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实际出发——略谈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群众工作_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

一切从实际出发——略谈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群众工作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

一切从实际出发

——略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

黄南平老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一讲主要讲解了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基本前提和具体实践，以及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及其意义。

对这一讲内容，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们是如何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之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共的早期革命者们是如何探索出合适的群众工作方法的？这其中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各是怎样的？另外，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坚守白区的共产党员是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的？对此，笔者翻阅了极其有限的历史资料，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并不十分完整的答案。在此过程中，笔者也深切感受到了共产党员早期奋斗的曲折艰辛以及在复杂革命形势下体现出来的智慧，这一段历史不论对个人学习工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一、历史背景

1、党的早期工作方向

在建党初期，深入基层工人，建立工会组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一大第一份决议开篇即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1]具体开展的工作有创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

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2]更加具体地明确了工会运动的各项原则，概括起来强调了这样几点：工会的工作要坚决彻底，要与旧行会区分开来，无产阶级的矛盾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工会要最大可能地吸收全体工人成为会员；工会要尽可能地多为工人争取利益，通过合法的以及非法的手段；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工会要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

在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在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3]。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这一阶段的工作成果显著，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但同时也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结的力量不是无产阶级自己单打独斗就能够战胜的。

2、大革命时期国内革命基本形势

1924—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推进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4]。

农民已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5]。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6]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比从前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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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受的严峻形势

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军事独裁统治，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特务系统，推行保甲制度，控制舆论[7]。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大量残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在白色恐怖氛围笼罩下，大量党员脱党。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8]。

4、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道路作出的调整

进行起义暴动，最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相继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其中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未果之后，转而南下，最终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1928年6月，中共六大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8年10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将之前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理论化。

二、苏区的群众工作

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那么人民是如何被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呢？最主要的还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从群众生活的实际出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倾政策的影响，1933~1934年期间，中央苏区曾出现大规模的群众逃跑现象，这个过程中的政策转变历程值得深思。

1、群众工作开展的基础：土地革命

1924年1月，毛泽东在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文件时曾谈到：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9]。

相信1927年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经历让毛泽东转变了这一想法。农民运动已经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10]。农会在湖南农村已经建立了非常高的威信，要求减租减息的斗争、打倒清算地主的斗争在很多地方已经获得成功，此时进行土地革命，思想基础都已成熟。经济基础方面，以井冈山为例，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11]。

从毛泽东1929年拟定的兴国县土地法[12]中可以窥得土地革命一斑： 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归政府所有，禁止买卖。

分配土地，以人口为主要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特殊情形的地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征收土地税，如遇天灾免纳。

毛泽东自己说，这土地法存在原则问题，如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农民，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都逐渐纠正了。无论如何，被封建地主压迫了几千年的农民分到了可以自己使用的土地，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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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群众工作开展的核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3]是毛泽东于1934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名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这篇文章中指出，群众工作不单单是动员群众参加战争，不单单是向群众推销公债。如果不切实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群众工作是得不到应有的效果的。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 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 那末, 就得和群众在一起, 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衣的问题, 生小孩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这些话的道理浅显直白，但是直到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在兴国、长冈、才溪等群众工作成绩显著的地方，都是将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了重要位置上。例如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碰到饥荒，乡政府到很远的地方办米，没有群众饿饭[14]。又如如优待红属的政策：“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15]成立合作社时“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16]。这些切实解决群众，特别是红属生活困难的措施，大大鼓舞了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如果说关心群众生活侧重于物质层面，注意工作方法则更注重群众的心理感受。同样一项对群众有利的工作，采取命令的方式或许会遭受群众的不理解以致不配合，工作就无法完成。

而之后出现的中央苏区群众工作中的失误，皆是由于没有贯彻这两点工作核心，将完成工作任务凌驾于关心群众疾苦之上，制定工作指标不顾群众实际困难，工作方式采取粗暴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待后叙。

3、群众工作的具体开展方式

有土地革命的成果做基础，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指导，剩下的便是具体的操作问题。可以看到，苏区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1）建立民主政权

