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_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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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本文是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反对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为了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指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既赞成又怀疑的矛盾态度，幻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拥有最广大的人数，经济地位低下，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别是贫农，人数最多，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集中，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者依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良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quot;这个结论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本文是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于1927年1月到湖南做了30天的考察后写成的。同年3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文章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
一、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这只有靠发动农村大革命才能完成。农民是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二、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文章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文中强调：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四、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指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和组织亿万农民，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在革命中出现”反常“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列举了农民协会做的十四件大事，给予充分肯定。文章的发表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并针对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中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的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并以大量事实论证中国革命政权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壮大的道理；对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对激励工农群众、鼓舞革命斗志，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8年4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弱小的兵力，与湘赣两省前来”会剿“的敌军斗争达4个月之久，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进攻，边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边界党组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整顿党风，纯洁组织，并于1928年10月14日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确定了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大计方针。11月14日，毛泽东领导召开了红军第六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并对如何反对敌军”会剿“作了详尽说明。至此，边界的险恶局势有了根
本好转，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本文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写给中央的汇报。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共9个问题。第一部分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第二部分是”割据地区的现势“。文章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以及进行武装斗争、加强党政建设的重要性；对革命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对革命力量
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答复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究竟应如何估计而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对此，林彪及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势力和影响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改，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悲观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走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农村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道路，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心，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从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高潮并非遥远无期，强调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同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后遗失。1961年1月在福建龙岩地委处发现。经毛泽东本人校订，收入1964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均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收入199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主要内容：（1）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著名论断。（2）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quot;，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具体阐述调查的技术。此文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第一次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刊词》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党组织发展很快，但是许多新党员没有很好地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教育，因而党内许多非无产阶级现象又有所抬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写下这篇发刊词，发刊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总结了党创立以来18年的历史，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发刊词从历史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对我党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少犯错误，加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原拟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同志起草，经毛泽东改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因执笔的同志未完稿而停止。原文刊载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4至5期。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击国民党在舆论上的进攻，二是为了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书两章共10节，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该文是标志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代表作。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于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此文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加紧反共活动，他除了在政治上、军事加紧对我党我军进攻外，在思想战线上则利用反动文人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所谓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的“一次革命论”，提出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反动主张和观点。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对于如何继续坚持抗战以及革命前途如何等重大问题，困惑不解，忧虑重重。为了驳斥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回?quot;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重大而迫切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这一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亦称《八一三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结束了，而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前途，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还是建立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当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根据蒋介石对人民所采取?quot;寸权必得，寸利必得”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有充分准备，不抱幻想，组织群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这篇报告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思想准备。
《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至10月11日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谈判结果进行评价。这篇报告主要内容是：（1）肯定了重庆会谈的成果；（2）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双十协定》应抱的态度是不轻信国民党的诺言，重庆和谈是各方面力量共同促成的，但它还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内战如果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从自卫立场出发，坚决地维护人民的利益；（3）强调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向人民宣传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前途，使人民树立起胜利的信心。报告对重庆谈判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说明这是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运用，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并对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工作方法作了一定阐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实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形势方面，主要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美国依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雄厚的经济力量，大力推行扩张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是阻碍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因此，美国极力进行反苏宣传，着手准备反苏战争，妄图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形势方面，蒋介石依靠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面
对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中国人民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了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因此而出。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提出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成为全军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败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这个报告，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方针和指导思想。报告共分10分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结束，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方式就要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3）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4）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并不值得骄傲。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报告为夺取全国胜利，为全党进一步领导全国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变化的方向，是一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政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到1949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正在商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士寻找革命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论述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阐明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时首次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本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阐述了国内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以十大关系为标题，即：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十大关系也即十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且许多思想和观
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该文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重大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文中的许多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补充整理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quot。文章把繁纷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
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