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之死_国民政府各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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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之死
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之死
公元1936年10月底，萧瑟秋风将一条爆炸性新闻从武汉迅速传遍国中：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经炙手可热、担任过蒋介石武汉—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新政学系”头子杨永泰，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杀于江汉关码头。消息传来，国民党政界即引发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疑争相鹊起，可谓纷纷扰扰而又沸沸扬扬，搅得不少头面人物一时坐卧不宁，惊恐莫名。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东京方面竟也大凑热闹而频传唁电，且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向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震怒和关注之意，甚至非要向其讨出一个明确说法不可据说杨永泰于10月25日下午5时在江汉关码头遭伏击而临终之前，曾费力地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说完，便遽然合上双眼，撒手归天了。
杨永泰此语从何谈起呢？他究竟算是何种角色？又和谁结下了如此深仇大怨？暗杀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势力呢？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或说杨永泰是被共产党处决的，或说是被“CC”系暗杀的，或说是被蓝衣社谋害的，或说是被刘庐隐指使刺客了结的，或说是被一个叫做“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爱国秘密组织镇压的……而欲解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谜，还须得从杨永泰的为人处事及政治立场入手探析才是。“卧龙”出山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880年生，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参加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国民党右翼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同孙中山分道扬镳。杨永泰时为政学会成员。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杨永泰又追随张耀曾等来到广东，同滇桂军阀相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时，称为政学系。这时，杨永泰靠着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1918年7月排挤孙中山后任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及桂系军阀的关系，先后出任军政府财政厅长与广东省长等要职。1921年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垮台后。杨永泰遂逃往上海赋闲。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成立起国民政府，气势日炽。杨永泰则经过多年的韬光晦迹，选定了蒋介石作为新靠山。于是，他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酒店包租了一组三套头的房间（包括卧室、会客室、浴室各一间），招待来自南京的达官贵人，一切吃喝玩乐均由他供应。其中，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甚殷。王伯群每来沪上，多被杨永泰接至东亚酒店供养，酒肉女色，一应俱全。这样，大致在1929年，杨永泰终于当上了交通部“顾问”。接着，他又抓紧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经常向王伯群、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打听蒋介石的“起居注”。蒋对王阳明的学说颇有兴趣，又喜好曾国藩的家书。杨永泰闻知便将《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买回来细细捧读，揣摩不辍…… 1930年秋，杨永泰经张群、熊式辉引见，得以晋见蒋介石，一经交谈，蒋氏大喜过望，以为杨是当今“卧龙先生”，当即委派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并让他随行到汉口“参赞戎机”。
由于杨永泰熟悉中国近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与“底帐”，且能“善体圣意”，将蒋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向蒋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很讨蒋介石欢心，很快就由“剿总”参议兼秘书擢升为秘书长（1932年），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的重要帮手。
杨永泰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绝好文章”（周佛海语）乃是1932年他的那份上蒋介石“万言书”。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分布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坐镇武汉正准备组织第四次“围剿”而心里无底。杨永泰则抓住时机，在这份“万言书”里提出将与革命根据地接壤的区域划为五省“剿匪总部”直辖的军事区域，建议在这些区域内建立行政督察专员的制度，不受各该省政府节制。“万言书”还提议在五省试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团，并逐步推向全国。“万言书”的核心是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提出“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三干政策”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很快，蒋介石就采纳了杨永泰的主张，把南昌行营简化为两个厅（原来为七个厅），这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先兼任厅长的军事厅（第一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第二厅）。当时即有人恶作剧地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叫第二厅为“七分厅”。
