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系统的竞争和合作_远程教育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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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系统的竞争和合作

———论远程教育系统(三)

丁兴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北京100031)教育技术通讯 [摘 要]集中论述远程教育系统和院校间的竞争和合作,尤其是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大学与同时开展传中国远程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网络科技时代 中国计算机报 中国教育报计算机世界中国电子报 高教动态 教育探索 网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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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应调整。并欢迎投稿！统校园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双重模式大学相互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同时还探讨与此相关的论题。[关键词]远程教育;传统校园面授教育;单一模式;远程教学大学;双重模式;竞争;合作;趋同 [中图分类号]Ｇ728.8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3-0112-05Ａ 近10年来,独立设置的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开展远程教育(双重模式大学)的相互关系、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以及未来前景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自90年代初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如鲁姆勃尔(Ｒｕｍｂｌｅ)、基更(Ｋｅｅｇａｎ)、丹尼尔(Ｄａｎｉｅｌ)、贝茨(Ｂａｔｅｓ)、堪培奥(Ｃａｍｐｉｏｎ)、秦达德(Ｔｒｉｎｄａｄｅ)、丁兴富(Ｄｉｎｇ)等均卷入了这场论战。各种远程教育系统、院校和模式之间的竞争也经常成为远程教育国际论坛的热点之一。这场论战是国际远程教育界实践发展中各种远程教育主体多元化及其日趋激烈的竞争在思想理论界的反映。在这场论战中,鲁姆勃尔和贝茨着重指出传统校园大学发展远程教育的广阔前景以及远程教学大学面对的严峻挑战;而丹尼尔和基更则坚持远程教学大学、尤其是巨型大学在竞争中的战略优势,以及远程教育和开放学习对于整个教育体系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实现革新的巨大意义;堪培奥和秦达德等则强调趋同(不仅是各种远程教育模式的趋同,也包括远程教育与传统面授教育的趋同)已经代替单一模式的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成为国际远程教育界跨世纪发展的主流。

一、远程教学大学、传统校园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 1.鲁姆勃尔发起挑战:远程教学大学的战略弱势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鲁姆勃尔1992年在《开放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极富挑战性的论文《远程教学大学在竞争中的相对弱势》。鲁姆勃尔在论文中指出当时世界上的大约26所远程教学大学(ＤＴＵｓ: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正面临来自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大学(ＣＢＵｓ:Ｃａｍｐｕｓ-Ｂａｓ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创办远程教育、以及已有相当悠久实践历史和经验的双重模式大学(ＤＭＵｓ:Ｄ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的严峻挑战;并且质疑:这些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大学在未来是否有发展前途?鲁姆勃尔指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成人业余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形势已经显示出“远程教学大学的战略弱势”:

长期以来一个清楚的事实是:至少在原则上,校园大学可以提供成本效益高的远程教学计划并因此将自身转变成双重模式大学,从而可以拥有双重模式的成本特点优势、可以提供非常广泛的远程教学专业学科课程、可以挑战远程教学大学。这类远程教学还可以同其它几种日益增长的革新的教学模式结合起来:较传统的业余学习模式(日校和夜校计划)、校园内基于资源的教学,从而使双重模式大学可取得的整个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由于社会的和人口的原因,业余学习教育市场的明显增长导致的变化将对远程教学大学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院校至今几乎享有垄断的地位。对校园大学而言,已经存在一个明确的市场,而它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进入这一市场。因为已经知道:在世界许多地区具有相对优势的双重模式大学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了。尽管存在着教育过热的危险,但整个危险对双重模式大学相对较低,这使双重模式大学比校园大学在竞争上占有优势。其理由下面还要讨论。

许多远程教学大学利用或依赖校园大学设施和人员的事实(为了教学场地和辅导教师)使远程教学大学处于弱势地位。校园大学为什么不能发展自己的远程教学系统,并决定不再允许其设施用于支持远程教学大学?这里,远程教学大学又一次处于弱势地位。

