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库尔贝现实主义艺术的二重性_论超现实主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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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库尔贝现实主义艺术的二重性
〔摘要〕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社会评价和民主意识。它关注社会矛盾,同情下层民众。印象派继承和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写实语汇,而其中的人文精神却失落了。重新讨论现实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库尔贝 现实主义二重性 社会评价 民主意识 纯视觉绘画语言
现实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时期概念。以库尔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在社会评述和纯视觉的形式探索上有着不同的权重,但是,它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评价和民主意识。1850年,现实主义者明确提出 “不美化现实”,主张“真实性”和“客观性”。对此,德拉克洛瓦却认为,艺术家正是为了躲开残酷的现实,才去从事艺术创作。而现实主义“却要强迫我看他们的肮脏[1]和畸形。”波德莱尔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粗俗、枯燥无味、缺乏想象之光的艺术”,现实主
[2]义者是“一群粗鄙的艺术家和文人”。库尔贝本人的理论和实践在三十年中也充满了矛盾和变化。这使得现实主义概念在当时就显得复杂多变。上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的理论又引发世界性的争论。有人说:“照忠实描写自然这种广义说法来讲,现实主义无疑是造型艺术、文学批评和
[3]创作传统中的一个主流。”这种写实传统论剥离了现实主义特定时期的本质特征。针对西方现代的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又给现实主义概念增添了新的异质和复杂性。本文认为,只有历史地观照特定时期的鲜活的现实主义艺术,我们的讨论才会有益。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工业革命给资本者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却使无数的工人因失业而活活饿死。“战争和饥饿猛烈地震动了欧洲,在法国产生了最惊人的后果。因为它既提出了改变制度的政治问题,而且在欧洲可能第一次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社会问题。”极端的贫困逼得男人、妇女甚至儿童参加街垒战。有人在议会中大声疾呼:“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经从政治问题转到了社会问题上?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治本身,而是要推翻社 [5]会吗?”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问题成为了文艺家们关注及讨论的话题。“人民”成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思考的一个实体。乔治桑关注城市的劳动者,并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6]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艺术家》杂志呼吁把人民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悲惨用文字和图画表现出来。雨果在《光与影》中说,“身为教化者的艺术家,”要用“思想的平静光芒”来照亮“社会的阴影。”
库尔贝就是一个追求社会平等的具有民主思想的斗士。他从四十年代初反古典和反浪漫的自画像系列很快转向社会问题。1840年以来,库尔贝就追随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各种自由民主思想。他信奉傅立叶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参加1848年的革命,深受普鲁东的社会理论学说的影响。他拒绝了君王政体的授勋。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参与、领导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投身于政治事务,最后被迫流亡瑞士,客死它乡。他非常同情劳动阶层,要改变艺术从属于皇权、宗法和上层政治的传统身份,扭转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虚拟生活而导致的社会价值理想的缺失,使艺术真正广泛地面向大众。这就是库尔贝的现实主义的理想和目标。1849年,他在沙龙中展出了《奥尔南的葡萄丰收》、《午餐后小憩》,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打石工》、《奥尔南的葬礼》、《画室》以及《筛麦的妇女》等等。
当然,西方艺术史有悠久的写实传统,但是,以往的写实画家有的热衷于画弯眉和衣饰,有的常常赋予酒鬼和吉普赛人以皇家风范。“风格甜美的穆里罗,专画兴高采烈、亦真亦幻的场面。他把乞丐画活了,并且用暖色调鲜活地勾画出众生百态。如举着酒杯开怀大笑,或者拿一串葡萄咬上一口”。库尔贝则完全革新了以往的写实传统。首先,画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和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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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去关注、去表现下层平民的生活。他画下层民众,并不是为了一时的好奇和取乐,也不再仅仅是道德的同情,而是具备着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一种呼唤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使命。他说:“我不愿受政府的约束。我同情人民,我要走向人民,向他们学习,并从他们那里取得我的生命的源泉。”其二,在库尔贝的画中没有“皇家风范”,也没有“甜美的风格。”他在作品中坚决地剔除了以往写实作品中的娱乐性和世俗化的情节和细节。其三,库尔贝清晰地把对立的、抗争的精神和力量赋予了下层民众,图像中溢出了不满的情绪。《打石工》无意于给我们讲述父与子的家庭故事,《奥尔南的葬礼》则抽离了事件过程中的时空要素。《画室》把下层劳动者以组合的方式移进了画室。库尔贝以宏篇巨制来描绘身处穷乡僻壤的贫苦民众,场面宏大而没有故事情节,图式恢宏但气氛寂静。画中的人物总是如英雄般地坐着或行进着,透现出豪气和坚强。他们都是被密集组合成的阶级群体,他们身上的艰辛和不满,使得民主意识具有了群体的力量。库尔贝在波希米亚式的聚会中也总是强调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新的画意和政治意义的重要性。普鲁东敏锐地指出:“事实上,库尔贝在其写实主义中表现出我们从未有过的理想主义者的力量。„„库尔贝是一位批判性的、分析性的、综合性的、人道主义的画家,是我们时代的代言者。”