“万言书”因此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反共反红军的政治一军事理论核心与基本策略。原“新政学系”骨干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称：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上的某些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而1934年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外，从蒋介石这方面来说，则是由于采用了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论以及“新政学系”另一骨干分子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推进”政策，“使国军能够比较适合于同红军作战”。俨然“行政院总理”
杨永泰的“万言书”也应看做是当时所谓“新政学系”的政治宣言和根本大纲。据当事者王又庸及冯若飞、张潜华等回忆，“新政学系”从未正式成立过，也无正规组织，只是大约在1932年或1933年，因为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命令，“CC”系首脑陈果夫为了打击杨永泰和熊式辉等势力，于是便出来揭发他俩以原旧政学会成员为骨干，“搞了一个小组织”，这样，“新政学系”作为一个派系的名称才得以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内及当时中国政坛。但是，王又庸承认：因为“杨永泰是政学会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组长文群和第一组副组长李为伦也都是政学会成员；还有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则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而杨永泰的主任秘书卢铸又是政学会首脑李根源关系极深的旧部。这批人物，相当长久而固定地集结在杨永泰和熊式辉手下做官，逐渐成为臭味相投、声气相通、互相关怀、休戚与共的一个反动的官僚集团，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否认……根据它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称之为‘新政学系’，或单称‘政学系’，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据王又庸回忆，直至1936年秋杨永泰被暗杀于汉口、珞珈山大出殡之日，“新政学系”的基本成员大致有40人左右。在这之前，杨永泰和熊式辉及后台支持者张群，“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冯若飞还具体指出了“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的名单，其中有黄郛、吴铁城、黄绍纮、陈仪、沈鸿烈、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魏道明、蒋廷黻、何廉、文群、王又庸、李文纶等人。在整个三四十年代，“新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都是足以与“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黄埔系（以黄埔军人出身者组成）、元老派（以李石曾、张静江为头目）、英美派（以王宠惠、顾维钧为代表）以及太子派（以孙科为首）等相抗衡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派系。张潜华甚至回忆说：“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1933—1935年，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还听从杨永泰建议，将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职权划归到南昌行营行使。其时国民党统治势力仅能达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10个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而南昌行营第二厅则俨然成了国民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院，作为南昌行营第二厅的厅长杨永泰当然便是事实上的行政院“总理”了，这叫“CC”系等其他派别的头领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杨永泰30年代的旧友陶菊隐曾在《我所知道的张季鸾和杨永泰》一文里回忆当时杨永泰得宠时的情形说：
同年（指1933年），我由南京回长沙扫墓，便道到南昌去看他（指杨永泰）。当我到行营二楼秘书长室时，看见对面一间就是委员长（1932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室；同时得悉，在行营内，秘书长的名次仅居委员长之下，而居参谋长之上。像这种排列法，在军事机关中是无前例的。因此可以说，这时蒋对杨是信任有加，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另据有关资料介绍，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期间，甚至还将床铺也搬到了蒋介石卧室门口，蒋介石睡里屋，他睡外室。蒋介石常睡中起身，绕室而行；杨永泰则随时半睡半醒，侧耳细听，一闻隔壁有动静，即忙不迭推门而入，问长问短，与蒋介石分享忧乐。那蒋介石也乐得向他倾吐衷曲，将党政军大事甚至于家庭、家族琐事咨询于他。这杨永泰则善于察言观色，每每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去为蒋介右排忧解难。杨永泰还有一个特长，即是处理公文的快刀手。在杨永泰未来之前，蒋介石颇不放心他人而事必躬亲；无奈每日里从国内外飞来的急电要件如雪片一般积落如山，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连呼“总司令”这碗饭不好吃。幸而杨永泰及时来到蒋介石身边，这才将他从繁冗忙碌中解救出来。杨永泰阅读公文具有一目十行及过目不忘的能力。他能在每日送到案头的数
十、数百件长短不一的公文中择其要者用数十或百把字另纸概述一遍，使其言简意赅，一目了然。然后，又在上面有针对性地拟出上、中、下三种解决对策，连同原文，一并及时送至蒋介石手中，让他再作选择。他提供的对策，可以说从没有使蒋介石不满意的。由此一来，杨永泰便俨然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而使众文臣武将特别是“CC”系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妒忌死了。同“享”“亲日派”骂名