更进一步说,校园大学没有理由单打独干。一种特定的模式就是让许多校园大学联合起来,将校园内课程开发转化成远程教学的课程,并建立一个小型的、中央集中的组织来统一规划并发送这些课程。在英国,开放工业大学“将自己看作一个院校的联合,提供远程学习包,将它与合作院校的其它教学方法一起使用,通过学分积累和转移的统一的系统从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完整的教育体”。它事实上将成为一个出版公司,其使命是规划并出版校园内课程的远程教学改造版。将上述远程教学的新模式同较强的教学辅导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结合起来,由当地工业大学或为此目的选取的高等教育学院组织实施,这可能被证明是在英国替代开放大学的富有吸引力的新选择„„这类模式拥有双重模式大学具有的各种优势,它为校园大学提供来自中央集中协调机构的支持和专业服务,同时,已经存在的协作联合体可以允许学生在各个成员院校间灵活转换。这使得任何一所校园大学可以大大超越局限在校园内的日校和夜校的业余学习计划的限制,可以从开展远程教学的选择中取得收益,同时又免去为了支持远程教学计划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和课程制作系统承担的风险。合作体制同时被看作可以帮助防止一味建立更多的院校而必然产生的过分分散和简单重复的弊病。许多澳大利亚评论家将过分分散和简单重复看作一种危险,而将防止这一倾向看作是实现规模经济。

这些发展一旦广泛传播开来,就会将远程教学大学置于弱势的地位。„„虽然,大多数远程教学大学看上去处于垄断地位,但它们仍然没有强大到足以抗衡联合起来的校园大学的力量,只要校园大学、或者仅仅是相当一部分校园大学决定进军远程教育市场。而且,远程教学大学与校园大学竞争时感到困难的另一个事实是:远程教学大学是与那些现有的院校在它们的非主营业务(校园内教学)上进行竞争,校园大学将开展远程教学看作是第二等的工作、或者看作是为了使教学模式多元化。因此,在远程教学大学似乎主导市场时,双重模式大学可以使用边际成本作为价格策略来夺取市场份额,同时利用向潜在的学生提供多种多样广泛的课程和多种多样教学方法的能力来分享市场。

鲁姆勃尔在结论中指出了远程教学大学的出路和前景:

当然,远程教学大学可以采用许多竞争的战略,但是一旦校园大学开展远程教学,这些战略也可为它们所采用。于是,对远程教学大学而言,最有效的对策也许是将自己也变成一所双重模式大学,或者建立自己的校园教学计划,或者同校园大学协作或合并。

2.怀特的应答:远程教学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各自的优势和弱势

鲁姆勃尔的挑战在当年(1992)就获得了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远程教育著名学者的反应。澳大利亚的怀特(Ｗｈｉｔｅ)争辩说:远程教学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弱势。他强调指出远程教学大学具有以下优势:(1)设计开发的多种媒体课程材料的质量;(2)应用教育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3)教育学上的先进性;(4)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领域积累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5)课程制作和发送的基础设施建设;(6)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结构。怀特指出,所有这些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建立起来的,是不可能被轻易地打倒的。怀特进一步认为,传统校园大学要转变成为双重模式大学并不是轻而易举和没有代价的:(1)为了认真地介入远程教育,需要对院校的资源和结构进行重组和重新配置;(2)必须克服开发高质量的多种媒体课程材料存在的障碍;(3)必须改变教学人员对待远程教学的态度;(4)将传统课堂讲授转变成高质量的远程教学材料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怀特认为,远程教学大学(或在澳大利亚的双重模式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并不感到相互威胁。如果传统校园大学真的决策要开展高质量的远程教学或采用混合的教学模式,从而使自己转变成双重模式大学,远程教学大学只会表示欢迎,因为“最终的赢家是全体学生”。他认为,将“远程教学同面授教学”整合起来,“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是“未来的方式”,对澳大利亚双重模式大学尤其如此。加拿大学者慕格里奇(Ｍｕｇｒｉｄｇｅ)也在同一年作出了反应。他认为,远程教学大学、双重模式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在开展远程教育时需要的是更多的合作,而不是竞争。

3.基更的应战:远程教学大学的竞争优势

事隔两年后,基更提交了他对鲁姆勃尔的应战文章:“远程教学大学的竞争优势”。基更论文着重阐述了以下论点:

远程教学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世界远程教育和开放学习的崭新地位的历史性贡献;远程教学大学具有的优势、尤其是其经济优势(即规模经济)及与此相反的双重模式大学(如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弱势;远程教学大学在未来、在世界各地将继续发展,同时,其它模式、尤其是多体联合的多层次的网络系统将得到发展;远程教学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应该合作而不是竞争,从而使远程教学赢得进一步的声誉。

