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著作的变化_美国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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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著作的变化

(美)卡梅伦•芬彻著，赵炬明译

摘要本文是C.芬彻为《美国高等教育经典著作百种》一书写的介绍文章。文中介绍了选书的目的、原则、方法，以及这100本著作的主题、领域和作者的情况。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100本美国高等教育名著。

Abstract

This introductive article is about “100 Claic Books about Higher Education” by Cameron Fincher who initiated the project.In which, Fincher introduced the purpose and procedures of the book selection, and also the themes, coverage and author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books.译者序C.芬彻(Cameron Fincher)是乔治亚大学高等教育与心理学教授，《美国高等教育经典著作百种》一书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本文是他为该书所写的一篇介绍文章。其中不仅介绍了他们选注美国高等教育经典著作的目的，还详尽地介绍了这些著作所涉及的主题、领域，以及作者的情况。这对深入了解这一百本美国高等教育著作会有所帮助。但正如芬彻所说，最好了解这些经典著作的办法是读原著。而且，“读书的收获将值得读书所花的时间和精力。”

有些书可以浅尝辄止，有些书可以囫囵吞枣，但有少数书需要咀嚼消化。弗朗西斯•培根《论学习》

从1946年上大学起，我就多次听到读到培根这句名言。书，在我生活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我从未怀疑过培根这句名言所包含的智慧。然而 1964年当我应邀加入乔治亚大学而使我的学术事业发生转变时，我所有的高等教育方面的专业书籍只有四本：R.霍夫斯达特和W.梅茨格的《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N.桑福德的《美国学院》、J.布鲁贝克和W.鲁迪的《美国高等教育史》、以及Ｔ.卡普娄和Ｒ.麦吉的《学术市场》。而我的心理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却有好几百本。而后的34年里，这4本书就一直放在我办公室椅子背后的书架上，以便随时取用。我不断地查阅、参考、重读这几本著作，还经常向他人推荐。由于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我后来又得到了许多高等教育方面的好书。有些书我仅仅是翻一下，但对其中许多，我是仔细咀嚼消化了的。我们这个经典著作百种书目的优点是，它牢固地建立在我们自己作为高等教育文献热心读者的经验之上，也贯穿在我们不断地筛选、分类、打电话、送传真、审阅、评注的过程之中，而目的是希望为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推荐一些可读之书。我相信读者对书目中的每一本书都会感兴趣，读书的收获将值得读书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我和其他三位合作者共同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我一直致力于把高等教育建设成一个博士教育的专门领域，也由于我越来越担心20世纪最后这些年晦暗不明的学术氛围。我希望未来高等教育的课程和培养方案别象过去那样，总是临时拼凑出来的。1968年乔治亚大学高教所需要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的博士点。那时我们书单上的绝大部分书都还没有出版，因此很难找到适合的教材。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用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大约每月一本的报告来满足教学需要。成立于1967年的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其高产的五年里发表了大量的技术报告、批判文章、委托研究和委员会报告，还有大量的政策建议。其他当时可以得到文献还有大学目标与管理评议会、高等教育与劳动研究组、人力资源与高等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发表的报告（例如J.福格、H.阿兰和A.拜尔为该委员会撰写的研究报告就收进了我们的经典著作书目）。卡

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对1972年教育修正案的影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性成就。如果那时高等教育课程有时缺少实质内容，人们不应责备这些全国性委员会和专题机构。20世纪70年代后来被证明是为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储备潜力的十年。《教育研究与发展》杂志(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1973年为高等教育出了一个专刊，称高等教育是应国家改革需要而“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在其中的一篇主要文章中，伯内特(Collins Burnett)发现，那时高等教育的专业文献相当不错。因为那些年里，高等教育领域的许多教授都是从其它专业转行过来的，高等教育文献中有相当部分是从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角度对大学和学院的研究。我是那期刊物的编辑。我相信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为高等教育研究生课程提供跨学科的角度，因此我在我的文章里强调了这个观点。确实，行为科学充满希望的未来为当时组建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提供了条件。伯克利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密西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都建立了培养研究人员的博士点。乔治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则把自己的使命确定为在教学、研究与服务之间从事跨学科的工作。伯内特还指出，那时至少有36种专业杂志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章。美国教育研究信息中心（ERIC）的文献中至少有1330个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献。1973年还出版了关于初级社区学院和文理学院学习氛围的两本文献索引。然而那期杂志撰稿人所引用的文献多是杂志文章、会议文集、基金会报告、以及其他编辑出版的材料，由知名学者撰写并由著名出版社发行的专著很少。因此到1973年，虽然高等教育的专业文献已经形成，但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学术性学科或者一个专业领域来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

