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请客变奏曲_请客的一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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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请客”变奏曲

“公款请客”究竟是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的特产？是历史传统，还是新时代的产物？笔者才疏学浅，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个人经历，作一粗略回顾。

笔者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哥，从未听说过“公款请客”这个名堂。

1968年大学毕业后，遵照毛主席的号令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接受再教育。印象中凡有干部战士家属来队，连长、指导员会陪客人吃顿饭，吃的还是和战士一样的饭菜，并没有另外加菜。只不过战士们在大饭堂蹲在地上吃饭，首长和客人在小房间坐着吃。这大概就是记忆中最早接触到的“公款请客”吧。后来，我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和师报道组工作，包括有一次随副军长下连队搞调查研究，所到之处，均是和战士们一块吃饭，从未受到任何特殊招待。也许那时正处于“*”时期和大学“毛著”热潮，部队里不兴“公款请客”这一套。

七十年代，我在县里工作。不论是下乡下厂，还是到省、市办事，都是到单位饭堂买票就餐或在农民家里搭伙（按规定每餐交三两粮票一毛钱）。有时运气好碰上单位加菜，也跟着买张加菜票，增加一小碟鱼或一小碗肉汤，算是改善生活。同样，省、市的干部出差来县里，也是带到单位饭堂买票就餐，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另外张罗。那时地方经济很困难，单位办公经费十分紧张，有时连人员工资、医药费、差旅费、水电费都无法按时发出，哪有闲钱用来“公款请客”！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活跃，招商引资和业务往来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地方财力有所增强，客观上为“公款请客”提供了需求和可能。不过这个时期的接待水平还是很低的。一般来说每批客人只招待一次，住的时间特别长的招待两次，即来的第一天为客人接风，临走那天为客人送行。其实也就是加几个荤菜，上瓶本地产的白酒，一席饭钱大约几十块钱。即使这样，还是受到一些老干部和群众的批评。记得当年有两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是有个县属于革命老区，离休干部特别多。老同志艰苦奋斗一辈子，对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特别反感。一听说地方或单位领导用公款请客吃饭，便忍无可忍跑到现场搅席，有的还带上照相机“立此存照”。吓得客人不敢留在当地吃饭。另一次是省里有个部门领导到下面检查工作，地方领导热情接待宴请。事后有人向上级举报，省纪委调查核实后发出通报批评，并责令当事人深刻检讨，如数补交宴请费用。有段时间，为了严格控制“公款请客”的用餐标准，上级专门规定不能上白酒和易拉罐饮料。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易拉罐饮料一罐几块钱，一个人可以喝好几罐，确实太奢侈了，禁喝是应该的；但当地产的白酒一瓶也才几块钱，每桌喝

一、两瓶不过十块八块钱，比喝啤酒还便宜。这个禁令也许过于严格，难以执行，很快就失效了。

九十年代，我已经调到省里某部门工作。工作范围扩大了，走南闯北成为常态。慢慢发现各地由于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公款请客”的风格也大不一样。比如说，北方人性格豪爽，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请客吃饭时常常以量制胜。各色各样的冷盘、热菜，令人目不暇接。往往上一批菜肴还没吃完，新的一批又端上来了。再大的饭桌也嫌小，只好像垒宝塔似的一层一层往上搁，结果压在下面的想吃也吃不到，大部分菜肴都浪费了。提起喝酒更是惊心动魄。北方人多数豪饮，啤酒是整箱的上，一仰脖子咕嘟咕嘟整瓶啤酒全下肚子里去了；

五、六十度的白酒也喜欢用大杯来喝，一瓶三杯，绝对公平，“感情深，一口焖”。有次我们到一个边陲小镇考察，吃饭时县领导出来作陪。因为工作需要，当地主要领导配了一把手枪，别在腰上非常显眼。酒过三巡，尚未尽兴。大家担心他万一喝高了，不小心手枪走火可不得了，于是饭没吃饱一个个假装上洗手间偷偷溜了。南方人吃饭喝酒斗不过北方人，只好来个出奇制胜。如上海、江浙一带，饮食文化十分发达，一只大闸蟹值好几十元，吃大闸蟹就像品尝一件艺术品一样，可以足足吃上一个小时。湖南、四川、贵州的饭菜则以辣著称，所谓“四川不怕辣，湖南辣不怕，贵州怕不辣”，究竟谁怕谁尚无定论。广东请客吃饭的名声历来毁誉参半，有的夸粤菜精细，海鲜生猛；也有的批评广东人野蛮，连蛇、鼠、虫、蛹也不放过，统统当作美味佳肴。再说喝酒，南方人有自知之明，不敢与北方客人硬斗，从实战中慢慢摸出一些智斗的门道。如白酒斗不过北方人，就改上洋酒。洋酒度数低，软绵绵，但后劲大，北方客人没喝惯，容易上当。更绝的是，有的地方发明了一种“四中全会”的喝法，即拿白酒、洋酒、红酒、啤酒轮流敬酒，甚至把四种酒混在一起喝。类似的还有“潜水艇”，即把斟满白酒的小酒杯沉到斟满红酒的大酒杯里，实际上就是把白酒与红酒混着喝。北方客人虽然海量，但最怕混酒，一碰上这种战术往往败下阵来。