众所周知，在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CC”系陈果夫、陈立夫同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样，在政治上都是著名的亲英美派，尤其是1933年5月日本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对美英在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后。可是，以杨永泰、张群、黄郛等为首的“新政学系”则是著名的亲日派，时与汪精卫、何应钦、唐有王一样，在社会上“享有”同样骂名，这自然会在政治上与“CC”系发生根本冲突。当时在老百姓中间即传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所下的“不抵抗”命令，就是杨永泰出的主意。另据王又庸回忆，1934年二三月间，杨永泰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就曾公然指出：“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这问题很简单-抵抗要有力量。拿鸡蛋碰石头，不是抵抗是自杀。”
由此可以看出，杨永泰的亲日与“CC”系等的亲美英，是二者水火不相容的一个基本点。因而杨永泰也随时被置于“CC”系及复兴社等庞大而严密的特务网的监视之下。迄杨永泰1935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二陈还派他们的得力干将、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跟踪到武汉，日夜监视杨永泰的举动。就在杨永泰遇刺前几天，蒋介石还收到二陈拦截的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国内的电报。电文说，他们宴请了杨永泰，杨在席间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据说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只是冷冷他说了一句：“知道了！”并未作进一步的反应。大致蒋介石对杨永泰与二陈之间的争风吃醋已经厌倦，并未将这电报当真；或者是当时尚须对日委屈求全，而且连他自己也在窥测风向，因而对一切亲日派的活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也正是由于杨永泰同汪精卫、黄郛、张群、唐有王一样，是著名的亲日派，所以当他于1936年秋被暗杀于湖北省主席任上时，便立时有舆论怀疑系共产党所为。不过此种说法就连蒋介石也不信，因为审视过去以来所发生的国民党诸多大员遇刺事件，并没有哪一桩系共产党所为。以后，有人提出系当时一个名叫“中华青年抗日除好团”的爱国秘密组织所为。又有人据此线索提出乃复兴社所为。因为“除奸团”首领陈有光先前参加过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不过，世间一般舆论则大多推测为“CC”系所为。因为“新政学系”是“CC”系的第一大政敌。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曾闹到剑拔弯张而近白热化的地步。“CC”系发动“护党运动”
据刘不同在《国民党的魔影-“CC”团》一文里的回忆，“CC”系同“新政学系”都有针对对方的斗争口号，前者是“融政于党”，后者是“融党于军政”。
1932年，当蒋介石在汉口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之际，时任秘书长的杨永泰借机大肆强调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刘不同说，这“实际上是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集团手中”。杨永泰通过“剿匪总部”把鄂、豫、皖等省、市国民党组织予以变更，在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该地军政大员兼任。在河南，杨永泰让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兼任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私人。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则一并被送进冷宫。杨永泰还在各县设书记长，同样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送走。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径送到“剿匪总部”党政处。经费也减少，并由“剿匪总部”发给。从此这些省份的国民党省、市组织便由“CC”手中转到“新政学系”手中，而且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头子的附庸。实际上省各级党部已变成为无香火的土地庙，书记长不过是守破庙的道士罢了。对此打击，当时“CC”系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杨永泰的这种偷天换日之计，乃是以蒋介石名义实行之，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办法。不过，二陈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纵到横、由上到下，从横到纵，由下到上地设法把他们认为“CC”的骨干打进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暗中发动部属们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际就是护“CC”集团运动，叫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称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的活动。张道藩、余并塘、张厉生等人又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元老之门，求他们向蒋介石泣求，把党还给“CC”。他们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总算获得胜利，把三省党部的领导权夺回手了。不过，其组织则仍维持杨永泰时的原貌，并且还推行到其他省、市，都一律改为书记长负责制。因此此次斗争，“CC”系从大体上讲，政治地位已大大削弱，锐气大减，同时对蒋介石亦起了离心。“CC”分子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辈的政学系分子，且对蒋介石也不满。张道藩曾对刘不同言：“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刘不同还回忆说，1932年冬，他有一次和胡汉民谈话，胡曾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1933年1月间，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和刘不同共话“新政学系”时，他们三人的说法与胡的说法也很一致。“秉公”调查南昌机场失火案
1933年夏，发生了南昌机场失火案，这起案件的调查结果，不啻为已日趋激烈的CC同“新政学系”的斗争火上浇油。南昌机场的这场大火，将国内数一数二的一个大机场及多架飞机烧个精光。时国内抗战呼声日高。而蒋介石则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亟需军火后援的输进、供应。可是却屋漏偏遭连夜雨。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叫来复兴社“十三太保”之
