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与历史错位——试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_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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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与历史错位：试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

李新冲

1（扬州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在唤醒民族意识、为抗战作准备、提高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以及规范国民生活等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回避抗战问题，提出的目标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领导及施行者言行不一。这些又使得新生活运动在历史环境、理论、领导及施行者等方面存在错位现象。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 合理性 历史错位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不久便推广全国，历时15年之久，影响颇广。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主要是为了配合武力上的“剿共”，也为抗战作准备。在1934—1937年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大势中，存在新生活运动发端、发展的土壤，这使新生活运动具有某些合理性，也使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有许多不可抹杀的绩效，而由于在历史环境、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及领导施行者等方面又呈现一定程度的错位，导致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能与蒋介石的目标相距甚远。

一、新生活运动的合理性方面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原因是多方面：当时中共力量不断发展，蒋介石将其看作是“最大而且最近”的一个敌人，除了武力上“剿共”外，新生活运动也是其手段之一，同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也对其造成严重的挑战。而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精神涣散，社会弊病丛生，加之社会到处充斥着不良风气。蒋介石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要唤醒国民意识，改良社会风气，有必要发动一场新生活运动。

1、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唤醒爱国的民族意识，为抗战作精神准备，同时提高国民素质。对蒋介石而言，在1930年代，对他构成威胁的除了中共外，还有日本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侵略。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日本自明治维新强大以来，吞琉球，占台湾，并朝鲜，妄图控制中国，最后称霸整个世界。这种军国主义扩张野心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因此，日本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不久，一二八事变、热河事变相继发生，此后，日本又将侵略势力伸向关内，华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处于被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之中。针对日本日益严重的侵略，蒋介石政府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应对政策。“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兼有“攘外”与“安内”两个方面，关于“安内”，蒋介石坚持新生活运动配合武力上的“剿共”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而关于“攘外”，“蒋介石认为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抵御外侮的精神条件”[1]，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国民精神涣散，生活杂乱不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百姓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 “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散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是不合理的鬼生活”[3]。

其次，存在诸多不良的社会现实，“官僚吃喝嫖赌，纸醉金迷，居民好逸恶劳，得过且过，青少年成群结伙，偷扒骗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4] [2]

第三，社会运行机制呈现出的恶性状态，主要体现为社会的诸多失范现象，“当时民国呈现出一1 作者简介：李新冲（1985—）男，江苏灌南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幅非常纷乱的图景，各省与中央之间或服从或对立，各省内部又分属于若干势力范围，难以一统，绅权扩张，地方官员权力有限，有时甚至要仰其鼻息，乡村权威又因豪强化而逐渐失去传统的道德权威。”

以上三方面使得蒋介石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德行不修，则退”。因此，蒋介石认为要组织一场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来改变这种社会状态。1934年蒋介石相继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等多篇演讲，还亲自主持制定《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运动须知》等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36年的《江西年鉴》中有这样的记载：“蒋委员长鉴于我国民族之颓废不振，暮气日深，未能同赴事功，担当重任，乃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南昌行营倡导新生活运动，教民明礼义，知廉耻，以期移风易俗，奠复兴民族之基。”[6]

2、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和规范国民日常生活入手，以改良社会风气。

以“礼义廉耻”来教化和规范国民的生活，蒋介石的要求非常具体，就是要将它融入到国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新生活运动纲要》云：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生活规律。以‘礼义廉耻’之素性，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新生活运动对“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是这样规定的:“‘衣’即‘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根、扣齐钮扣’；‘食’即‘食具须净、食物须净’；‘住’即‘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即‘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7]后来，为了能更好的改良社会风气，蒋介石对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主要有注意饮食卫生，不准酗酒，节制食量，禁绝鸦片；整理市容，打扫房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打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钮扣要扣正，被褥要常晒，勤剪指甲洗澡理发等等，其中还有不少完全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内的事务。“蒋介石本人从30 年代后半期起就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给人做榜样。” 目的就是要为了矫正当时较为普遍的言语粗暴、行为鄙野、奇装异服、日用奢华、办事凌乱、秩序纷扰等不良现象。

3、新生活运动以促成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

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的三大基本原则。蒋介石对“三化”的界定和要求是:“所谓军事化者，并非欲全国同胞悉数武装皆赴疆场也。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 严纪律，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8]。即培养国民尚武习武的爱国热情，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所谓生活生产化者，亦非欲全国同胞胥作农工或尽事商贾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已耳”

[8][7][1]。即提升国人的职业兴趣和工作热情，提高生产效率，增进社会资源，同时培养节俭、勤快、惜时等良好习惯。“所谓艺术化者，更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所为，只期其持躬接物待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也耳”。即培养国人严谨谦逊、诚挚大度、尚礼守信的风度。“三化”之中, 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军事化，因为军事化最贴近他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1936 年2 月19 日，他在南京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的演讲，强调：新生活运动，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8]蒋介石将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工作，渗透到了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全体国民军事训练之中。为配合“三[8]

化”工作的开展，“ 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 年3 月颁发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 公布了“三化”中主要的21 项工作项目。” [8] 主要有：守时运动、民众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军事训练运动、开渠筑堤运动、修桥补路运动、提倡国货运动、戒烟戒毒运动等等，其中又以实施民众训练与编组，促进社会合作事业，加紧社会教育普及为中心工作。该方案同时规定，各地前一阶段成立的各种新运组织一律改组为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各劳动服务团须在这21 项工作中选择一两项，作为自身活动的内容，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劳动服务与军事训练。

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加上当时的社会现实，卫生落后不堪，民众愚昧无知、疾病横生，蒋介石认为要稳定局势，要改变城市的状况，要稳固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发动一场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在这些方面具有合理性。