虽然中央一贯强调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实际上很难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接待标准，只能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去掌握。这样一来，各地标准高低不一，弹性很大；加上地区、单位之间互相攀比，谁也不愿丢脸认输，于是“公款请客”的水准越来越高，行政费用自然有增无减。深圳市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深圳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每天前来参观考察的客人络绎不绝。有段时间，深圳各部门的干部只好白天搞接待，晚上回单位处理业务。由于来人太多，不堪重负，因此深圳力图按照“特区特办”的精神改革接待模式。一是打破对等接待的惯例，把各路人马集中起来，由一名熟悉情况的接待人员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看录像、发材料、现场参观。领导一般不出面，从而把领导的时间、精力从接待活动中解放出来。二是上级和外地客人来后，接待方安排一次宴请；平时一律在所住宾馆、招待所餐厅吃工作餐，当地不派人陪餐，客人离开时自行结清伙食费。这种改革措施与内地以及周边地区形成很大反差，不可避免招来一片非议。主要意见有两点：一是认为深圳架子大，领导不亲自接待是看不起外地客人；二是批评深圳不热情，工作餐标准低，客人吃不饱。虽未达到怨声载道的程度，但冷言冷语总会传到主人耳里。深圳人脸上搁不住了，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不得不走回老路。反正深圳特区不差钱，关系也是生产力，请客吃饭内地做得到的，深圳也可以做到，而且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年，上级为了控制公款大吃大喝，提出了“四菜一汤”的接待标准。这一次各地热烈响应，马上整改。首先是陶瓷厂应时推出了一批特大号菜盘、汤碗，紧接着厨师大练拼盘技艺，把原来的x菜x汤统统装进“四菜一汤”里面。有的地方更加彻底，连“四菜”都免了，只剩下“一汤”----一个大火锅，至于吃什么，吃多少，只有局内人清楚。反正不会违规，放心吃喝好了。

来到21世纪，中国的GDP总量和增速令世人瞩目，财政收入和行政费用也不断攀升。“公款请客”的风气与势头与日俱增，方兴未艾。有人说每年“公款吃喝”达3000亿元。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出来澄清说，肯定没有那么多。但究竟多少，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既然无法做到精确统计，只能凭感觉来审视。回顾这几十年来，“公款请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可以说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从初期的杀个鸡、钓条鱼、炒几个鸡蛋，到当下的山珍海味、燕鲍参翅；从过去几块钱一瓶的本地白酒、啤酒，到今天几百、几千元一瓶的茅台、五粮液、人头马、轩尼斯，绝对是与时俱进，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即以茅台酒为例，每瓶价格从几元、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一路飙升，前几天在商场看到一瓶30年的茅台酒标价竟达万元以上。试问有多少老百姓消费得起？还不是“公款请客”成就了茅台酒的今日辉煌！眼下无论大城小镇、大街小巷，酒楼餐馆林立，越高档的场所生意越火旺。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在高级酒楼餐厅里吃饭的多数是各级领导干部，而买单的不是公款就是老板。笔者断言，如果杜绝“公款请客”，中国的高级酒楼餐馆起码关门倒闭一半以上，“天价烟”、“天价酒”、“天价……”热也会立马降温。由于体制内对“公款吃喝”的性质看法不一致，许多人认为“只要个人不落袋就不犯法”。尽管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5000元应予立案处罚，然而一顿饭吃喝几千、上万元却平安无事。日积月累，公款吃喝的资金全国统计起来真是触目惊心。经济上的挥霍浪费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此外，对干部的身体健康也是很大威胁，经常大吃大喝导致许多干部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简言之，为了党和政府的廉洁，为了扶贫救灾，为了干部的健康，杜绝公款吃喝已经到了痛下决心、刻不容缓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