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_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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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

———邓小平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学习体会

王定俭

公共管理学院2007级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在不断地思考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邓小平在思考和解答这一课题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即在现实的认识和实践中，必须既遵循认识和实践的真理性原则，又遵循认识和实践的价值性原则；既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实现二者具体的和历史的有机统一。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根红线，具有有多方面的理论纬度，对邓小平这种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历史视野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发展有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两重尺度，并且主张这二重尺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既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的外在尺度，又可以把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有机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中，以此创造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世界。在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既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的价值理想，又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价值构想的“空想”性，使科学的认识和崇高的价值理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创立了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要摧毁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方向，又是中国人民理性选择和艰苦奋斗的现实结果。建国后，毛泽东一方面急切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多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我国建设面临的社会主义客观现实。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多重影响，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地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抑或说认识的真理尺度和实践的价值尺度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逐渐发生了偏差，单纯地追求真理性尺度在毛泽东选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发展为唯一的尺度，而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逐渐地萎缩和淡化。同时，当时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地是停留在理想的和抽象的价值追求的表面，忽视了价值追求所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对此，邓小平曾分析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2]就是这一错误认识的极端表现。邓小平还深刻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3]这种实践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享受了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喜悦，饱偿了革命和建设挫折的痛苦。痛定思痛，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挫折深刻原因。邓小平认为，认识和实践的历史从那里开始，逻辑也应该从那里开始。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价值性就凸现出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5]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避免出现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出现违背社会主义价值性原则的方向错误。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4]

[6]邓小平认为，如果片面地发展生产力而不顾及社会主义方向，就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邓小平指出：“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裕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7]邓小平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给予足够关照的同时，没有忽视现实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特别是强调要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用认识中国人民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是追求现实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创造者和享用者,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的科学论断，就是邓小平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不懈探索的结晶。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理性的规定，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并且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在于它能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规定，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9]正是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尺度和价值性尺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深层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最集中体现。

二、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

会主义观点的辩证关系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必须处理二者关系的方面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0]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各民族历史必然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敏锐地指出：“我们同世界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11]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12]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真理性尺度思考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性尺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深刻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13]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人们对世界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始终要摆在第一位，这样才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认为，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对外开放，或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对外开放，都是背离我们对外开放目标的，因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4]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辩证统一都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必然要比较优越性和说服力的方面说，邓小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后的近百年间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竞争，比较优越性和说服力的过程中，总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构成了当代世界历史竞争的格局。对此，邓小平既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横向联系及竞争发展的现实出发，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作认真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5]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最终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真理和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来把握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科学地凸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说服力。邓小平认为，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要从现实起点出发，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只会导致共同贫穷，这就取消了人们活动的价值尺度。同时，邓小平又认为，“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6]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讲共同致富，导致两极分化，这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尺度的取消。可见，邓小平这一国际视野的贫富观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现实社会主义理性的价值观，是二者有机联系的辩证统一。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必然要借鉴利用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服务的方面说，邓小平敏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近百年间，既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干涉和政治上的孤立，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的“和平演变”策略。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利用和相互促进的方面。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于当代世界的同一体中，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发展中的大国其发展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作为一个东方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邓小平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于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17]可见，在这里，邓小平既从理性的尺度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又从价值的尺度深刻剖析了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扩大的双向对外开放中，才会双赢互利。邓小平认为，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在它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理论，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理论，是我们避开曲折，少走弯路的一种明智策略，我们要建设“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加强国家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

术成果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8]因此，邓小平认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非得失，“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社会生活的客观真理性，是遵循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国防等各方面实力的总合，其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它决定着其他方面。因此，坚持综合国力标准和坚持生产力标准都是坚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标准，人民是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20]人民又是评价的主体，他把“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以否的依据。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党的言论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个出发点还不能保证言论行动的正确性。因此,检验一切言论行动正确与否,还要通过实践,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

[2][3][4][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71，115，116，116，110，207-208，373，110-111，103，117，3，195，63，172，79，117，372，2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