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口语版讲解词_红星照耀中国好词语

《红星照耀中国》口语版讲解词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红星照耀中国好词语”。

欢迎大家参观《红星照耀中国》，本展览展示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记者走进红色根据地进行的采访与报道。

1936年6月，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怀着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无数疑问，走向荒凉的西北高坡，去寻找那些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的红军战士。经过4个月的孜孜探求，他找到了答案，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于是，世界知道了，在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群怀抱崇高理想，为四万万同胞而奋斗的革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人。此后，又有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记者，走进红色根据地，走向抗日最前线，他们用笔、用镜头记录清廉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坚持在抗日最前线的人民军队。

当年外国记者对红色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报道已成为值得永远铭记的真实历史的一部分。今天重温历史，让我们走进“红星照耀中国”，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激情年代。

本次展览共展出100多件档案文献、200多幅珍贵图片，其中多数档案资料为首次公开，展览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探寻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

您现在看到的第一位中国红军的好朋友，名叫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位美国记者。192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1936年6月到10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革命根据地的美国记者。1937年写成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在书中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1931年开始，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相继交往，他曾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还经常去孙中山旧居向宋庆龄求教，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也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36年7月斯诺（左一）在陕北见到周恩来（右二）时的场景，当时周恩来是留着胡子的，斯诺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态度温和，头脑冷静，有着一股无法比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斯诺把这个也写入了《红星照耀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斯诺沿着日本在中国侵略路线走遍中国国土，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抗战的信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同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这张照片是斯诺在陕北时的留影。

1938年正值武汉大会战时期，斯诺在战火威胁下的武汉待了整整七个星期，这张照片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珞珈山会见斯诺时的场景。

斯诺与周恩来夫妇的深厚情谊背后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来应付沿途日军盘查，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日军检查时斯诺说：“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而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这张照片是1938年斯诺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武汉合影，当时叶挺是在全国各地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筹集经费，途径武汉遇到了斯诺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当时在斯诺眼里，叶挺是一位“对中国政治有着独特见解的中国军人。”

这是1936年11月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写到了斯诺著：《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访问记》，配的这张毛主席著名的半身照，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清晰的见到了毛主席的形象，据说毛主席戴的这顶军帽是向斯诺临时借来的道具，为了更好地展示红军形象，斯诺在拍照时建议毛主席戴上一顶红军帽，但毛主席平时几乎不戴军帽。于是便向身边的警卫员借了一顶，没想到帽子太小戴不进去，凑巧斯诺也戴了一顶红军帽，于是，他接过斯诺的帽子，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您现在看到的这两份珍贵的档案资料是1937年美国的《生活》杂志，这份杂志也是意义非凡，它创造了两个第一，是西方杂志第一次全面报道毛泽东的形象，也是西方杂志第一次报道红军长征的经过。

这两份资料也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1937年的《救国时报》，它是中共在海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份报纸，1935年12月在巴黎创刊，1937年3月刊登斯诺的文章《一个非常的伟人》，在这篇文章中，斯诺写到“毛泽东是一位才华超群，深受军民爱戴的红军领袖”，这张照片就是毛泽东与他的夫人贺子珍的珍贵留影。《少年的长征》这篇文章中的配图，我们在接下来的展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份珍贵的档案也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1939年9月毛泽东与斯诺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谈话记录，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面修改的笔迹是毛主席亲笔修改的，在左上角写到了：柴沫同志请为全文整理存案，柴沫同志就是毛泽东当时的秘书。

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红星照耀中国》更名为《西行漫记》，这就是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斯诺经过四个月的采访，写满了14本笔记后才完成的，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甘宁边区采访的所见所闻，出版后被译为20多种语言，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海伦•福斯特•斯诺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优雅的女士，她叫海伦•福斯特•斯诺，从名字不难猜出她与埃德加•斯诺的关系，她就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1931年海伦来到中国，1932年海伦与斯诺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1933年在北平安家。

