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_五四运动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五四运动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热情的投身到争取国家主权、抵御外族入侵的斗 争当中去，为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不仅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大人物，还有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等一大批学生代表。
一 人物介绍
罗家伦（1897—1969年），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傅斯年（1896～1950），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
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学（后改称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1917年秋天，傅斯年等人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萌生了组织学生学术团体的想法。经过酝酿和准备，1918年10月，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决定组建新潮社，创办学术刊物《新潮》杂志，自任主任编辑。1919年1月，《新潮》杂志创刊号面世。傅斯年在《发刊旨趣书》中强调《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鼓动学术之兴趣”，“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引导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裕于世界文化之流”。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44篇文章，数量最多，其内容涉及政治、学术和教育，其文风颇有锋芒、大气磅礴，议论激切深刻，积极提倡伦理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等新思潮。
二、罗家伦起草宣言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把示威游行活动提前到5月4日。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虽慷慨激昂，但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倒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主要证据。
三、罗加入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半左右，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三千多人齐集**广场，在进行了简短的演说之后，学生们就排队由**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游行队伍由傅斯年任总指挥，按预定路线出发开始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这一过程中，罗家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阻，于是推选四位代表前往美国公使馆交涉，并递送了一份说贴，要求美国公使瑞恩施转达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中予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这四位学生代表有三位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
四、傅斯年指挥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大火烧了起来。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的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佣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五、傅斯年退居二线
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意见不一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二人互殴，胡霹雳动手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方面为其他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等人出谋划策，一方面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运动结束不久，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不用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时间考察社会状态，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
六、罗家伦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同学
5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了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和其他学生共3000人参加的全体联合大会。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在大会上，罗家伦报告了被捕学生在狱中之情况及与商界、报界接洽的情形。当学生忙于营救被捕同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联合北京各大学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告以各校复课为释放学生之条件。5月6日晚10点多钟，蔡元培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要求他们连夜通知各校复课。罗家伦等四五个同学于深夜赶赴各校，经过许多费尽口舌的解释，任务最终得以完成。5月7日上午l0时，被捕学生终于得以释放。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七、罗检讨五四运动
5月26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罗家伦的这篇文章也是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国内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综合评论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从那以后，人们就以“五四运动”来称呼这场由北大学生首先发起的爱国救亡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罗家伦开篇就指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首次将五四运动的意义概括为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三种精神：其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它是“再造中国的元素”；其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使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其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此次运动是中华民族对内、对外自决的第一声。该文被上海《申报》全文转载，影响很大。在文中，罗家伦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五四运动长远的影响应当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联系中国社会此后数十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不钦佩罗家伦出色的前瞻能力。
总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罗家伦是一位思想敏锐、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过程，而且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发起、组织、协调联络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及时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的名称，第一个撰文总结了五四精神，称颂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因此，无论事前的筹划、事中的参与、事后的思考和总结，罗家伦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八、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傅斯年经过观察和总结，认识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出现许多好的现象，好的兆头，但他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萌芽阶段，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几次“新动机发露”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条件不具备，“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们，要总结历史教训，“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数月来之学生运动原为提醒国人之作用，我等深信，国家事件非学生可得一一处治者，我等并不愿一一为处治，特以各种方法唤醒国人，使其共负国民的责任心，知一切社会在一国中受同等之利害，必负同等之责任，有民族的觉悟然后收共治的效果。这就是说，只有民众的觉悟，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很明显，傅斯年的这种认识是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次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斯年是最早认识“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人物之一。
（中国民众过去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纯粹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义务，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了社会责任心。但是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积极参与运动取得了运动的胜利。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认识到：如果给予教育和启发，民众会迅速觉悟起来，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傅斯年通过五四运动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进一步论述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直接的意义是促进了民众的觉悟，开始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第一步。）
五四时期中涌现大批皖籍知识分子的原因(陈独秀、胡适、高语罕、朱蕴山、高一涵、李辛白、刘希平、刘文典等)
一、孕育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背景
从20世纪初安徽的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运动的展开是催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新式学堂和留学途径培养出来的学生全然不同于旧式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风格。他们学成归来，对于推动安徽近代教育的发展，开通安徽的社会风气，促进新思想在安徽的传播，倡导民主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集结与重组
二十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巨大热情。随着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相应伴随着安徽新型知识分子的第一次集结过程。第二次集结以袁世凯统治的瓦解为起点，他们看到时局变化的转机，相继回到省内，重新开始革命历程。两次的集结让安徽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由产生、发展而壮大，密切了联系，形式和和内涵都有递进和升华。随着《新青年》的问世，以及陈独秀等皖人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