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研究信息参阅(55期)_教师科研信息统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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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研究信息参阅（55期）

日期：2010-08-06(文章点击率548次)本期导读： 【宏观中国】

☆发展，朝着调控的预期方向 上半年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比第一季度有所回落，符合主动调控的预期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6%，温和可控，为全年控制在3%左右打下基础 ●城镇新增就业638万人，恢复至危机冲击前水平，完成全年目标的71％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将持续20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20年。中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将成为未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潜力的挖掘。☆理性看待劳动力成本上升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许多企业也纷纷上调工人工资。7月2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上半年，全国已有23个省区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聚焦东莞】

☆上半年东莞GDP1938.45亿增长12.1%

7月26日，东莞市统计局发布东莞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下称“通报”），各项数据全面飘红。初步测算，上半年东莞完成生产总值1938.4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2.1%。上半年CPI同比上升2.1%。☆电网负荷首破1000万千瓦 东莞经济回暖

7月6日，东莞电网负荷首次突破1000万千瓦，7月7日再创历史最高纪录，达1035万千瓦。与此同时，东莞日供电量今年也是七次创下新高，其中7月7日首次突破2亿千瓦时。东莞成为继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广州后，国内第六个电网最高负荷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也是国内继苏州后第二个电网最高负荷突破1000万千瓦的地级城市。

☆1200多家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三资

1200多家帮扶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三资,是我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政府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帮扶下,目前，我市已有1200多家来料加工企业成功地实现了不停产转三资企业。发展，朝着调控的预期

上半年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比第一季度有所回落，符合主动调控的预期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6%，温和可控，为全年控制在3%左右打下基础

●城镇新增就业638万人，恢复至危机冲击前水平，完成全年目标的71％

走过2010年上半年，人们更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中国经济仍然总体保持了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正朝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向好态势五个特点

综合分析各方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国民经济向好态势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速度，为实现全年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

第二表现在价格温和上涨。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6%，其中有1.4%是去年价格上涨的效果因素影响，新涨价因素是1.2%。国家统计局分析认为，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温和、稳定的。从环比看，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下降0.6%；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0.3%。

第三表现为内外需协调性增强。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仍是比较高的速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18.2%，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进出口形势比较好，外贸进出口总额快速恢复，增长43.1%，其中进口增速更快，增长了52.7%。与去年上半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分别贡献53.4%和87.6%、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1%相比较，今年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在增强。

第四表现为经济运行质量得到改善，国家、企业和个人收入都稳定增长。上半年财政收入43350亿元，增长27.6%，上年同期为下降2.4%；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5396亿元，同比增长81.6%，上年同期为下降22.9%。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57元，同比增长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078元，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

第五表现为就业稳定增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38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７１％，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一季度末持平。

回落符合调控预期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是，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GDP二季度增长10.3%，比一季度11.9%的增速回落了1.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头两个月的20.7%逐月回落：3月份回落到增长18.1%，4月份17.8%，5月份16.5%，6月份为13.7%。其中6月份增速比5月份回落2.8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回落幅度最大的一个月。

除工业外，建筑业、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的主要指标也在回落。同时，消费、投资以及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企业的利润明显收缩。

如何看待回落，是当下各方分析和议论的热点问题。综合各有关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共识：基数影响和调控作用是回落的两大主要原因。

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去年一季度初步核实的GDP季度增速是6.5%，二季度是8.1%，是由低向高的。去年的二季度比一季度上升了1.6个百分点，今年二季度10.3%的增长率比一季度回落了1.6个百分点。有专家分析，如果剔除这些基数因素的话，那么今年二季度跟一季度增长数据应该说是差不多的。

基数在工业增速回落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据工信部的分析，基数提高对今年6月份增速回落影响就占65%左右。所以，考虑去年基数因素，工业经济运行态势基本平稳。

