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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

摘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为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的启蒙运动，还是新兴的资产阶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他们都是有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决定的。从改良到革命并不是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是在逐步探索中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改良和革命在思想上是承前启后的，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有着深层次的矛盾——总的来说是辩证统一的。关键词：改良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辩证统一

一、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阶级产生出来。

1.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们实行专制统治。不过，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鸦片战争期间，面对清王朝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站在反侵略斗争前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队中的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与此同时，许多爱国志士苦心积虑，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议论时政，发出了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等，吸取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思想主张，发出了变革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信号，并标示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方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暂趋缓和。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被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如奕诉、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目的，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朝已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重失败，国势更为颓败，特别是受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封建统治更是摇摇欲坠。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为号召，试图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武器装备与先进技术，以强化军队，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抵御外敌的侵略。洋务派因此提出了许多促使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思想主张，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2.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在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一些城市创办了一些买办性的工业和企业，大约从19世纪下半期起，我国一部分地主、官僚、富商投资创办近代工业和企业，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派举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商办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是少数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兴办；二是个别手工业作坊或就是手工业工厂采用机器生产转变而来，在这两种途径中前者是主要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基础工业极为薄弱，规模小，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的痕迹。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下。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它分为上下层两个不同的阶级。上层一般拥有的企业规模较大，经济力量较为雄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较多，矛盾较小，中下层拥有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力量比较落后，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矛盾较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地主阶级的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它们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是在有地主阶级发起的“洋务运动”中产生——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坚定、彻底的。

二、改良派的维新运动以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1.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2.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

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由此，我们又可以清楚的看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早期深受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当温和的改良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甚至遭到扼杀时，革命变成为主流——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3.抗战胜利后的改革与革命之争——国体之争

抗战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联合各党派建立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不愿意与各政党联合建国，不久便悍然撕毁了重庆谈判的纪要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内战，企图迅速把共产党和全国的民主力量打入血泊之中。与国民党的主观愿望相反，人民大众支持了共产党，第三势力转向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不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不得不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率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退到台湾。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又一次的改良和革命之争。

总的来说，改良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每次激烈的变革甚至革命发生之前都有改良的思想启蒙，改良运动甚至间接为革命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准备。革命者的革命活动，又促使当权者必须以改良来压制革命。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是有着深刻矛盾的对立面。

参考文献：1.《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渊源》 姚有志 2002.9

2.《中国近代军事思革命是少数人煽动的，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还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关于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方面。李泽厚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一文中认为，整个二十世纪都存在着政治激进主义，从谭嗣同到革命派都属激进主义者，“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与此观点相近，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革命者思想认识上的诸多误区造成的，是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努力的结果。

认为一个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陷入民族主义误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有待认真澄清的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客观的积极推动作用和消极阻碍作用哪个更大更小的问题。同时还认为，革命者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没有认识到，皇权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合法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不知道“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以致不顾人民心理需要而一味要求废除皇权，陷入了民主主义的误区，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追求则陷入了理想主义的误区。认为“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时辛亥革命之所以此时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

与这些观点相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与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许多学者都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突出表现为清政府自身的腐败无能，不能根据时代变化积极进行制度变革，难以动员广大人民参与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再加上种种政策失误，最终导致清政府自身权威丧失，威信扫地，以致民怨沸腾，迫使社会各阶级阶层走向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人为结果论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少数革命者主观煽动的产物，恰恰在于没有看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全国各地出现的此起彼伏的广大农民为摆脱压迫和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清运动。金冲及等学者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许多革命者包括孙中山和后来的毛泽东，起初都是主张用非暴力的改良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的，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提倡过和平革命，而且当时有不少人直接从事社会改良实践，但黑暗的政治现实使改良成效甚微，不少人在多次碰壁后，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胡绳武指出，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革命往往是各种和平改造社会的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陈小雅在《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东方》9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不可避免的深层原因，即辛亥革命是专制制度自身不可避免的结果。“世界历史上，凡专制的权力发展充分的制度，都免不了脆性瓦解（即导致大革命的结局）。它无法逃避政府官员的腐败，社会调节机能差，其结局只能是走向崩溃。”

革命给社会带来是动荡和混乱，破坏作用大于积极作用，还是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功绩是主要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

性质的革命，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多领域多层次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早已成为共识。

但近年来，有人开始全面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李泽厚等人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这次革命一下子把清政府痛快地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

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把这个观念明确地颠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们还进一步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固然可以破坏一切，但不能创造一切”，革命充满着残忍、黑暗、肮脏，“改良比革命好”，“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还有观点认为，凡是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都不能保持“一等强国”的地位，且在转型过程中，往往*频繁，国无宁日，如法国、俄国和中国；而凡是通过改良转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则能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势头，如英、德、日等国。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推动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主观意图与其革命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严重背离。

原因在于当时的革命者觉悟太早，且过分相信人为的力量，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革命。辛亥革命的迅猛来临，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而且使革命之后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稳住局势，恢复和重建秩序，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反而因旧辙已坏、新轨未立而陷入空前的混乱。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投下了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必然有其发展前途。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有可能在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中国或许不会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就不会出现革命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

总之，这些“新”见解的提出者都认为辛亥革命的破坏作用大于积极作用，是此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在否定辛亥革命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有文章过分夸大清政府立宪运动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进行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现代化运动，取得的成效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推动作用大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不如立宪运动，戊戌维新不如洋务运动的结论，对从事改良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愈来愈高，诸如近几年对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乃至蒋介石的评价就出现拔高的现象。

与诸如此类观点相反，更多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历史功绩是主要的，全盘否定是不正确的。龚书铎等著文指出，历史的事实是，孙中山托起中华民国的招牌之际，同时也树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谁复辟帝制谁就注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经济上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工业化“黄金

时代”，自然与辛亥革命所创设的各种条件有关，并不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放松的结果。从意识形态方面看，由于辛亥革命是现代型的政治革命，它突破了二千年朝代更迭的政治格局，在意识形态上“民权”取代了“王命”，以致民权理论取代了“天命论”而成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清王朝解体的中国不止在寻找一个现代国家，也是在寻找一个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科学与民主则与辛亥革命有着同等的伟大意义。不少学者指出，改良在中国走不通，这倒是为中国近代大量的历史所证明的事实。林华国等人提出，戊戌维新是一次和平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触动皇权，也没有触动地方封建势力，更谈不上什么一步到位，决不是什么“过于急躁”，它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清王朝当权势力的十分顽固。立宪派也是准备慢慢逼迫清政府实行立宪、走向现代化的，并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可清政府虽然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事实表明，清政府并不真正打算实行英国式或日本式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