1936年秋，埃德加•斯诺从延安回到了他在北平的家中，看着从陕北根据地带回的珍贵资料，斯诺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红军将领。朱毛，朱毛，两者不分离。”海伦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到苏区去一趟，我要把你没来得及访问的人物采访回来！”1937年，海伦在延安采访了斯诺一年前没能采访到的朱德、贺龙和徐向前等人，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还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补充了部分材料和照片。她认为：共产党人以其坚强的领导，已经创造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类文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美国记者，1928年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待就是12年。1937年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个跟随八路军转战的外国记者，后来写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这张照片就是1938年史沫特莱（中）在武汉与周恩来（左二）等人的合影，照片中这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就是史沫特莱。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39年董必武在重庆接待外国记者，照片中这位衣着朴素、神情专注的同志就是董老。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史沫特莱，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

1939年史沫特莱来到了新四军军部，当时军部的指导员介绍史沫特莱说这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史沫特莱立即插话说到：“不，我不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只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的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正是受史沫特莱的影响来到中国支援的。这张照片正是1939年，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军部的一张合影，最右边是史沫特莱，左起第一位是汉斯•希伯，也是一位记者，接下来是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副指挥粟裕，中间这位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

您现在看到的这份资料是新四军赠送给史沫特莱的有粟裕题词的照片，它是1939年1月粟裕率新四军二支队奇袭日伪据点官陡门，胜利后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方粟裕写到“新四军，胆气豪，不畏艰苦与疲劳，七十里之遥，雪夜奔袭芜湖郊，伪军无处逃。”后面列举的是这次胜利的战况与缴获的军用品。据说这次奇袭只用了短短8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就连打扫战场也只花了20分钟，这次胜利对江南敌后抗战军民起了激励作用。这张照片后来被史沫特莱的后人赠送给了史沫特莱的母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每晚都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她的报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杰克•贝尔登

接下来这位记者名叫杰克•贝尔登，193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其他外国记者不同的是来到中国，他学会了汉语，可以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而不只是转述官方的消息，也因此他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深入的报道使他成为一名知名的美国记者。

在他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这是时任八路军一二O师副师长的萧克与杰克•贝尔登的合影。

杰克•贝尔登的代表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于1949年，由于这本书对于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持正面立场，因此这本书在美国的公开发表和出版都遇到了很大阻力。这就是2003年1月再版的《中国震撼世界》。

罗曼•卡尔曼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罗曼•卡尔曼，是斯大林派来中国的，他是13位记者中唯一一位苏联人，他还是来访的外国人中唯一一个乘坐小汽车到达延安的。1938年来到中国，足迹遍及湖南、湖北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回国后，他将拍摄的影片资料剪辑成《战斗中的中国》一片，我们待会儿可以在视频资料中看到。

这是刊登于1939年《新华日报》上的《毛泽东会见记》，卡尔曼生动地描述了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形，同年苏联《消息报》也用了半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

冈瑟•斯坦因

请大家继续参观，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依然来自美国，他叫冈瑟•斯坦因，可以说是和毛泽东交谈时间最长的一位外国记者，时间长达30个小时，后期他利用自己的采访资料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真实的报道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在他的报道中曾写道：“在国际的承认滋育起来的国民党的中国旁边，中国共产党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张照片也是首次公开，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亲切和蔼的样子，它描述的是1944年，斯坦因等外国记者来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中有两位记者（前左一武道和后左一夏南汉）对共产主义是持敌视态度的，但是经过和毛主席的深入交谈，深深的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于是有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这份档案资料是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参观访问的日程表，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日程表当时是送给毛主席亲自审阅的，上面修改的笔迹也是由毛主席亲笔修改的，无论从版式还是内容上，都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

瓦尔特•博斯哈德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瓦尔特•博斯哈德，他是瑞士人。1931年来到中国，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他所拍摄的纪录片《通往延安之旅》，这段黑白无声纪录片记录了博斯哈德从西安通往延安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当年延安的风土人情，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延安，他见到了很多热血青年，于是发出这样的感慨：“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希望，使他们纷纷涌向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