这100本经典著作告诉我们什么

在和凯勒、博格、西林一起选书做注的那几个月里，我一直想怎样才能使这个书目对从事高等教育的课程教学和指导博士生的同行们有所帮助。当然很多高校董事、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政府官员、州立法委员等也可以从较好的高等教育知识中获益。我所关心的是，这100本书的实质内容怎样能较好地反映过去一百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大与发展，高等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专门领域的发展，以及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每本书都是它所属时代和地方的标志，因此我们选注的每本书的视角和观点都是历史的、比较的和发展的。每本书都包含着作者从过去的历史、运动与变化趋势中选出来的他认为值得记录的能使读者受益的事件、以及值得注意的线索和细节。选注的书要能反映美国高校、高校的课程与服务、及高校成员变化的历史发展。因此，所选注的书中，有大约25本著作可以归类为历史，是这类或那类问题的历史；有20余本是关于学术管理、校长领导或政策问题；至少有18本专门讨论大学的使命、目标、目的；有11本讨论课程问题，还有11本讨论教师责任与教学；七本关于学生，入学问题与入学平等问题；还各有两本是关于技术、校园设计、学校生活、学校运动队的；一本关于社区学院。这些著作所体现的历史的、比较的、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我早在选书以前很多年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全面地理解美国高等学校，就要学习它们成长成熟的各个阶段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的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 Jr.)曾经写道：“要理解任何信仰、任何思想、任何习俗、任何制度，我们就必须考察它逐渐从最开始时变成现在这个形态的过程。„时间和历史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那些想了解美国大学发展的人，应当先读韦斯的《美国大学的出现》，然后是斯罗森的《伟大的美国大学》，再读盖格的《发展知识：美国研究性大学的成长，1900-1940》，然后跟随其线索经过战后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读L•威尔逊关于大学教师的两本书，读者将会大为获益。一本是威尔逊在1930年代作为一位年轻社会学家所写的书，1942年发表；另一本于1964年发表，那时作者已经是德克萨斯大学的前校长，而后又任美国教育评议会主席。科森的书也描绘了1960和1975年两个时期学术管理的情况。米利特的书则分别

讨论了1960年代以前的学术共同体，以及1980年代围绕学校社会责任，学校当局和公众要求所发生的冲突。A.阿斯廷1993年改写了他1977年书，改写后的书对学生在信仰、态度、知识方面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深刻见解。关于出版时间，有九本著作出版于1932年罗斯福当政以前；七本出版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1938-1948），有略多于一半的著作（53本）出版于1948年至1980年间。在这些年，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冷战、高校扩张、学生抗议、经费增加和减少。有18本1980年代出版和13本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被认为是经典而收入书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高等教育是一个成长中的领域。有兴趣的是，1910年至1997年间出版优秀高等教育著作的出版社多种多样。商业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大部分著作（65本），然后是大学出版社（28本）。Joey-Ba出了18本；然后是Harper & Brothers(后改名为Harper &Row, HarperCollins)，出了11本；McGraw-Hill出了八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五本；Holt & Macmillan各出了三本。首版书出得最多的大学出版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四本）；耶鲁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各出了三本。其他出首版书的机构包括一些基金会、联邦政府机构，以及七家商业出版社。各种出版社已经重印了这100本书中的21种，Joey-Ba重印了四种，Transaction Publishers重印最多，共计六种。