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17]中记录了一次选举的过程，在选举前进行了宣传，选民登记、选举权确认、选举前开选民会、公布候选名单、选举，各项工作都有模有样。以现在的观点看，等额选举、没有选票等，反映了当时选举工作尚未发展成熟，群众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故55名代表的政治表现，毛泽东评价为最积极的仅三十六人。不过《长冈乡调查》中还记录了几个最差的代表，“群众不喜欢这四人，七月把他们改选了”[18]。说明基层建立的民主政权尽管在制度上有待完善，实际上并不是空架子，是反映了群众的呼声的。

另外，还成立了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等群众团体[19]。（2）武装群众

以兴国为例[20]，组织了成年人组成的赤卫队、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少年组成的少年先锋队、八至十五岁儿童组成的童子团、工人组成的纠缠对、从这些队伍中挑选出来组成的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红军独立团。（3）经济工作

尽管已经分了土地，但群众的经济工作仍然是群众工作的重点。“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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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22]中，毛泽东详细列举了群众经济生活的改善情况，细致到米、油、盐、肉、衣，并记录了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生产互助机构的措施。只有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征粮、发售公债等支援红军的经济工作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4）文化教育宣传工作

中央苏区从各个层面开展了文化教育宣传工作。

开设小学、夜学、识字班，进行普及扫盲教育 [22]。

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工农美术社、俱乐部、列宁室（人员多者建俱乐部，人员少者建列宁室）、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中央苏维埃剧团、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文化教育组织。[23]

出版以《战斗》《实话》《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为代表的各类报刊百余种[24]。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发表小说3篇、散文9篇、诗歌36首、漫画105幅[25]，排演话剧、讽刺剧、戏曲、歌剧、舞蹈等各类曲艺作品约300件[26]。《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27]一书收录革命歌谣483首。

4、群众工作的成果

红军征兵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赣南13个县不到250万人口，参加红军者达33万余人。其中兴国、瑞金两县，参加红军人数达总人口20%以上。

在各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都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多次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万耀煌回忆, 他率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 群众在山顶树立竿子为红军通风报信 [28]。

5、群众工作出现的问题以及苏区出现的群众逃跑现象[29]

（1）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执行了错误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并且由于运动的对象是隐藏在贫农中农中的富农分子，使得大量中农遭受打击，部分贫农的利益收到了损害。在工作方法上，查田运动中也大量运用了残酷斗争的方式。对苏区阶级关系做出过于严重的判断，工作指导方针的公式化、教条化是查田运动扩大化的主要原因。（2）错误肃反

在当时苏区四面皆敌的艰难建设过程中，肃清各种敌对力量，是巩固、发展苏维埃的必然之举，但是，各苏区在肃反过程中都存在扩大化或完全肃错的严重错误。中央苏区的斗争对象“AB”团、社会民主党都是子虚乌有，早已瓦解的反动力量。肃反的错误导致许多地方内斗严重，大量党团组织被破坏。在肃反工作中，动用了大量肉体消灭政策。仔细审案，慎重杀人的要求被污蔑为“机械的法律观念”。（3）盲目扩红

早在1933年初, 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曾强调“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 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 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但是被作为“罗明路线”受到猛烈批判。巨大的人力需求和苏区人力资源有限形成极大反差, 为完成高额的扩红指标许多地区不得不采取强迫的办法。

以上述三项政策和运动为代表的左倾政策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这期间出现了大批群众逃跑。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同样的两个问题：对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把握；工作方法粗暴单一。

6、群众工作的反思、调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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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群众工作调整的基础来源于符合实际的调查。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毛泽东在寻乌、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涉及了群众工作的各个方面，有些调研细致到每一个农户的生活开支，每一种产品的物价，每一个地方组织的人数及成分。这些调研尽管不是为了解决上述群众工作问题而作的（时间上也在出现群众逃跑之前），但上述问题几乎在这一系列调查中都有涉及，如：“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30]“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个月还不能结束”[31]《兴国调查》中专门有一节提到政府人员官僚主义、私自处理没收所得、调女子到政府办事、强奸民意四项弊病[32]。这就为之后工作路线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长征到西北后, 中共首先对苏维埃的工商业政策作了改变, 强调保护、发展工商业, 改变将商人视为敌人的过左倾向。具体措施有减税和给与商人充分自由等。

中共政策的进一步改变体现在富农问题上。改变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在分田时与其他农民一样分得土地。