二、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

巨型大学(ｍｅｇ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还是虚拟大学(ｖｉｒｔｕ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这构成了信息时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的又一个重大课题。可以将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想象成相互对称的镜面映象。巨型大学从开放教育对象这一目标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了开放教学时空和开放教学方法这些进一步的目标。虚拟大学则从新的教学方法-知识媒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ｄｉａ)的开放出发,并希望能因此而实现进一步开放教育对象和开放教学时空的目标。历史已经证明,巨型大学是20世纪高等教育的最重大的进步之一。如前所说,使远程教育和开放学习成为当今许多国家感兴趣的热点的原因之一,是国际互联网和世界万维网等相互作用的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大学的名称已经开始出现在建立以此类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大学的各类建议中。许多原来只进行校园教学的大学如今也纷纷声称它们也正通过万维网提供远程学习课程。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的“对立”,是信息时代老问题的再现:是发展单一模式的远程教学大学(如各国开放大学)还是提倡、鼓励和发展双重院校模式的远程开放教育?这是摆在各国政府和高层教育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丹尼尔近年来专注于研究巨型大学,即那些规模较大办学效益较好的开放大学的研究(丹尼尔1996)。他高擎起巨型大学的旗帜,活跃在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舞台上。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主要发展双重模式的远程教育,即鼓励所有高等院校发展开放灵活的远程教育。澳大利亚开放学习联合体(Ｏｐｅ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就是由澳大利亚双重模式的高等院校合作举办开放远程教育。美国则更是虚拟大学迅猛发展的策源地。在高等院校原来举办的各种卫星电视教育网的同时,普遍开发各种计算机教育网络和各种电子通信教育网络。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1届年会的承办国马来西亚作出了自己发展远程教育的战略抉择。在马来西亚,各种新兴的信息技术将被综合为一项名为“多媒体超级走廊”(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Ｓｕｐｅｒ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ＭＳＣ)的国家计划。这项庞大的ＭＳＣ计划不仅将尝试开发多媒体、网络和信息时代的其它新兴技术,实现沟通世界范围的制造业和商贸活动的各种跨国合作,而且将开创一个电子化的政府和一系列信息媒体产业,开办一流的学校教育和发展最有效的远程学习和远程医疗(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系统。作为ＭＳＣ计划的一部分,马来西亚所有地区高等院校将与设立在ＭＳＣ中的一个多媒体主持大学(ａｈｏ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建立联系。主持大学将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中心为其它加盟的高等院校提供服务。对政府而言这是投资较少而同时又能有效地创办一所开放大学(ａｎｏｐ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来很快提供广泛的远程学习计划的一种方案。采用这种开放大学概念,学生可以同时在若干所高等院校注册。开放大学将可能为学生提供当地的直至海外的讲师和顾问。所有高等院校应实行远程学习课程之间的学分转换(ｃｒｅｄｉ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如果远程学习计划按标准模式进行课程设置(ｍｏｄｕｌａｒ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ｄｅ ｓｉｇｎ)而在成员院校(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间发展广泛的合作关系(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整个系统会变得更有效率,可以提供各种证书、文凭、学士学位直至硕士学位的课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自下而上地组织远程学习模式化的课程来适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这种方式用来实现特定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特别有用。马来西亚推出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课程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一个例证。

三、争论在继续:远程教育系统、院校和模式的竞争和合作

丁兴富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评述了这场论战。他指出,在20世纪下半叶,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代表了国际远程教育的主流模式,但它从来就没有成为国际远程教育多元化主体中的多数。在世界各国,远程教学大学、双重模式大学和传统校园大学(还有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有各自的教育使命和服务对象,有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应该倡导在合理而有序的竞争中实现更多的合作。丁兴富的主要观点可参见“论