在帝国时代,普鲁东的这类评述,会使现实主义艺术及画家处于相当不利的社会环境中。路易·拿破仑复辟称帝后,法国的政治气氛骤变,新闻出版自由被重新禁止,具有民主思想的艺术家受到沉重打击,许多人被监禁或流放。正是现实主义艺术中的批判性力量,使当权者和官方沙龙感到不安。帝国美术总监纽维开克伯爵声明:“这是民主主义者的画,是要把自己放在世人头上的井市之徒的画,这种艺术使我生气和厌恶。”当《打石工》在布鲁塞尔获得好评之时,沙龙评审委员会却拒绝了《画室》并宣称:“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种绘画倾向,这倾向是法国艺术的不幸。”
库尔贝的人生和艺术是双重的。他为个展取名“现实主义画展”,却又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现实主义者的名称被强加于我”。他一再声称自己的创作不受理想的影响,没有太多的社会性选择。他以此抵御了社会压力;另外,他在前言中紧接着强调:“象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一句话,创造活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强调自己的观察是客观的,又恰恰为自己的社会观念寻求了“真理性”的依据。要使作品的社会理想象“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就必须让作品保持“低调”、“自然”,正如《打石工》和《筛麦的妇女》那样。库尔贝的民主意识是通过观察、表现日常的平凡的生活场景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他没有象维克多·雨果那样运用艺术的对比手法。这种被客观化了的民主意识的社会反响更为强烈。这是他所期望的,也是他所担忧的。一个职业艺术家必需考虑生存问题,他必须在沙龙入选并获奖,以便能顺利地出售作品,维持生计。现实主义者商弗勒里后来与库尔贝绝交了,他在小说中对库尔贝和普鲁东的艺术社会观加以攻击。1848年革命以后,文艺家们的社会使命感日渐沉没了。职业化使许多艺术家不得不向平庸的生活屈服。商弗勒里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我只渴望一件事,那就是可以挣一小笔钱,正好够得上温饱。„„事实上,没有晚饭吃,没有靴子穿,就此阐发大堆的悖论,是最为苦涩的生活。”在库尔贝的创作中也体现了这种无奈和转变,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二重性的另一面。从五十年代后半叶开始,库尔贝不得不向官方沙龙和有钱的订货者作出让步。他虽然怀着愤怒和遗憾的心情指责那些太太和绅士日趣味,但还是创作了大量的女人体、静物、风景和动物画作品以满足这些人,有的作品甚至屈从于庸俗的社会需求。在有的女性裸体画中,往往把忠实于现实性和沙龙艺术秀丽悦目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官方沙龙对库尔贝的创作变化马上作出了回应。早在1857年,批评家维克多在评击米勒的《拾穗者》时说:“当库尔贝先生在清除和纠正自己的画风时,米勒先生却在忙着滥用他的画风。”一些学院派的著名画家开始公开称赞库尔贝的精湛技艺,政府想以颁发“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来笼络他。普鲁东和左拉等人则认为库尔贝放弃社会评议,已经倒向了敌人的一边。[11]
[10][9]在不愿平庸和只好屈从之间,库尔贝尤其寄情于风景画和动物画。他与巴比松画家和印象派画家有了更多的接触,力求纯客观的视觉语汇和写实技法的探索,探索外光下的视觉图像。不可否认,对于以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对于以后的印象派思潮,库尔贝的写实语汇同样具有 “前卫性”。客观地看,这种创作变化增加了现实主义概念的复杂性,有的理论家把库尔贝的后期作品归属为自然主义。在中国,有的学者也因此把[Realism](现实主义)译称为“写实主义”。
让我们回到库尔贝1855年个展的前言中。他表明自己力求“表达符合自己的评价的那些风俗、思想和时代的面貌;不仅力求成为一名画家,而且还要成为一个人。”六年后,库尔贝在安特卫普的画家代表大会上说:“现实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民主的艺术。”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社会评价和民主意识,在于它对社会矛盾的深切关注和客观描绘,在于它对劳动民众的深切的同情。我们毫不犹豫地反对现实主义的“中性观”。库尔贝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态度影响着他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和艺术创作。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特定的个人身上,信仰一定会对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人的信仰常常不会是纯然单一的和固定不变的。这就是库尔贝现实主义创作的二重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的纯视觉写实语言的探索成果已经以新的形态为印象派所继承和超越,而其中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却失落了。现实主义赋于了十九世纪西方美术以全新的活力,它又激扬了俄罗期巡回展览画派的艺术生命力,并且延伸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现实主义艺术概念。当我们今天反思那种*现实主义艺术导致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缺失时,反思中国当下众多的写实艺术作品中的社会批评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时,重新讨论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对我们仍然具有着现实的意义。
刘燕妮 刘晓东
引注:
[1]德拉克洛瓦.论美术和美术家.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287.[2][10][11]约翰·雷华德.印象派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50.15.12.[3]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215.[4][5]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355.356.[6]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03-412.[7]安娜·马丁-菲吉尔.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69.[8]泰奥菲勒·托雷.艺术中的新思潮.新美术.2006第五期.[9]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76.刘燕妮: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论系(***)
刘晓东:宁波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住 址:宁波市海曙区苍松路147弄2号1902室(3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