一、时任行营调查科科长的邓文仪，吩咐一定要将飞机场失火案调查个水落石出。邓文仪首先调查的对象当然应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了。但这徐培根却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最受宠爱的亲信。而邓文仪也跟二陈打得火热，同徐培根也是称兄道弟的“哥俩好”。再者，对邓文仪的调查科若硬要排队划线的话，也是该归入二陈的“CC”系统的，所以，可以想见，这调查便自然是虚应故事了。邓文仪到徐培根的办公室去走了一遭后，回来便向蒋介石报告：“飞机场失火的原因已经查清，那是因为飞机汽油太多，有的储藏便疏于不周，结果因天热蒸发而引起大火。”
如此拙劣的搪塞怎能使蒋介石释疑？尔后便又叫来杨永泰，要他再去查何以要推举戴笠？因为戴笠同邓文仪同属“十三太保”，但资历却比邓浅。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7年初又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科长、副主任、代理主任；翌年即开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并曾任国防部新闻局长，其主要工作就有情报特务一项。戴却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1928年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搞情报工作。
1930年戴笠创立调查通讯小组（又称十人团）后，即将邓文仪分管的那部分情报特务工作连同邓文仪的这部分人马都吞并过去。这就使得邓文仪对如日中天的戴笠更加怀恨在心，不时在特务圈内、圈外以老大身份使坏，力图遏制戴笠进一步上升的势头。这些，戴笠也是暗记在心而伺机反击，且要一举制之死地而后快的，只是苦于一时尚未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借口而已。南昌机场失火案，使戴笠终于获得了一次打击邓文仪的机会，也使戴笠与杨永泰暂时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两人这次当然是“秉公”办理而铁面无私的。调查的结果，果然如外面谣传的一样：徐培根将机场公款挪用了近300万元去交易所套购黄金搞投机，不料运气不佳，不断亏本。看看挪用款项是难以归还了，于是便在一个褥暑难挨之夜，支开了德国技术顾问及机场有关人员，从从容容地放起大火来，把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南昌机场烧了个片甲不留，以便来一个“死无对证”。这徐培根的技法本属“小儿科”，被前往调查的邓文仪一揭就穿。但是，因为两个本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给邓文仪8万块钱，因而邓文仪便替徐培根在蒋介石面前遮挡。
不过徐培根未料到过了神煞关还有鬼门关，而且是连邓文仪也一齐捎带了进去。邓、徐二人做的手脚哪经得戴笠“十人团”的调查？也就是一两天后，杨永泰、戴笠将徐培根纵火销赃及邓文仪受贿欺君内幕向着“老头子”一一揭出。蒋介石嚷嚷着要枪毙邓文仪与徐培根。幸得二陈及“十三太保”中的其他人死死相谏，这才保住了二人之命。徐培根被撤职丢入大牢，直至一年多后才释放出来。邓文仪则丢掉调查科长的乌纱帽，原先拟议中的南昌市长一职也化为乌有。那调查科长的职务以及全部人马自然也就并入戴笠名下。杨永泰与戴笠的这次联合行动，狠狠地挖了二陈的一次墙脚；以后戴笠以此为基础发展成“军统”，成为与二陈“中统”（即“CC”系）相颉抗的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机关算局太聪明
据王又庸在《关于“新政学系”》一文里的介绍，杨永泰的“新政学系”与“CC”系的最后一次重大交锋乃表现于1935年中央势力入川问题上。这年1月，蒋介石在杨永泰的建议下，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四川参谋团”，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下设两处：第一处为军事处，以南昌行营高级参谋刘倚仁为处长；第二处为政治处，以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为处长，副组长李为伦为副处长。同时，蒋介石还把驻湖北的两师“中央军”开进四川，在重庆设置了“委员长行营”，目的就是要实现杨永泰的计策。这样，四川维持10年的“防区制”终于得以打破。刘湘的省政府推进到成都，他的命令可以达到四川全省的各县了。刘湘实现了他的“四川王”的夙愿，但却引进了一个“太上皇”蒋介石。蒋介石势力入川后，即迅速在全川推行杨永泰设什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专员由重庆行营任命，其人选也大抵由杨永泰提出。1935年11月，蒋介石更进一步要求刘湘局部改组四川省政府。当时刘湘政府的秘书长邓汉祥和财政厅长刘航琛已与杨水泰勾结很深，所谓改组就是要更换民政、教育和建设三厅的厅长。蒋介石授意刘湘以卢作孚为建设厅长。另由“CC”系介绍罗贡华为民政厅长、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卢作孚是四川人，又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刘湘只得同意；但对罗、蒋二人则不愿接受，另请调王又庸为民政厅长、李为伦为教育厅长。刘湘这一手法，明显是拉拢政学系来抵抗“CC”团。可是杨永泰却故作姿态，向蒋介石建议，同意李为伦而不同意王又庸，理由是王又庸刚于四个月前（1935年7月）调回江西省政府当民政厅长，不应更调频繁，蒋亦以为然，但刘湘则执意坚持非如此不可，蒋不得已，勉强同意。于是“新政学系”的骨干王又庸与李为伦、卢作孚均于1936年1月到成都接事。从此“CC”团与杨永泰的关系更趋恶化。
在陶菊隐的笔下，杨永泰是一个城府根深、工于心计而又纵横捭阖的大政客。他在前述《团结报》上的回忆录中还介绍了这么一件事情：
蒋、杨二人有一天在讨论各省“剿匪”形势之际，杨若有所感地说：“现值国家多事之秋，像刘经扶（即刘峙，时任湖南省主席）、夏灵炳（即夏斗寅，时任湖北省主席）之流，岂足以当一省重任？”接着又说：“岳军（即张群，时任南昌行营总参议）长于吏治，何不让他一展所长！”当天，蒋就下了一个张、夏对调的手令。
1935年，张群内调为外交部长，由杨永泰继任湖北省主席。事后闻悉，杨在南昌虽然位高权大，总觉得与其寄人篱下，终不如独当一面。他早就有再当一省之长的野心，但又不便毛遂自荐。他之所以推张群为省主席，就是为自身预留地步，以便有朝一日由张群过渡交自己。……
1936年秋，杨永泰终于难逃一劫，暴毙于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对于杨永泰之死，社会各界颇多猜测，但其破案内情却一直未得其详。而据官方所言，乃系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的刘庐隐所为。而这刘庐隐乃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一员大将。那胡汉民则同老蒋势不两立，一再策动两广人员反蒋。所以有舆论认为关于杨永泰遇刺案的调查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种嫁祸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