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叫魂_我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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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浅读《叫魂》

---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 公元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正是中国历史上康雍乾盛世的顶点，高度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无处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就在这样一种盛世背景下，一种人的灵魂和躯体可以分离的民间传说，借助着一些偶然的和虚构的割辫事件，将无形的恐怖播散到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到秋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上至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下至遍布乡野的小民百姓：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一边绞尽脑汁应对皇帝以便永得隆宠，一边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小老百姓们不是忙着抓住叫魂的机会打击报复，便是夹紧尾巴得以自保“折腾到年底，案情真相终于大白，叫魂纯属恐惧子虚乌有，其间充斥着造谣诬陷屈打成招，一场轰轰烈烈的妖术大恐慌病去如抽丝般草草收场。这便是孔飞力 为我们呈现的叫魂。

该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但他并不是讲妖术，而是通过妖术和叫魂事件，透视当时中国的专制政治官僚体系社会结构信息传递诸方面，以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读者认为叫魂案是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的专制权力与民间草根势力的一场较量表面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它始终面对着麻烦和恐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中、这个特定的多姿多采的历史舞台上,登台的人物按其社会地位大约可以分为四个等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级;第一,最高层的皇权代表者乾隆皇帝和他的智囊团兼喉舌—军机大臣;第二,官僚阶层;第三，普通民众;第四,国家之外的流民。这四个等级的人物在1768年妖术恐慌的社会舞台上,各有其主动性的表演和被动性的表演两种表演;而在不同阶段即“舞台剧”的不同场次中,他们都轮流着充当该场戏的主要角色。

一社会基础

叫魂事件发生的社会基础：叫魂引起的恐慌是社会性的，民间对叫魂妖术的迷信，总是伴随着欺骗、偷窃、懒惰，以至于道德沦丧和犯罪。对叫魂妖术的恐慌是对污秽的历史沉积的恐慌，1768年的叫魂大恐慌，就是这种历史沉积的总爆发与社区生活者相对峙的赤贫者，特别是特殊的游惰阶层，是造成社会混乱，尤其是产生1768年叫魂大恐慌的土壤。欺骗是妖术大恐慌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欺骗在当时几乎是连通不同社会阶层的唯一渠道。

二读者视角

我认为该书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痼疾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博弈，皇帝与整个官僚体制，利用各自的信息系统展开了一场操控与反操控的斗争，叫魂事件暴露出专制皇权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危机，皇帝必须通过不断加强集权和信息封闭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也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对专制皇权的反抗，体现在社会大众的对抗式反应，官僚机器推诿责任的无为，这一切均成为中国专制社会皇权的危机，使得它只能通过宗教与信息封闭等形式加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这样一种互动最终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双方的调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适与妥协使民众拥有适当的权力；二是人们从旧的帝国体制外去寻求政治权力，即走上造反与革命的道路 ,叫魂一书最后的结局是采用了前一种形式。

三中国的体制特色

中国的官僚制农业帝国是世界上对社会渗透力比较强，管理内容比较宽泛，治理手段也较强硬的一种国家形态其次，成熟完善的科举制考试和科层制政府，一套比欧洲诸国早了近两千年的择优录取的科层选拔体制和管理机制，使中国很早就走进了高稳定，低效能的治理模式。再次，军人和商人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在欧洲诸国，军队将领一般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商人也有着显著的政治地位，而在帝制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重农抑商的政策也使得商人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即使是在商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非常高的北宋时期，商人也未曾获得显著的政治地位。最后，以儒家和儒学思想为核心的精英层面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形成了很高的共识，在精英层面，儒家思想不仅是一种观念认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运用国家。

孔飞力以小见大、管窥全豹的写作将叫魂事件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叫魂，从一个立体的层面展现出了清乾隆年间的强国家形态，叫魂事件的起转承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国家力量的张力；该书通过一个事件，分述了社会结构的四个层面在叫魂事件中的不同行动，通过对这四个层面功能的分析和互动的透视，来审视国家权力的压倒性力量，以及社会的反作用力。在强国家力量的作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用下，叫魂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由于社会层面的缺失而造就的事件。

