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绎亚里士多德悲剧的严肃性_论盖茨比悲剧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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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绎悲剧自由栖居下的严肃性

摘要：文学中所谈论的悲剧远非局限于一种戏剧形式。它不仅代表了一种矛盾的存在，更表达了一种对人生的感知。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中，他悲剧的“严肃性”、“完整性”和“规模性”,让读者在悲痛的挣扎中得到了心灵的净化。也正是不同文化背景使悲剧得到了诗意的栖居，但由于中国悲剧的不彻底性导致悲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应注重悲剧的严肃性，让读者在悲痛中得到崇高的洗礼。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悲剧；严肃性；文化背景；崇高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但深刻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意义，还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悲剧理论，提出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中西传统悲剧意识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取向。让悲剧在自由的氛围中不断发展。也正是由于悲剧中“情节的突转与发现”、“语言修辞的巧妙”、“音乐的动人”、“形象的可亲可感”这几个部分恰到好处的结合，才使得受众感受到了强烈的“快感”，进而才使得悲剧产生了高于史诗的美学效果，至此悲剧之美便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了人类早期文艺精粹中的一种“典范”，孕育了博广精深的欧洲文学和艺术。

本文则从以下几点来论述悲剧的多样性和严肃性。

一、寻绎亚里士多德悲剧语境中的严肃性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是对悲剧性质的界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部出色的悲剧必须具备“严肃性”“、完整性”和“规模性”,而悲剧最主要的特征是对行为的摹仿。也就是说,悲剧从始至终都要由一系列的行为贯穿下来。这就涉及到悲剧行为的主人公。亚里士多德认为,发出悲剧行为的主人公应当是“高尚的人,比一般人好的人。”既然,悲剧的主人公是高尚的人,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由于有性格缺陷的主人公看事不明,错误行事,而最终酿成悲剧。悲剧动作的运行,先是充满期望,而且过于信赖这种期望,然后走向错误,一切希望终成泡影,逐渐有所认识最后至于完全失败。”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悲剧的严肃性则是思想理念的严肃性与创作方法的严肃性。

首先悲剧冲突的严肃性是指主人公的错误行动必须具有“严肃性”,即:主人公的行动是可怕的和可怜的,“一定发生在亲属之间,仇敌之间或非亲属非仇敌的人们之间”。其次悲剧的人物是严肃的，是主要摹仿高尚人的高尚行为，主人公应该是正面人物。比普通人稍高的凡人而不是所有人。最后悲剧的主题是严肃的，在悲剧中，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人类的无助，更通过展现与悲剧结局的对抗，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达到了崇高的审美情态。例如《哈姆雷特》的选材颇具严肃性，它以宫廷事变为开端——老国王突然奇怪驾崩，王后匆忙改嫁新国王，全剧紧紧围绕王子哈姆雷特的复仇为中心而展开。主人公哈姆雷特恰恰是一个集诸多优良品格于一身的正面人物，面对父王的亡魂，哈姆雷特的确已经下定决心要杀死叔父为父亲报仇。然而哈姆雷特所受的高等教育、进步思想使他克服内心复仇的冲动欲望，在理性的指导下，他不仅勇敢地面对残酷的现实，更要通过自己的智慧进行调查，用充分的证据来揭露新王的邪恶和暴政、皇室的黑暗和乌烟瘴气，拯救丹麦人民使他们脱离黑暗和残暴的统治，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他应当担负的重任。哈姆雷特完全不同于旧时鲁莽的复仇者，他是一位理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莎士比亚通过刻画一个以理性思想指导实际行动的新时代的青年来表达其悲剧的严肃性。而《哈姆雷特》又通过一系列事变来引起怜悯、恐瞑乃至愤怒。它的情节和主题不仅引起了读者的同情更多的是让读者感受到了痛苦后的快感。然而，中西方不同的学者对对悲剧的理解的多样性，也使作品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触，同时这也说明悲剧自身的开放性和对悲剧定义的困难性。也是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学者对悲剧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在不同的背景下不同的学者对悲剧也有着不同的感慨，这让悲剧有着诗意的栖居，二、悲剧自由下的诗意栖居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艺术的最高形式。黑格尔也赞誉悲剧为艺术的皇冠。别林斯基在《美学·诗的分类》里曾经说:“没有一种诗象悲剧这样强烈地控制了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度的享受。”我们又可以看到，鲁迅小说的悲剧，它并不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也不是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而是正如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到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是题材广泛的社会悲剧。鲁迅先生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从“人”的角度,提出他的悲剧观,并通过小说创作展示其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小说既从普通生活中貌似无价值的事物中提取有价值的东西来叙写小人物的悲剧,宣扬“人”的价值;又使悲剧人物的命运毁灭得十分彻底。进而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呼唤“人”的觉醒。但在他的作品中缺少着悲剧的崇高性。而亚里士多德却与之不同他注重宣扬的是高尚的人不是小人物，他更注重情节认为情节是悲剧的基础和灵魂，并且情节也具有严肃性不是能导致悲剧效果的情节都能运用。这两位学者对悲剧认识的差异性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其深刻的文化哲学原因来说。首先，在认识基础上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主客对立，中国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从而奠定了中西文化最基本的区别。其次，从产生悲剧的根源来看，西方悲剧根植于西方人追求生命之终极，而这个终极最终又不可得的生存焦虙，而中国传统悲剧则产生于理想社会和真实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再次，从悲剧理想上来看，西方人希望借助悲剧之悲烈，否定现象生命，通达绝对生命，最后实现生命的超越。而中国的悲剧，力图通过悲剧之故事，建立一种可能达到的理想人格——其本质是圣人圣心的道德人格。最后，从悲剧的表现形式方面来，西方人对语言的崇拜导致了完全以对话为主的戏剧艺术（话剧），表现西方人对语言的绝对依附。而中国传统思想则认为“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对语言的局限有深刻认识，所以中国传统戏剧总是以歌舞言为一体，使戏剧脱离对语言对完全依附和控制。

