不公平会影响到劳动效率、生产效率的高低。分配公平合理有利于促进劳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分配不公，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在分配关系上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就是上轻公平，把公平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样，所谓效率优先也会落空。

因此，在分配过程中，并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分配过程中做到公平本身就是在促进效率，因为二者是统一的。

公平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补关系，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只有从非公有制存在等其他意义上才能说“效率优先”)。尽管我国法律允许按资分配这种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性质就是没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公平分配。可见，按劳分配式的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阶级性和相对性。同时，只要不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的“平均”或“均等 ”，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来看，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这是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

在当代中国，实现效率的根本方式与决定因素是公平，公平决定效率的实现程度，公平达到什么程度，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因而既要以市场机制来促进效率，也必须用公平的方式来实现效率；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中介；用公平实现效率绝不是弱化效率的地位，反而是更好地注重效率，用公平的方式实现效率有利于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与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用公平实现效率，什么时候的经济社会就能获得既快又好的发展；什么时候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畸形。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做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诚实劳动者靠其努力和能力先富起来，结果既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也使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不少实惠。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片面理解、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下，一些人缺失人本理念，借效率与公平的地位差异，把“效率优先”作为“保护伞”，把社会公平冷在一边，结果采取一些不公平的手段非法攫取财富，使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大量出现，也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畸形，付出不少代价。这里，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身使我们付出了代价，而是只重效率而公平缺失使我们付出了代价。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价格机制还不完善，还没有完全而有效地形成市场交易秩序，垄断依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着较大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诸如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内部控制、非法剥夺农民的土地、通过寻租拥有特权、独享垄断资源等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不公平行为。与这些行为导致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相比，个人能力与个人的努力能起的作用的确微乎其微。这种机会不均等在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和进一步引发机会不公平的同时，也破坏了有效的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因为在这里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有机的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出与“效率优先”原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也不是要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选择公平而放弃效率。相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求我们深化改革，健全价格机制，完善市场交易秩序，提升市场经济质量；要求我们打破垄断，废除特权，降低市场 准入门槛，整顿土地、资本市场；要求我们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要求我们尽量消除机会不均等，消灭双重甚至多重游戏规则。这些全部是有效 的市场竞争的内在要求。在这些方面，公平与效率是有机的统一，不是此消彼长的两难选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我们既不能否认人的先天的起点的不公平的确客观存在，更不能否认我国财富差距拉大的客观现实。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重视结果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 生的机会不均等问题。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层面上不断优化税收体系和改革社会收入分配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实施积极 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调整公共资源的使用结构，使其更多地投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