作者与学科

谈到作者，我们应当感谢其他相关领域学者与研究者对高等教育领域持续不断的影响，但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宣称其对“形成中的”高等教育学科有绝对的影响。在这百本经典著作的作者中，有11位历史学家、11位社会学家，还有10位可以算作是教育研究人员。高等教育显然受惠于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作者中有11位社会学家、七位政治学家、五位经济学家、六位心理学家，一共是29位。还应感谢人文学科所做的贡献，因为有四本书是哲学家写的，三本出自文学家之手。这七本书的九位作者中，有五位曾经任大学校长。还应当指出，有七八位作者，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学术成就使得他们对高等教育的贡献相形见绌。高等教育领域中有如此之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不仅对形成多学科的高等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一个补益，也是把高等教育和美国的经济、技术与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百本经典作者群中至少有18位的个人成就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是辉煌的。他们对全国性的高等教育讨论和对高等教育思想的贡献使得高等教育变成这个国家的宝贵资源。桑福德1962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美国学院》被社会心理学家们认为是“对一个为尚未被开拓的领域的探险”。所有学习高等教育的学生都会欣赏这本著作至今仍然十分显然的优点。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初学者来说，桑福德的著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随着桑福德的拓荒，许多人继续留在这个新领域中耕耘，并把高等教育变成了一个学术领域。在这些闪光的名字中，贾斯帕斯、奥特加和怀德海是作为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巴松、海特、范多伦则是另一些领域的著名学者。在美国多数大学校园里，A.弗莱克斯那、D.贝尔、Ｗ.布克利、J.马奇、C.P.斯诺的名字更是无人不晓。还有J.加德纳，他是《我们能兼顾平等与卓越吗？》和《自我更新》两本著作的作者，这两本著作把美国、国际社会和每个学校所面临的挑战直接摆到了读者面前。任何对高等教育史的深入讨论，都迟早会提到著名历史学家R.霍夫斯达特。在高等教育的研究队伍中，考雷、米利特、博文、德雷斯和梅休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C.科尔被认为是美国最著名的校长，是促成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和卡内基政策研究评议会众多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的“那只看得见的手”，也是目前关于美国大学校长最深入研究著作《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的合著者。D.雷斯曼是我们书目中唯一的两本著作的合著者（《永恒之梦》和《学术革命》）。他的名字将会被刻在所有美国大学校园里。关于美国大学的教育与服务，A.阿斯廷、B.克拉克、E.埃迪、P.雅克布、C．佩斯因其关于教学、入学、考试与评分、学生保持与毕业方面的著作而闻名。他们的著作已经影响了许多撰写同

类著作与论文的作者。A.阿斯廷可能是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他的夫人H.阿斯廷也是一本入选著作的合著者。他们是我们书目中唯一的一对夫妇作者。以上罗列了那么多著名作者，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是根据作者知名度选书，或者把作者知名度作为选书的条件。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四位选书者一致同意，书的实质内容要比书的代表性重要的多。没有一本书是因为它最好地代表这个或哪个领域、这种或那种思想、这种或那种趋势而入选。事实上我们从未为某一类书是否应当入选而发生争论。如果在我们的选书中有什么偏见的话，当然是肯定有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每一本书都仅仅因为它的质量、历史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学术兴趣和学术经验的吸引力而入选。我们力求根据书自身的价值来选书，因此我们四人都感到，从最后书目中剔除一本书要比添加一本书困难得多。简单地说，添加一本书只需要我们中的一人说服另一人，或有两票同意即可；而删除则需要讨论和说服，要有一人能说服大家，剔除一本书比保留这本书更好。因此如果最初推荐书目时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的话，那么在把书目压缩到最后整整100本时，我们就变成现实主义者了。

主题、趋势与问题

在审阅最后选定的书目时，我确信我们把这一百本书称为高等教育“经典著作”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一方面我惊奇这100本书居然涉及了这么多领域与问题，另一方面我在想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高等教育的专业文献，其总体覆盖面究竟有多大。我也在想，从这些书中，我们究竟能学到多少关于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作为一个博士教育专业的进展情况。仔细阅读这个书目会发现，这100本书讨论的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明显成为国家、社会、乃至西方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时，教育事业中迅速增长扩大的高等教育部分的情况。