然而，总体看来中国文化的现世性和道德化倾向, 使中国悲剧侧重表达现实怨愤, 悲剧冲突多围绕人性善恶, 展示善良无辜者的遭难蒙冤;西方文化的超现实精神和认知理性的发达, 使西方悲剧较多表现人生苦难的终极追问, 体现形而上的本体之思, 悲剧冲突多表现知的痛苦困窘。中国悲剧注重哀怨委婉的抒情, 并以“大团圆”给观众以心理满足的抚慰;西方悲剧追求悲壮庄严, 使观众在振奋震惊中情感升华。

回顾悲剧的各种理解，发现在中国的悲剧中缺少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那份严肃与崇高，没有突破中国的传统的思想走出大团圆，走向严肃感受痛苦后的快感，体验崇高的境界。

三、走进悲剧 回归严肃

中国传统的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总是偏爱“大团圆”的结局，缺乏悲剧的崇高意识，从负面效应看，导致人们沉溺于人生幻象，逃避现实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族审美心理脆弱的一面。这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审美文化精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以优美这种审美形态为先，恰恰体现了象数思维的特征——主客交融、和谐相处。由象数的思维方式所生发的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的思想，其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人与自然作斗争思想，缺乏主体征服客体的思想。这与悲剧的诞生之地西方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西方从柏拉图的“理念”说始，开启了“主体——客体”式思想的先河，以后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明确地把“主体——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主体——客体”式的在世结构。这种思维方式使古希腊人直面现实伤痛，形成了放任感性、纵情狂欢的酒神精神，于是悲剧从此诞生，“像音乐一样是苦闷从内心发出的呼号”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决不是反对“万物一体”的和谐一面，而是试图启迪克服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就能体现这一特点，他认为悲剧不仅要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还要起到净化的作用。让读者在痛苦中挣扎出来得到快感一种崇高的严肃性。就如，《俄狄浦斯王》它唤起的不仅是读者的怜悯和恐惧，更使读者感受到了痛苦后的畅快，使读者在莫大的震撼和痛苦中得到最后的快感让心灵得到净化和洗礼。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的主题严肃的一面，它和中国的悲剧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悲剧经常与喜剧结合在一起从而悲的不彻底，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苦中寻乐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又以大团圆的结局冲淡了悲剧性。而另一类的悲剧则是彻底陷入悲剧，没有留给读者更大的启发与震撼的感受，也没有引起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只是单纯的怜悯或者产生反感。没有把悲剧的情节作严格的规划造成很多的悲剧情节相差无几使读者感到麻木与反感。引起这样的问题就是由于悲剧的主题与悲剧的创作方法缺少严肃性，从而所产生的审美效果缺少崇高性。

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如此。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又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我们应该使剧烈的内心矛盾不被和谐的愿望所淹没。艺术和人生需要优美，当然也需要崇高，需要找到伟大心灵的回声。在悲剧主题中回归严肃，规范情节让理性观念的力量使我们超越自然的威力，挣脱痛苦取得快感达到一种对人生和人性的感知，从而净化和洗礼灵魂。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悲剧严肃性的分析以及悲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存在形式比较得到了悲剧的真正的力量。在悲剧中人作为矛盾体存在于矛盾之中。通过展现人类的受难，人们向正义和公理提出了各种问题。什么是人性?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难?为什么人类的良好品行会带来灾难?我们该怎样面对人生的灾难与挑战?也正是在悲剧的严肃性中，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的无助，更通过展现与悲剧结局的对抗，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先生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2] 程麻著.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M ].满涛,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4] 张镰.从悲剧的文学表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意识[D].首都师范大学 2006 [5] 李杰.朱光潜的生命美学观[D].华南师范大学 2003 [6] 田冬青.中西文化的撞击与融合[D].山东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