二、新生活运动的历史错位

新生活运动的整个进程有许多合理性，体现为政局和抗日需要以及蒋介石夫妇个人因素的推动。必要性和可能性构成了新生活运动合理性，催生了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而，新生活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备受非议，最终未达到蒋介石的预期目标，这种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环境的错位，理论上的错位和领导及施行者的角色错位导致的。

所谓错位，简单地说就是摆错位置，而历史错位则是历史现象中存在某些不合理成分，而且这些不合理成分可能导致历史现象在发展中脱轨。新生活运动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导致了成效有限，最终归于失败。

1、早期新生活运动回避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矛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错位。

政府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应对时局的需要，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新生活运动的出台即是为了用“礼义廉耻”从精神上、伦理道德上改造国民，重构社会秩序，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抵御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

当时，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使政局不断恶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热河事变发生，接着华北事变使得整个华北面临危机。“中日必有一战”在当时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积极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抗日是最佳选择，而蒋介石却发动一场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从思想上提高国民精神，虽然蒋介石把新生活运动说成是“复兴国家与民族的革命运动”，蒋介石本人也曾向蒋梦麟等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1]但是，在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过程中，却很少涉及抗战问题，“九·一八”后的中国，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运动都不能脱离抗战这条主线，新生活运动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避，正说明了新生活运动与抗战这一历史环境的错位。正如冯玉祥所说:“但真要彻底完成国民生活的改革，又必须先发动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若是一个民族被人欺凌，只知俯首贴耳，毫不反抗，必然引至国内大多数份子的灰心失望，不知不觉地生活流于颓废，去追逐物质生活的享受。所以，这两个范畴间，当中存着有机的联系，而发动抗日战争，更是彻底完成国民生活改革的基础。”[9]

2、新生活运动提出的一些目标与准则，脱离当时的中国实际，与人们的愿望发生错位。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同时打着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建立三民主义国家的旗号，并以“礼义廉耻”和“三民主义”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力日益衰微，广大人民饱受外侵内乱之苦，生活日益艰难，他们时刻面临灾荒、饥饿与贫穷的威胁，需要的是

最基本的生存权。在生存权面前，传统意义上维系封建秩序精神支柱的“礼义廉耻”，早已被近代中国人遗忘。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比礼义廉耻更重要，试想“百姓衣不蔽体，何以求整齐；人民食不果腹，何以求干净？”[7] 从这一方面讲，新生活运动提出的一些目标与准测，脱离当时的中国实际，与人们的愿望错位。

此外，新生活运动还有两个目标与人们的愿望错位：“一是不顾法律、经济、人民在道德中的作用，孤立的构建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道德；二是其构建的新道德无法按照其所设计的从‘衣食住行’中得到体现。”[10]

3、领导及施行者言行不一，与新生活运动应有的角色相错位。

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为了实践和推广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组织成立了一系列的服务机构，如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省新运妇女委会等。“蒋介石亲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会长, 并聘请何应钦、陈立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以熊式辉兼主任，复聘21人，组干事会，分设书记室及第一、第二、第三各股，办理其事。”[6]蒋介石不但在中央设置了领导和实行机构，在地方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设置了相应的机构，蒋介石规定“各地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 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行会、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 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2]从以上这些领导者，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任命的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内部的上层以及地方上的上层。

这些国民党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执行缺乏诚意，形式主义严重。新生活运动基本上属于一场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全民运动，作为运动的发起者和执行者，国民党的各级官员自身应当率先垂范首先实行“新生活”。然而，当时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己较为普遍，能够真正履行新生活运动纲要的国民党官员实在少之又少。如冯玉祥所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廿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11]他们表面上附和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全力以赴地对待新生活运动，大多还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勾心斗角。

除领导者并没有能够真正全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外，普通民众总体上也没有积极配合。以商人为例，他们只是把新生活运动作为能够被他们利用的政治象征资源，以此来达到促销的目的，为自己牟利。还有更多的投机分子，假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张贴标语，表面配合，实际上招摇撞骗。正如当时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之所以不能见诸实行，是官僚把这看成官样文章，不积极推进，一味敷衍，并且有不少的人对于新生活运动似有误解的地方”。[7]因此，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在组织领导和施行者身上存在一定的角色错位。

此外，蒋介石企图通过发动新生活运动来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所以在新生活运动实施过程中采用文化高压的手段，抵制和反对意见不同的人，有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对人扣大帽子。“在一篇文史资料的回忆文章中，记叙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乐群电影院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正在‘静默三分钟’的时候，江西省党部民运科干事许照洲，因为有哮喘病，吐了一口痰在地下，给蒋介石看见，马上大发雷霆，认为他是故意破坏‘新生活运动’，而破坏‘新生活运

动’就是破坏民族复兴运动，扣上大帽子，散会之后，马上进行清查，借故开除了23个职员，有人讲笑话说，许照洲练了内功，吐出一口痰,竟打破了23 只饭碗。”[6]

综上可见，新生活运动在历史环境、理论、领导及施行者和实施措施诸层面存在一定错位，这使得它的绩效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结语

1934—1937年的新生活运动在缘起和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体现在蒋介石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需要、应对抗战的需要以及改良社会风气的需要。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生活运动取得某些方面的成效，并且使这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时局的需要，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反映了蒋介石夫妇个人理想和意志。但是这种合理性是不充分的，新生活运动存在诸多问题，日本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历史环境的不断恶化不允许新生活运动去宣传“礼义廉耻”，而种种角色错位也从上层限制了新生活运动难以有效开展。另外新生活运动的理论脱离当时中国急迫的现实需要，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生活运动能够取得预期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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