这两张照片是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摄的八路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与八路军女战士。这张照片是1938年8月毛泽东与博斯哈德（左）、美国记者斯蒂尔（右）的合影，图中英文意为红色中国领袖，是博斯哈德亲自写上去的。在博斯哈德的印象里，毛泽东说话有力、简洁、没有丝毫手势，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印象深刻。

现在您看到的这份档案是1946年9月，毛泽东关于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问题答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记录稿，上面的笔记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非常珍贵，这份记录稿被收录到了毛泽东文选第二卷。

这五份档案资料也是首次在国内公开，是博斯哈德来到中国的个人档案资料，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军用通行证，是1947年朱德同志亲自签发给博斯哈德的，现留存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他是首位访问延安的美国军官。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认真考察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的抗战，回国以后，他运用八路军训练士兵的方式训练自己的美国士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赢得了两次战争的胜利。

他在报道中说道：“延安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

这是1938年，河北唐县根据地欢迎外国记者的海报，上面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是：“欢迎哈山先生，欢迎美国记者。中国万岁！美国万岁！”

1938年卡尔逊采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他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援助，他以自身经历写成《中国的双星》一书。这是2003年由外文出版社再版的《中国的双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接下来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一位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外国人，1917年随父母定居中国，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之一。

来到中国他这样感慨：“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这张照片是1944年，爱泼斯坦（右二）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左二）、茅盾（左三）等人在重庆的合影，不幸的是李公朴在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就在昆明受到国民政府的迫害。

这是身着八路军军装的爱泼斯坦。

这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参加延安军民集会时的场景，在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军民的抗战情绪却是非常高涨的，当时就连远处的山坡上也站满了人，照片左边的旗子上写的是“中美英苏亲密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

这是1944年，爱泼斯坦（右二）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采访，最右边这位是马海德，他是美国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您现在看到的是1945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爱泼斯坦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这篇文章中，爱泼斯坦写到：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凡是见过毛泽东本人的人，就算是政治立场和他不一样，也会产生同样的看法。

汉斯•希伯

来到延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汉斯•希伯就是这样一位记者，192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参加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不幸的是1941年在发生在沂蒙山区的大青山战役中牺牲，至今仍长眠在沂蒙的烈士陵园。

在他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倘是中国没有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抗战和中国光荣的独立运动史。” 这是1939年希伯（前排右起第七人）在新四军军部的合影，这一位就是希伯。这是1940年希伯和沈其震在皖南泾县云岭的合影，照片上希伯亲密地挽着沈其震，他们俩关系非常好，希伯的中文名就是沈其震为他取的。

这1943年12月一一五师关于希伯牺牲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详细的描述了希伯牺牲的原因，是由于腹部负伤，流血过多，不幸牺牲，他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

这是后期徐向前、聂荣臻为希伯题词。

詹姆斯•贝特兰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詹姆斯•贝特兰，他是13位记者中唯一一位新西兰人。1936年来到中国，年底采访西安事变，他撰写的《中国的新生》，是外国记者中唯一以第一手材料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七七事变”后，他独自去延安采访，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英联邦国家记者。

由于目睹八路军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当时还不满30岁的贝特兰决定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中国人民抗战的事业。

在他的著作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这位女记者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首次来华，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待斯特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经过她报道后被广泛传播的。

在她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这些胜利，乃是因为这支军队来自农民，而共产党人则是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这些胜利是凭着自觉和才智将中国人民的潜在力量调动起来的结果。”

这是1947年周恩来用钢笔写给斯特朗的一封中文亲笔信，这个是周恩来很难得的钢笔字。他在信中表示，“毛主席说你是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信中还提到了董必武，写到“董必武同志在南京，您如有什么需要，可与他们取得联系。”在这里还有斯特朗写给周恩来的一封回信，她是用汉字书写的。