除基数原因外，今年中央政府出台的管理流动性、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等宏观调控措施，也是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到比较合理区间的原因。例如，为了加大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工作力度，上半年实行的差别电价和调整或取消部分高耗能产品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对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快释放起到抑制作用。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比一季度减缓2.4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增速为11.8%，比上月减缓4个百分点，直接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回落幅度的46.6%。

因此，很多分析都提到，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有利于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有利于加大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的效果。

面对难点坚定信心

时光过半，收获过半，我们也对形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世界经济仍然走在复苏的道路上，全球各大经济体却表现为几家欢乐几家愁。欧洲两个最大经济体——德国、英国新公布的经济数据都强于市场预期，这使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认为，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复苏的影响有限。而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用“异乎寻常的不明朗”来形容当前美国的经济形势，则让人们感觉到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外，更表现在内。下半年中国经济虽无“二次探底”之忧，但宏观调控却面临诸多“两难”选择。例如，短期保增长与长期调结构孰先孰后？房地产市场调控与GDP增速孰轻孰重？信贷调控节奏与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孰快孰慢？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与通胀管理预期目标孰大孰小……

“两难”境地虽多，但现实的路径也逐渐明朗。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信心，统筹兼顾，切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强政策引导和工作力度，坚定不移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是“稳定政策”，宏观调控的核心是“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始终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无论是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还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紧迫性问题，都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要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来源：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7/28/nw.D110000renmrb_20100728_2-01.htm?div=-1）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将持续20年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余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20年。中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将成为未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潜力的挖掘。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回升向好的中国经济面临诸多“两难”困扰。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这种增长势头还能保持多久？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余斌。余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20年左右。

城市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中国经济时报：国际上连续40年保持7％以上增长的地区只有３个，且大的经济体尚无前例，能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更是凤毛麟角。中国近30年来，经济一直保持将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您认为，这种趋势能延续多久？

余斌：我认为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还将延续20年左右时间。在未来20年中，中国有可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不一定是两位数，可能是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会释放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

2009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6.6％。按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高约１个百分点来计算，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届时城市化任务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在未来20年，中国还将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

城市化推动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首先，城市化表现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增加，需要盖更多的房子、修更多的马路，才能满足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即城市化带来投资需求扩张和拉动经济增长。

其次，新进入城市的人口将会对住房等耐用消费品产生新的需求。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是租房还是买房，住房都将是一种刚性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另外，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服务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43.4％，与世界平均水平68％相比差距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过低，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对服务业的需求又很小。所以，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最后，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会带来农业规模经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

但是，这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南非为例，南非人均GDP大约为五千多美元，比中国高，是非洲大陆最富裕的国家。但同时，南非又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有大约5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方面，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因为买不起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以及没有资金对道路、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进行投入而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南非城市中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步丧失了竞争优势，导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们失去了工作，拥挤在贫民窟里。

由此来看，要发挥好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必须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时报：除了城市化，您所说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什么？

余斌：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发展非常不均衡的国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个是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恰恰正是这种不平衡，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种增长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广大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投资空间已经很小。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农村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还有更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其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仍然很重。一个小国，很容易在较短的时期内，使得整个国土上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而中国是大国，发展过程中存在城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所以，全面完成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可能还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也还很大。

其二，就是消费潜力的挖掘。中国居民的消费目前正处于向住房、汽车升级的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前，只有东部沿海一些大城市的高收入群体才有能力买房、买车。而现在，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也有了买房、买车的实力。放眼未来，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居民也将会逐步进入买房、买车的消费升级阶段。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单一内部市场。也就是说，发展不平衡决定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渐进性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在一个点上完成，而是一个长期持续释放的过程。

金融危机或将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面临“内忧外患”。从现阶段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种影响未来还将经历哪些阶段，具体将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世界经济低迷和我国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几乎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以及国内土地、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导致中国长期以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削弱，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一定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完全不能消化。因为，尽管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步削弱，但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等方式来加大其他方面的优势。而且，目前国际上短期内尚很难找到能够替代中国出口市场地位以及竞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