有相当部分书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写的。1910年斯罗森在《伟大的美国大学》中指出，高等学校只是最近才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韦斯1965年在《美国大学的出现》中叙述了早期的殖民地学校、教会学校和州立学院怎样演变成大学的。另一些著作（如H.哈斯金斯、C.F.瑟文、G.P.施米特、T.韦伯林的著作）告诉我们大学的内部及外部困难。后来的一些作者（R.盖格、R.赫钦斯、K.奥尔森、R.霍夫斯达特）讲述的是20世纪中期高等教育成长成熟的精彩故事。1960年代至1980年代从事研究的作者告诉了我们在这30年里高等教育所获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与成就。1990年代的作者则一方面继续分析和解释以前的历史，一方面提醒我们要继续改革，不断更新。从发展的视角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教授、教师、学生、毕业生、以及大学的其他成员，由于这些作者关心的是在迅速变化中公众的需求、感受和期望。从比较的视角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历史感，只要认识到我们的高校、它们的目标与功能、教育与服务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且在全球化环境和由技术革新推动的跨国经济条件下，它们还在继续变化。

我们所选的优秀著作没一本会出现在其他的20世纪畅销书书单上。虽然没有一本书是传奇故事、戏剧、或英雄史诗，但每本书都在讲述它自己时代的故事。无论是把它们当作整体，或者精心选取一本为代表，这些书都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贯穿所有著作的主题是作为智力的、功用的和社会文化制度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稳定性被过分渲染了，但它确有明显的连续性；虽然这个变化受许多传统、习

俗、甚至学究式愚蠢的限制，人们还是欣然接受这种变化，甚至还曾认为它是“进步的”。

即使其他人可能发现种种缺点，这些书确实代表着一批重要文献，一批值得美国高校各类人士了解的文献。简单阅读注释会造成种种误解，不成熟的学生常会仅靠浏览注释而不读原著就得出肤浅结论。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阅读，仅靠仔细阅读书目注释确实可以成为了解原著的第一步，并能激起进一步的思考。

此外，编辑带注释的书目还可能是划定学科研究领域的一个好方法。即使在最好的教育学院也可能遗漏某些关于大学管理、治理、财务、工作、生产力的研究角度和观点；即使在最开放的大学校园里，也一定会有些僻静角落。教授们在那里做实验、写书和教学，但却对能影响他们学校及其未来的公共政策问题一无所知。

最后应再次强调书的优点。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选书而不选学术期刊、杂志、或其他刊物？”最好的回答可能是，因为书似乎是最能够保存和传递我们所思、所论、所著的精华，至少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是如此。期刊文章以及其他出版物各有其科学、学术或方便的优点；其他传媒也在资料、信息、知识获取方面作各种济世承诺。但就象复印机静悄悄向我们证明的那样，没有人仅靠拥有一堆期刊文章、复印资料或书籍来获取知识。要学习，我们大多数人就得阅读、观察、思考、讨论、反思。在可见的将来，在学习最重要事物时，书将仍然是真正有用的工具。

有位聪明绝顶但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学者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助理教授都可以就大学的目标与功能开个讲座，但就是没有其他教师愿意去听这类讲座。确实，无论是绝顶智慧还是怀疑主义，都能不容忍教授们去撰写出版关于大学的目标、教育、服务、以及高等教育的益处的著作。

最后让我回到前面的培根引文。隔了两句之后，培根接着写到：“阅读使人充实，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确。因此如果一个人很少写作，他就得有很好的记忆；如果他很少交谈，他就必须有敏捷的机智；如果他很少阅读的话，他就得有非凡的狡黠之才，方可以强不知以为知。”让读者去用“学者”一词取代“人”吧，无论培根在何处使用“人”这个词。然后读者自己决定是否同意培根的看法。无论何种结果，读者总能从这本很久以前写的书中学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