哈里森•福尔曼

最后这位记者，名叫哈里森•福尔曼，1932年第一次到中国，代表作有被称为《西行漫记》姐妹篇的《北行漫记》和《西行漫影》画册。这张照片就是福尔曼与毛泽东的合影。

这是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等外国记者交谈时的场景，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在延安时福尔曼对武器非常的感兴趣，这张照片就是他观看民兵制作炸药的场景，当时在报道中，福尔曼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第二部分 镜头里的中国革命

请大家继续参观，展览的第二部分是镜头里的中国革命，除了传世的文字，外国记者还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感受，这一部分分为五个版块。

第一版块是革命圣地。这张照片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城的全景图，这是延安的宝塔山，它是革命圣地的象征，在山上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因山上有塔，故名宝塔山。

延安记录了中国革命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与边区参议会联席会议，也就是早期的政协会议，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会场的布置是非常的简陋。

这张照片描述的是延安抗日民众大会召开时的场景，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多，连远处的山坡上都站满了人，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是军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憧憬，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这些是在延安进行的一些文化活动，前来延安学习的有医科学生、彝族学生和陕北公学学生等。

这是由博斯哈德拍摄的1947年延安城欢庆新年的景象，近处的黑板上写着“敬祝各界身体健康”、“鲁南我军春节献礼，收复枣庄歼敌一师”。

中国共产党人把延安变成了民主革命的圣地，也创造了传世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您现在看到的第二版块是伟人风采，描述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形象。毛泽东

这三张照片是不同时期的毛泽东的形象，第一张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在陕北，这张照片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毛泽东的形象，第二章是海伦拍摄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是非常的清瘦，但是神情却非常坚毅，最后这一张是毛泽东赠送给博斯哈德的亲笔签名照，现存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1939年6月1日，卡尔曼在杨家岭为毛泽东拍摄“毛泽东的工作一日”，他们共进午餐后，便驱车去参加抗大建校三周年的校庆。在路上毛泽东下车与农民亲切交谈，卡尔曼深受感动，于是拿起相机记录下这样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这是1937年5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时的场景，当时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图为毛泽东等与考察团成员合影。照片中的这一位叫涂思宗，他是当时考察团的团长，国共合作谈判期间，国民党派了这一支中央考察团来到延安，一是为了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二是了解共产党抗日的真实态度。

这是毛泽东与其长子毛岸英的一张珍贵的合影，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当时周恩来接到毛岸英牺牲的电报后十分痛心，但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指导抗美援朝战争，与刘少奇商量并决定暂时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直至1951年1月2日，毛泽东才得知这个消息，据在场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听后一言不发，周围的人不敢劝慰，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只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周围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朱德

这张照片也是首次公开，是朱德同志在延安骑自行车的场景。

这是1947年，朱德赠送给博斯哈德的亲笔签名照，在这边还有同年2月，周恩来赠给博斯哈德的签名照，都是非常的珍贵。

周恩来

接下来这张照片是1939年8月，周恩来与刘少奇在延安的一张合影，当时周恩来41岁，大家可以注意到，照片中周恩来的右臂是打着绷带的，这是周恩来在延安坠马导致右臂粉碎性骨折，在接受治疗之前留下的一张照片。

董必武

您现在看到的是从红安走出去的董必武，他不仅是党内“五老”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他还是第一位由党中央为他庆生的领导人，党中央有过规定：党内不准搞祝寿活动，但是1944年，党组织却千真万确地给董老祝贺过“六十大寿”，其实那一年并不是他六十岁的生日，之所以提前两年为他祝寿，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专为对付国民党特务统治的一个办法。

贺龙

这是贺龙与篮球队员的一张合影，当时贺龙组建了一支篮球队，取名为“战斗篮球队”，一方面是为了强健战士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舞士气。

徐向前

这位是1938年，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他与李先念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还是我们红安的女婿。

项英 徐海东

您现在看到的这两位是从湖北走出去的优秀红军将领，这位是项英，武汉江夏人，这位是徐海东，湖北大悟人。徐海东一生战绩卓越，负伤9次，身上有17处弹孔，由于他在抗战时期英勇善战，被人成为“徐老虎”。埃德加·斯诺曾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到，“在中共军事领导人里面，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没有人比他更神秘的了。”