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需求也在萎缩。目前来看，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主要发达国家，像美国、欧盟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危机前，而且恢复速度缓慢。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主要目的地，危机过后其市场需求一直低迷，这对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出现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为私人银行的危机，表现为大量私人银行破产倒闭，债务缠身，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出台措施，救助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

第二个阶段是主权国家的危险，表现为私人银行危机开始化解，但却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目前，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第二阶段的真实写照。

国际金融危机还有可能向第三个阶段演变，就是全球货币体系受到冲击。要拯救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只有大量印制钞票，其结果将导致全球的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是流动性大量增加，使得全球整个货币体系受到冲击和影响。

具体到国内市场来看，金融危机及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中国埋下隐患。

第一是资产泡沫问题。2009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资产泡沫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来调控房地产市场。而调控房地产市场，又必然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通胀压力问题。2009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通胀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控制通胀预期，在货币政策上采取了相应的紧缩措施，这同时也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第三个问题就是财政金融风险。在2009年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设立了大量的投融资平台，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给予相应的关注和管理，就会累积出现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

可以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外因，通胀、资产泡沫及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是内因，内、外因交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下滑。但这并不足以形成太大的风险，中国经济扩张的空间仍然很大，市场潜力巨大，经过短期的调整，完全可以步入新的高速增长时期。据此判断，今年经济增长仍将达到9.5%左右的较高水平。

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时报：有研究显示，当年有些拉美国家曾在较长时间段内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后来出现了快速回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您认为，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何种教训？如何才能避免出现高增长之后的长期低迷？

余斌：避免经济增长陷入持续低迷的关键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举个例子来解释，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一直都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因此劳动力价格涨幅很小，而我们也一直可以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今天，当“民工荒”、“招工难”问题出现后，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生了基本面上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未来将逐步告别劳动力过剩时期，进入劳动力相对短缺阶段，这也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将会大幅度上涨。也就是说，中国继续依赖过去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能力、空间都将受到制约。由此来看，中国必须成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

目前要转变发展方式面临三个基本问题：首先，为什么要转？传统的发展方式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其次，“往哪儿转，转到哪去”？能够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新发展方式是什么？最后，就是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走到“新路”上去？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主要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需求角度看，要从过去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消费扩张。过去三十年，国内消费的扩张步伐非常缓慢，表现为居民消费占ＧＤＰ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更注重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只有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才会有城乡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有13亿人口，届时，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即使国际环境再发生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会相对较轻。

第二，从供给角度看，要从过去过于依赖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

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供不应求、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中心，这说明过去中国处于一个工业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时期。未来，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尚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变为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

服务业的领域很广，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交通、通信、文化、旅游、医疗、教育，等等。这些领域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有的处于国有企业垄断，有的处于政府高度管制之下。未来，应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放松政府管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要从过去依靠资源的高消耗、高投入，环境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是依赖于资源的充分供给和价格低廉，但现在资源越来越短缺，价格越来越高，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显然难以为继。

况且，从环保的角度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全球已经逐步形成共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为环保、低碳做出努力或调整。

第四，从产业层次角度来看，要从过去主要在产业链中低端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为在产业链高端层次提高竞争能力，并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目前，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是在制造业环节，具有明显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制造业又是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环。未来，中国必须加大研发设计投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在营销领域需要建立品牌、渠道、服务优势，通过向研发、营销方面延伸，来打造在产业链中高端以及附加值比较高的环节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如果完成这些转变，在传统竞争优势被削弱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迎来新的竞争优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http://)

理性看待劳动力成本上升

7月20日，广东东莞南城。在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廖婉仪下班后，赶着回去做晚饭，看得出心情不错。“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920元，这个月老板给我们加薪了。”她晚上没加班，下午6点多晚餐就已做好。

