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那些遭到迫害的报人_民国时期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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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颇有刚烈士风，“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虽如此拍板表态。民国时期，像《大公报》、《京报》、《申报》、《星岛日报》等等很多报刊都有自己的抱负和使命，主笔多是有才华有激情的资深学者，编辑、社长多为社会名流。他们反映民意，以监督政府为天职，很少为金钱或强权所诱迫，因此常遭当权者的忌恨，欲除之而后快。

很多报人还是因言获罪，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命，如报业先驱林白水、民国第一记者黄远生、《京报》社长兼主笔邵飘萍、《申报》老总史量才„„ 民国报人用他们的生命和真诚坚守理想。

一、林白水

林白水是中国报业的先驱人物，办报始于晚清年间，是运用白话报进行民主宣传的第一人。自1901年他27岁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被查封，三入牢狱，最后以身殉报，流尽最后一滴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这是他永不褪色的诺言。

1926年4月，直奉联军进京，北京城一时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林白水仍挺身而出，迎刃而上，在时评中斥军阀为“洪水猛兽”。8月5日，他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讥讽抨击那些在强势者的卵翼下胡作非为的宵小之徒。次日晚上，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为林白水求情未果。

8月7日天色微明时，林白水被宪兵拉到天桥，连话都来不及说一句，就被一枪打中后脑。附近有居民听见枪声赶来，只见身穿灰色大褂的林白水倒在路边，头发上沾满血污，双目微睁，还有微弱气息，而刽子手们早已离去。

二、黄远生

黄远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殒命时年仅30岁。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

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

1915年12月25日，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黄远生被枪杀。黄远生之死引起了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这起谋杀案的制造者，然而凶手到底是谁？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谁？却不得而知。由于当时国内政界极度混乱，案发地点又远隔重洋，所以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与足够的精力去调查，这起残忍的凶杀事件于是成为一件众说纷纭的疑案。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已经是1986年。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中华民国的 “国父”孙中山。

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如揭露和讥讽“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正是因为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孙中山的计划，孙大为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无意中达成一石二鸟的效果：既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消声钳口，还让袁世凯替他背了 70多年的“黑锅”。

三、邵飘萍

在南北议和正在进行的过程中，邵飘萍在报上大声疾呼：“呜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贼不死，大乱不止。”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邵飘萍如此公开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必然惹祸上身。1914年袁世凯下令封闭《汉民日报》，邵飘萍被捕三次，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学读书。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在京城名噪一时的《京报》，邵飘萍亲自题写报名，并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还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将 “妙”字改为“辣”，那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辛辣”的特色。

《京报》一开张，就曝光北洋军阀为控制舆论给在京各报社赠送津贴费的丑行，举起新闻媒体坚持正义、爱国保民的旗帜，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此后，邵飘萍又在《京报》上设置大块专栏，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棋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邵飘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为《朝日新闻》聘用。

1926年4月，张作霖率奉军入京，暗中悬赏抓捕邵飘萍，邵飘萍避入六国饭店，奉军抓不到，便以造币厂厂长的职务和2万枚大洋为诱饵，收买与邵飘萍曾有交往的《大陆报》社社长张翰举，劝说邵飘萍可以回《京报》办事。结果，4月24日，邵飘萍一出六国饭店门就被捕，4月26日凌晨即被秘密杀害，年仅41岁，罪名为“宣传赤化”。

四、史量才

辛亥革命后，史量才与实业家张謇等人合资12万元购进了《申报》。史量才常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史量才好直言，嫉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0余万军队发动第四次围剿。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士商谈后，决定由陶行知撰写时评，明确表明《申报》反内战的立场。1932年7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对此非常愤怒，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想办法周旋疏通，史量才坚决不同意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指导，认为《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拿过政府的一点补贴。倘若政府硬要派人，《申报》宁可停刊。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允许《申报》恢复邮递。这样，《申报》在被禁邮达35天之后，再次与广大读者见面。

史量才和《申报》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以及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史量才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而国民党政府将他视为眼中钉，决意要铲除他。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公路返回上海的路上被枪杀。

五、张季鸾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张季鸾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

张季鸾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张季鸾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瘐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1917年，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张季鸾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

来自石松亚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