四 叫魂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及其互动关系

１．乾隆皇帝

最高统治者对叫魂的反应，是将他与谋反联系在了一起他有忧有惧：忧的是整个官僚阶层在认识上与他的目标不一致，他认为整个官僚阶层不是以剪除叫魂恐怖粉碎谋反阴谋实现国家的稳定为目的，而是通过封锁信息渠道以隐瞒的方式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惧的是妖术超自然的力量，与失控的民众情绪以及由发辫引起的对外族统治者的敌意，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对大清王朝的基业带来的威胁。因而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在面对弥漫全国的叫魂事件时，没有将它简单地视为一个妖术事件，而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的。在专制极权的社会，君主要实行个人控制，非要诉诸于政治罪不可，叫魂案的实质是政治罪官僚体制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皇帝，他们最初对妖术事件的态度是压制，不向皇上奏报，以求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皇帝动用了自己建立在官僚体制之外的一套信息系统，得到了妖术事件的消息，这使得他对官僚体系失去了信任，对叫魂的忧惧扩大化，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总认为查办力度不够而不断向下施加压力，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使得乾隆皇帝在最大程度上动用了自己的君权，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摆脱官僚体制对他的控制，使得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信息是一种权力和力量，但是它也是一种制约因素。叫魂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朝廷和民众双方都具有威慑作用，乾隆在案发初期采用秘密通信渠道了解叫魂一案的进展，正是恐惧这个因素制约着他在危机初期谨慎行事，对于王朝的上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层人事来说，超自然的力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妖人与神灵世界的交流关系，会危害到王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乾隆皇帝对于民众的判断是轻信的，他们容易受到留言的煽动并受到惊吓，因而有必要刻意回避剪辫一事，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需要谨慎行事以避免爆炸性的危险。

２．官僚阶层

在整个叫魂事件中，官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体现了谨慎的目的理性这样一个特点，而目的理性的本质就是运用技术的手段对事态发展进行控制，他们需要区分的是如何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各省官员在处理春季叫魂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一方面是职责所在需谨慎行事，另一方面又对民众表现出来的对不可知论的恐惧和不以为然。他们在叫魂事件初期行为的特点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息事宁人，以压制和平息为主要基调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当乾隆皇帝通过自己的信息系统打破了官僚阶层对他的信息控制之后，原来息事宁人的那条路就行不通了，将政治问题行政化的企图落空之后，各种补救措施应运而生，江西忙而不动，苏州转移视线湖南统一步调。体现出来的都是种常规化的倾向。通过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地方官员们便回到了既为他们熟悉又不受短期考评约束的方法。官僚体系希望从紧急渠道转入对地方官员更为安全的常规渠道。综看官僚阶层的行为逻辑，无论是从一开始的息事宁人，还是后来或是鼎力查办。或是推脱责任，官僚阶层的目的是明确的：以技术的手段维持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３．普通民众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是孔飞力对叫魂事件中普通民众行为的描述和分析

４．国家以外的流民

妖术恐慌与人口的流动有关，流动人口威胁公共安全，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清乾隆年间是所谓盛世，一定是一番昌明繁荣，各安其份，各司其职的社会景象。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盛世之中，经济的发展将大量的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使之成为国家以外的人，人包括没有度牒的和尚，流浪的乞丐、下层道士、失业男女等，他们都失去了土地，没有根基，没有明确的社会关系，来历不明，不受控制，过着地下的生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以及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使土地明显减少而不足以吸纳所有的劳动力，从而许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力，但是社会中又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接受这些自由劳动力的市场，所以这些人只有沦落为流民，这样一步一步，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下层阶级。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和无约束性而被视为一个不安全因素。一种会打破结构性稳定的威胁把乞丐和僧人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共谋的结果，他们是国家转嫁危机的承担者，也是普通民众发泄恐惧的对象，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身份，不受国家控制从而也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成为叫魂刀俎下任人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宰割的鱼肉。因而这样一些流民，是叫魂事件的牺牲品，是盛世的悖论。

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这种观点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历史上尽管专政高压在一段时间可以控制非官方的民间信仰和传播，最终的结果却往往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和适应。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另一种力量知识精英最终会出来调和上层和草根的矛盾，而这些知识精英所认同的依然是可以归总到儒家思想的一套信仰体系，君主和儒士之间形成的共生共存的关系，不但普及了精英层面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达成了很高的共识，而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自始至终从根本上主宰着整个叫魂事件的走向，而这样一种主宰，恰恰体现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大，是对强国家传统的一种印证。

四简单的结语

“叫魂”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叫魂如今已经演变成一种祈祷，祝福的方式。，新时期面临新的挑战，政府体制内部矛盾层层，大老虎时不时跳出民众的视野，社会群体性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政府如何一碗水端平，是我们当代大学生以及后来人需不断探索的问题。

此外，虽然读者学识尚浅，但我对于叫魂一书中的某些用语还是表示怀疑。比如：在书中第133页孔飞力先生写道：“中国人相信，灵 厚德 博学 精明 自强

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方式而与躯体分离的”； 在书中第299页孔飞力先生写道：“我们在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蔽势力威胁的看法”；在书中第300页孔飞力先生写道：“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的、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在书中没有明确的观点支持，何况我们并非身处哪个年代，有些事，使我们无法感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