同一天，在山东淄博市高青县，一家纺织公司环纺车间的工人孙凤英正忙着交接班：“4月，公司给职工涨了一次工资，我发了2250元。最近，公司又把中、夜班费涨到8块、12块，全勤奖涨到160块。下个月还能多发200多块。”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许多企业也纷纷上调工人工资。7月2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上半年，全国已有23个省区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普遍提高，部分企业自主加薪

今年年初开始，各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消息就“赶集”一样涌出来。

3月1日，福建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幅度为24.5%，是历年来调整幅度最高的一年。力度最大的建瓯、漳平、平潭三地，月最低工资标准从480元调到700元。从5月1日起，山东省调整后的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为920元、760元、60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而广东今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升幅超过往年„„

“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说。他认为，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不少省份暂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随着经济的回暖向好，上调最低工资又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在一些地区，这一标准的实施难度比想象的要小。

“目前广州的企业绝大部分工资都已经高过了提升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主任张宝颖认为，企业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情况良好，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早就提升不无关系。据了解，早在2009年，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对企业起薪的调查显示，当时广州市企业工资已经超过1200元。“低于1000元招不到工”。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赖诗卿分析，随着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工人生活成本上升，成为工资上升的刚性原因。

工资增长与保障就业，如何找到平衡点

“政府政策在保障，看不见的手也在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说，涨薪将是一个整体性的长期趋势。目前工人的实际工资仍偏低，尤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多年增长有限。28岁的周跃跃来自四川，到福州打工11年了。现在每月收入2000元，却从未想过进电影院、唱KTV。房租最近从每月160元涨到200元，水电煤气、柴米油盐等衣食出行，每月又要1500元。“孩子刚满周岁，日子过得紧紧张张，盼着收入能再增加。”

对于企业而言，涨薪则是一大挑战。

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说，中小企业和部分低收入行业是主要影响对象。

企业也在用各种办法消化这部分成本。李先勇在广东东莞厚街拥有一家箱包厂，厂里有210个工人，“撑”过了汇率、原材料等涨价的压力，又“扛”过国际金融危机，现在订单充足。去年开始就将工人基本工资提高到1200元，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今年开年他又将工资涨到1500元。

利润怎么保障？一方面，他稳定了一批技术过硬的熟练工人，订单从过去中低档过渡到中高档产品，利润也同步增长。另一个办法就是“让工人自己给自己涨工资”：能不能8个人做10个人的事？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工资上涨的作用是双面的，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资上涨，也会使一部分劳动力得不到就业，有可能会使实际的失业率上升。

根据人口结构测算，今后一个时期，全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而经济在正常增长条件下，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个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

关键在于把握好幅度和节奏

同是针对涨薪，不同视角有不同判断。

曹建海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管理成本、办公费用过高，又追求高利润，唯独工资所占比重过低。劳动力价格上涨，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可以促使企业延展自己的产业链。

去年10月至今，山东淄博高青县流云纺织有限公司给职工普涨两次工资，平均增长幅度达30%，生产一线职工工资人均增长500元。董事长刘天林认为，涨薪是一种趋势，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从之前单纯依靠低成本竞争中转变过来，优化产品的作业流程，降低劳动力成本与比重。同时，企业要加大技术资金和管理资金的投入，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产品技术等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杨益生说，国内外形势已经决定，企业不能再靠廉价劳动力来谋生存、谋发展。但同时也要考虑地区差别，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型提供帮助。

周天勇说，从趋势上看，一定要改变目前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和就业比例过低的局面，积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接纳制造业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同时，他认为对那些较为困难的劳动力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工资上涨后，政府可以考虑减少他们的税费负担，使他们能正常运营，不至于破产倒闭关门，避免失业率上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当前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增加工资与扩大就业的关系，要考虑到增加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二是增加工资与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要通过推动企业加强管理、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改善职工生活质量，实现企业和职工的双赢乃至多赢。三是处理好职工工资适度增加和较快增加、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认为，要通过设立规则，来为解决劳动关系矛盾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利益平衡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全总提出，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

(来源: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7/30/nw.D110000renmrb_20100730_7-01.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