李先念

这位就是从红安走出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他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是一位从木匠成长起来的名将，这是新四军将领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最右边这一位就是李先念。

罗炳辉

您现在看到的是1937年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的罗炳辉，相信有很多人看过这样一部老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这部电影的原型人物就是他，不幸的是他在1946年就去世了，是中国早早陨落的一颗将星。

习仲勋

您现在看到的这组照片记录的是我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毛泽东曾称赞他“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称赞他比诸葛亮还厉害。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版块是人民军队，展示的是人民军队的飒爽英姿。

这是红军的一位司号员，他叫谢立全，是一名甘肃人，当时是20岁，建国以后成为一名海军少将，埃德加•斯诺将这张照片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照。

这是红军缴获的机关枪、大炮和飞机。

这些照片是随军记者史沫特莱拍摄的红军战士的形象，她所拍摄的照片清晰度非常高，现在这些照片留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这样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是1936年红军将士召开抗日大会的场景。这是红军战士在上军事课，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都很爱学习。

1937年8月，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就是当时改编动员大会的现场。

英勇无畏的八路军在群众的辅助下攻克了日伪据点，并对其进行摧毁，这就是八路军在攻克的日军据点前的一张合影。

这是八路军指挥员正在对准备进攻的日军据点作仔细介绍，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模型也是非常的逼真。这张照片也是非常经典，是八路军在“青纱帐”里准备伏击敌人时的场景，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

当时边区妇女也自发组织起来，这是妇女们为八路军战士赶做行军鞋，这里有为八路军战士送水的大娘，还有八路军战士帮助群众推碾子，都表现了深深的军民鱼水情。

当年外国记者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党派偏见，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场景。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版块是群众武装。

当时他们的装备非常低劣，武器只有大刀和长矛，但是从那坚定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坚持抗战的信心。

这是典型的根据地民兵形象，在不少影视剧中可以看到。这是民兵在地道中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张照片，这是民兵英雄李勇，在老电影《地雷战》中，那位善于制作各式各样地雷的电影原型人物就是他，后来他受到了聂荣臻的亲自嘉奖。

您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个版块，延安生活，分别展示了延安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体育生活以及生产活动。

这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这是二届参议会时的场景。

这边是延安的经济生活，这两位是当年来到延安的外国医生。这是边区政府中的妇女代表、工厂女工与女哨兵等妇女形象。

当年在红军中还有一群8至 15岁的少年士兵，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红小鬼”，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位“山西娃娃”王东平，斯诺来到中国，周恩来就是安排他照顾斯诺的生活起居，当时他才12岁，他与斯诺的深厚情谊也是在这时建立的。

这是儿童团员正在站岗放哨，他们检查行人路条，防止特务进入边区。这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为军民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您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是延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延安还有这样一群日本人，他们反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成立了反战同盟，这张照片就是反战同盟成员在排练樱花舞。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是新四军军长叶挺接见日军战俘时的场景，这两位日军战俘在1940年的1月加入了八路军。

这是抗大领导和教员在篮球场上的一张合影，当时边区的条件非常艰苦，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身后的篮板上是没有篮筐的，而且他们的篮球也是自己制作的，在那片红土地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露无遗。

这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描述的是三五九旅战士进入南泥湾时的场景，这是一支非常著名的部队，它既能打仗又能生产，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生产粮食，提供给边区政府，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压力，这张照片就是1942年4月，朱德、贺龙等同志视察南泥湾时的场景。

这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延安时的一张留影，当时他是受史沫特莱影响来到中国的。

您现在看到的最后一个部分，从木刻艺术看红色中国，这18幅木版画，也是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延安当年的风土人情。

展览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红星是希望的象征，在繁荣昌盛的新世纪，红星更加熠熠生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切地认识到，民族解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创建我国“两个一百年”、我省“五个湖北”、我县“三城三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传承红安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业绩与未来！谢谢大家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