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用工荒”反思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原因_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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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用工荒”反思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原因
【摘要】中国高校自从1999年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生年毕业数从1998到2009年翻了6倍。因扩招过快所带来的就业难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部门和媒体把产生问题的根源指向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到位,以及大学生就业能力低等方面。本文认为,这些并不是问题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就业难和“用工荒”同时出现反映出的是劳动力的结构不合理。要解决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应该从高校招生规模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性和学校现有的招生和就业体制着手。
【关键词】学生;结构性失业
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成了新闻媒体关注报道的热点,曾经一度被标识为文化水平低、就业困难的农民工突然成了市场的香饽饽。而与“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就业难。据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观察,现在农民工与大学生工资差别越来越小,很多农民工职位的月工资都在1500元以上,一些技术工人的月工资甚至能拿到2000元以上,且处于增长态势。而目前很多为大学生提供的职位,待遇通常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甚至出现了大学生“零工资”就业状态。“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出现说明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难并非绝对的岗位缺乏,而是结构性失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显著的结构性失业呢?
一、产业结构和大学生本身不是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一)调整产业结构不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对于“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说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着不一致的状况。对此,相关部门和媒体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手。固然,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从粗放式逐渐转向集约式。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受经济规律的驱动,它绝不会因为要解决大学生就业而主动增加高新科技产业。因此,缓解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不能从经济产业结构着手,让经济适应教育就业要求,而只能从教育调整和改革想办法,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否则,就违背了规律,颠倒了主次。
(二)大学生就业能力不是导致其结构性失业的关键因素
有论者提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出路。事实上,大学生经验、观念、学习等能力的强弱从总体上,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就业难易。当大学生在扩招前供小于求的情况下,无论就业个体就业能力的强弱或质量的高低都会因“稀缺商品”而被抢购。纵然高校毕业生的个人就业能力很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还是有一部分大学生会竞争失败。所以就业能力的强弱影响的只是个人就业层次,不是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高校招生规模增长过快是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直接原因
(一)高校规模超越了经济承受和发展要求的速度
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对招生的反馈,招生规模和经济保持相同速度发展,可以达到供需的相对均衡。
从宏观层面来说,经济基础对教育发展起着物资保障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经济是教育要服务的对象,教育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指标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参考。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短短的5年内由9.1%增长到15%,比1999年我国《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所确定的“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的目标提前了8年之多。而从国际上看美、欧、日、韩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实现这一过程普遍经历了10-30年[1]。至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4.2%,十年时间规模翻了一番还要多,这个速度明显超越了我国实际的经济供应能力和发展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在1999-2009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高等教育毕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20%左右,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的增速。教育上的冒进积累了就业问题,大量毕业生无业可就从而直接导致了近几年的结构性失业难题。当然,我国当前的基本教育政策是教育优先发展,可以有一定比例的超前,以引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做出违反经济与教育发展规律的事情,这样不但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会产生大众对高校的信任危机,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国际的对比分析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
高等教育扩招对于我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从纵向来看,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从横向来看,国外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阶段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对我们有启发之处。上世纪50-60年代,印度为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以13%-14%的速度进行扩招[2],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教育质量的迅速下降,据统计在4个工程专业中只有一个具备就业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其增速大致维持在4%-5%左右,而在最近几年则维持在6.1%左右[3]。印度在2001年的就业率为83%,个人收益为18.2%,社会收益为10.3%。中国在2007年就业率为70.9%,个人与社会收益率为6.0%,而实际社会收益可能还要小些[4]。
新加坡的教育质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加坡严格控制高校招生规模比例,其录取率一般在20%左右,并且不鼓励大学生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免引起恶性竞争、学历泛滥,维护高等教育的权威和质量。
虽然美国的招生相对规模大于我国,但在总体上,美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比较大,美国有相当大规模的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可以吸收大量的高校毕业生,虽然人数较多但总体上是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况。
从目前现实情况和国际经验来看,大规模扩招不仅超出高校的软件和硬件所承受的能力,也超出了经济的承受和需求能力,并直接造成了大学生的就业难。
三、政策性过强与市场化不足是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间接原因
从理论上讲,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大学生供给大于需求时,大学生供给量在市场的调节之下会自动减少。然而由于强有力招生政策的引导和教育本身的滞后性,招生数量依然呈骤增态势,这展现了我国市场化不足和政策指导性过强的现实。
根据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投资行为,教育成本成为其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在随后的工作中,个人将获得丰厚的个人和社会回报。当收益大于投资之和时,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就会愿意为此进行不断投资。但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买方市场逐渐掌握话语权,并不断降低大学生雇佣价格。当大学毕业生的实际雇佣价格低于应有价值时,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就是一项失败的投资。当一部分举债投资高等教育的农村家庭和不富裕的普通家庭因教致贫,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同龄人在同一时间已经工作3-7年,逐渐过上富裕生活时,一些家庭就会减少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甚至撤离高等教育市场。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在国家扩招政策的惯性指引下,高校为了自身发展给予积极回应,加大招生宣传力度,继续大规模扩招。而广大民众由于市场意识的不足和观念转变较慢,在长期形成的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产生高额个人及社会经济、精神回报的思维惯性之下,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热情不会很快减退。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使市场的滞后性越加明显,大学生结构性失业更加严重。
四、体制滞后是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
本源性问题应该从教育本身而非外部因素入手。如果说上世纪末的大规模扩招冲动是源于国家在1997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为扩大内需所做的部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但接下来的10年平均20%的扩招增速则显示了政策不受约束的体制原因。同时,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下,我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连续2年以5%的速度增长之后,为缓解就业压力又增加到12.7%,显示了招生的非规范性。在当前我国高校招生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政府在招生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而就业市场却相对市场化。政府和高校有招生的义务却没有安置就业的责任。这种体制的缺陷使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存在招生规模扩张的冲动,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相应压力。
总之,当国家取消高校毕业生包分配政策后,就把毕业生推向了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教育部门成为人才培养和供给的卖方,企业以及其他用工部门则成为人才消费需求的买方,供需双方以人力资本价值为基础进行自由交易。作为人才供给的高校应该根据人才消费的主体――公司企业――的需求来决定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数量并确保质量,否则就会遭到市场的无情惩罚。大学生结构性失业说明了人才市场的供需失衡,这种失衡如不能得到合理控制,必将会引发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中国现有体制不可能完全转变的情况下,需要认清问题关键所在、转变观念、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现有状况及结构构成,根据市场的需求、遵循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控制好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速度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米红.人口因素与未来2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03(6).[2]阎月桥,施晓.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印度高等教育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比较教育研究,2009(2).[3]Gnanam, A.Accredi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2007: Accreditation for Quality Aurance :What is at Stake?.GUNI.2007.239~241.[4]UNDP,http://hdrstats.省略/en/countries/country_fact_sheets/cty_fs_IND.html;UNESCO,http://www.uis.省略/ev.php?URL_ID=5263&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2008-04-04.作者简介:刘峥(1983―),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管理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