三种模式和三大学派”一文。

事实上,自90年代起,远程教育系统和院校在竞争中走向合作,远程教育三种模式的趋同和远程教育主体的多元化都已经成为发展的主流。在像英国这样原来典型的单一院校模式的国家,传统校园大学也在纷纷创办远程教育,而像美国这样原来典型的双重院校模式的国家,也已创办了美国开放大学(1999年)。至于象中国这样原来就是多重院校模式的国家,自90年代以来远程教育主体更趋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合作日趋加强。这主要表现在自1996年起,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名牌普通高校倡导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其发展势头咄咄逼人。在清华大学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报告书(1997年)上,将单向传输的广播电视教育视为落后的技术和落伍的远程教育。1998年,湖北函授大学游清泉校长撰文提出:不要把函授教育带入21世纪。从1999年起,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与普通高等学校开始探索联合举办远程高等教育的创新。同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实践到理论,竞争和论战仍在继续。在1998年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开放与远程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在1999年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3届年会上,以及在2000年上海电视大学建校40周年举办的中外专家专题报告会上,关于远程教育系统、院校、模式的竞争和合作,关于开放大学、巨型大学和虚拟大学的前途和命运,关于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趋同和远程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关于信息技术和远程教育不断发展的代的理论等论题的争论仍在继续。鲁姆勃尔、基更、丹尼尔、贝茨、堪培奥、秦达德这些国际远程教育界的著名学者以及中国的学者王一兵、黄清云和丁兴富等都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在有关远程教学大学、传统校园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的论战中,巨型大学的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1996年起,丹尼尔的一系列研究对巨型大学概念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这些巨型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进化中的重大变革。不但是它们的办学规模,而且是它们的开放和灵活的入学政策、教学方法、教育技术和后勤保障极大地增加了大学的容量,实现了规模经济。丹尼尔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1届年会上作了题为《巨型大学、虚拟大学和知识媒体:我们能否同时拥有数量和质量》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引证了英国政府对英国大学的评估结论,来支持他对巨型大学拥有战略优势的论述。在1998年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研讨会上,丹尼尔作了《加快新技术在英国开放大学中的应用》的主题报告。他再次重申了开放大学的竞争优势及对巨型大学未来的信心。贝茨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3届年会(北京,1999年)上作了取名为《开放大学会消亡吗?》的主题报告。他的结论是:“亚洲开放大学具有广阔的前景,传统大学的革新充满艰难,新兴技术势在必行;对亚洲开放大学最大的挑战:需要适应变化和构建开发能力,同时继续为远程教育传统的核心学生提供良好服务”。鲁姆勃尔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3届年会上提交的两篇论文中指出,远程教育方法及其对独立学习的重视将引起传统高等教育的革命。他表示相信:采用开放灵活学习方式和双重模式的传统大学有可能达到比许多远程教学大学更低的单位成本。因此,鲁姆勃尔声称:“如果我是一位政府部长,我会推进传统高等教育的这场革命。我决不再建巨型大学”。而基更在他的论文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国政府公布的该国150所大学学术成就的统计结果给传统大学一个沉重打击。英国开放大学排位第10名,这就意味着:有140所传统大学———以其专职教授在校园中教全日制学生———其教育质量比不上一所远程教学大学。由此引出推理:怎么能期待传统大学开展的远程教学会更出色呢?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3届年会的论文中,鲁姆勃尔和拉彻姆都引证了丹尼尔的研究结果:世界上有11所巨型大学共注册280万学生,其每个学生的单位成本约为同一个国家中传统大学成本的10%到50%。堪培奥在其提交给年会的论文中指出,丁兴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了作为巨型大学之一的英国开放大学如何产生了全球影响,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的名称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明证。印度的普拉赛特(Ｐｒａｓａｄ)在年会论文中指出,近年来远程高等教育在印度发展迅速,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全国系统,包括10所开放大学(国家级1所,邦级9所)。拉彻姆在年会提交的论文《开放与远程教育———为社会增添价值?》,以及他与马来西亚的萨丽娜和中国的丁兴富合著的论文《东亚和南亚的开放大学和双重模式大学》中,肯定了巨型大学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成功和意义。

四、趋同、合作和远程教育主体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的趋同和远程教育主体多元化问题是近10多年来又一个争议的焦点。在北京和上海的会议上,鲁姆勃尔、堪培奥和秦达德都一再表达了他们对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趋同并走向发展混合模式和统一的教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见解。鲁姆勃尔指出,直至80年代末,远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传统方式不同的独立并行的教育系统。但进入90年代后情况有所变化。传统大学正在有效地应用远程学习和独立学习的方式来推行其成本革命。远程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方式。其结果是,传统高等教育和远程高等教育形态之间的差异正在消失。堪培奥介绍了澳大利亚的综合模式,即由分散在全国的高校聘用同样的教学人员同时提供校园内外两种模式教育,学习同样的课程设置,授予同样的学历证书。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混合模式或复合模式的学习方式。即在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差别正

在变得无关紧要。日本的吉田(Ｙｏｓｈｉｄａ)在其论文中论述了“日本远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她认为,将信息技术引入远程教学中是不可避免的。通过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将能建构一个同步双向交流的远程教学环境。到那时,面授教学变得可有可无,普通大学与远程开放大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印度的噶革(Ｇａｒｇ)和帕达(Ｐａｎ ｄａ)在《主流教育与开放远程教育:伙伴、合作与趋同》中也指出,远程教育在世界许多地区,已跨越了国界;即使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远程教育也已进入主流教育体系,并深受瞩目。文章批判性地审查了这两种教育系统之间的伙伴关系、合作与趋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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