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给地主一条看得见的出路，只消灭其阶级属性而非消灭其肉体。

在新政策的影响下，不但原苏区群众大批回流，白区群众也出现了向苏区流动的现象。

三、白区的群众工作

相比苏区的工作，白区工作的历史资料更加残缺不全，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都更具传奇色彩。这体现了白区工作的特点：风险大、力量分散、隐蔽性强、灵活性强、任何闪失都会导致致命的损失。这就要求白区的工作比苏区更加需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

正如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各地的同志，首先应当估计各地在各个时期的环境，依照这些估计，来判断何种组织、何种工作、何种方式在当时当地可以合法地进行，何者只能半公开地进行，何者只能秘密地进行。”[33]

整个白区的群众工作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开辟了新的局面。这一部分主要以刘少奇同志的著述为参考，总结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简述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白区工作的进展。

1、白区工作的原则

（1）深入群众

白区的工作特别危险，但是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将革命坚持下去，就必须坚持深入群众。这就遇到了一个如何能够既不暴露革命力量，又最大程度地争取、团结、发动群众的问题。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刘少奇指出，“我们是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34]

这段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中共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在群众中的声望，不是白捡的，而是因为中共的主张符合群众的愿望，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一旦这一点做不到，群众工作便无法开展。

另外，刘少奇特别强调了“我们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不要）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目的”[35]。如果做群众工作的党员能够始终代表群众利益，就可以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而同样达到工作的目的。（2）以争取群众，保存与巩固现有的组织和工作为工作重心

必须注意到的是，白区是反革命势力的利益所在，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过于盲目地发动群众起来暴动，只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略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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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指出，“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36]。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甚至指出，“工作没有做好不要紧，要紧的是机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

此时，用邓小平同志很多年之后的话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为争取工人群众的利益，不妨利用国民党的某些“调解”、“仲裁”，所谓工厂法、工会法，以及国民党在工人中间进行的新生活运动、卫生运动等。这些法律和措施为了欺骗群众，不得不规定了一些改善工人现状的条文，而这些条文是可以用来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在国民党“合法”框架内行事，也可以增加公开工作的可能性。刘少奇特别强调尽可能地采取公开工作的方式，“哪怕是一点半点的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37]。（3）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利用国民党黄色工会，只要黄色工会中还有群众，就要加入黄色工会，去团结、教育、组织其中的中下游群众，要争取黄色工会的领导位置，培养黄色工会中的反对派。各种旧式的新式的团体，如同乡会、互助会、青红帮，都可以积极利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要在各派工人中努力宣传停止内战，动员军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反对内战，支持抗日斗争。

2、白区工作中的失误

（1）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国民党提出的政策、法律、措施“绝对反对”，盲目指责所谓“机会主义”“合法主义”。可事实是，空喊“绝对反对”的口号，并不能使工作前进一步，“等于一事不做”[38]。前文已经说过，任何方式，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争取工人群众的利益有利，就可以并且应该利用。“有些工作能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去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不去利用？”[39]

关门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当时出现了退出黄色工会的左倾错误策略。黄色工会尽管是国民党为了欺骗工人而允许存在的工会，本身具有很多局限性，但是黄色工会中存在大量的群众，在黄色工会内接近这部分群众要比在黄色工会外容易得多，而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工作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公开工作。

而主张推出黄色工会的人，他们的理由呢？“他们连黄色工会的名字也不愿听„„自己马上要从黄色工会的‘泥坑’中退出来，以便保留自己的‘清白’”[40]。他们对于革命现状的认识过于理想化、简单化，没有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是能够跑到黄色工会的‘泥坑’中，进行长期的耐性的艰苦工作，把那大部分陷在黄色工会‘泥坑’中的‘落后’工人们拯救出来”[40]的。（2）冒险主义

康生发表在上海《斗争》上的一篇题为《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反映了当时冒险主义的思潮仍非常盛行。这篇文章提出“到战区去，夺取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武装自己”“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通知，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去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大的吸引群众加入赤色工会”[41]。1932年《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中甚至提到“„„利用各式各样决死斗争的新的方式„„”“唐山在我们的领导下几个钟头着急了八百失业矿工去保卫矿局”[42]

1936年发生的三三一运动便是冒险主义导致的一个教训。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政府实行高压政策，部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产生了“左”倾急躁情绪。游行后北大校长蒋梦麟乘机宣布将被捕学生开除，并停止北大学生会一切活动。其它学校的学生会和救亡团体也遭到了破坏。这次斗争虽然是英勇的，但却是失策的冒险行动，使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使学生爱国运动遇到了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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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实质上都是教条主义，没有把马列主义、中央文件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没有深入群众进行调查，没有看到实际的工作效果，没有看到现实的局限，仅仅通过空洞的臆测来判断事物的好坏与效果。所以会出现凡是国民党提出的都反对，凡是与共产主义理想不符的都不理睬，视黄色工会为泥坑的关门主义，会出现盲目急躁地想一步到位地实现理想状态，冒险调动仅有力量的冒险主义。也正因为关门主义的出现，使得工作中放弃可以使用的大量工作方式而采取冒险主义。

3、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白区工作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的工作贯彻了上述原则，纠正了之前的一些工作失误，打开了工作局面。值得一提的有：

（1）争取学联的合法地位

“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仍旧简称“学联”。10 月,公开召开“学联”的第一届成立大会,并邀请了右派和中间派的教授与会,壮大了声势。改名以后的“学联”宣布其宗旨是“师生合作,拥护抗日政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不忘读书”。这个宗旨突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弱化了国共之间的矛盾，以获得最大范围内群众的支持。

之后“学联”遇有活动都事先和各校当局打招呼,一般的救亡活动都得到了各校当局的同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学联”把救灾、劳军等工作写信汇报国民党内政部后,还得到了正式复信,这等于承认了“学联”的合法地位。（2）改组“民先”

扩大“民先”为全国性的革命青年组织，不仅争取社会上层名流,还深入到青红帮中工作，争取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3）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与机会开展多层次的学生运动

检讨了过去师生关系上的不当之处，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在教授们联合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抗日时，立即发起签名运动,支持教授们的爱国之举。发起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运动,争取民族工商业者拥护学生的抗日爱国宣传。

在这期间，爆发了天津五二八游行、北平六一三游行，由于组织得当，口号、斗争对象选取合适，这两次游行并未遭军警镇压，甚至感染了一些国民党军警，共产党的力量不但未受损失，反而得到了增强与巩固，这与之前冒进的三三一运动形成了强烈对比。（4）改变了同二十九军的敌对关系

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学联把绣有“国家干城”的锦旗献给二十九军。提高了党员和“民先”队员在中间同学中的威信,首创了学生争取武装力量走向抗日的先例。

四、感想与启示

正如论文标题所说，论文写到这儿，我最大的感想便是那句被无数次重复的话：一切从实际出发。

群众工作的巨大成绩，来自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一切从革命的实际现状出发。群众工作的巨大挫折，来源于教条主义，来源于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的需求，脱离了革命的需求。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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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里的“实际”不是别人告诉的“实际”，也不是自己臆测的“实际”，不是消极悲观的预测，更不是急躁过激的盲动。马列主义、中央文件、上层命令是否正确、如何执行，都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判断。在革命斗争中，更不能脱离实际地按照教条和本本进行工作，团结要讲原则，斗争要讲策略，调动指挥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它要求我们实事求是。这便是土地革命时期群众工作的起起伏伏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吧。

五、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P104 [4]黄南平老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课件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13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47 [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P111 [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08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P112 [9] 黄南平老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课件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13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69 [1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37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136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138 [1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343 [1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346 [1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94 [1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93 [1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94 [2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46 [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120 [2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86 P 333 [23]《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P243 [24]《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P395 [25]《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P323 [26]《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P358 [27] 《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谢济堂.鹭江出版社.1990 [28] 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 2005（6）[29]此部分参考文献[28] [3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85 [3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315 [3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P245 一切从实际出发——略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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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33]《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61 [34]《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60 [35]《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62 [36]《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35 [37]《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62 [3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36 [39]《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38 [40]《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1 P17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P108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P323 [43] 此部分参考：张瑞卿.刘少奇与党的白区工作述略.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16卷 第1期 [4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P115 一切从实际出发——略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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