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选读：《意林》第2期_意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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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选读：《意林》2011年第2期
郎朗如何超越李云迪
郎朗和李云迪，两个同样生于1982年的青年人，凭着天赋和勤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钢琴演奏家，但郎朗却比李云迪更火更红。说到中国钢琴，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郎朗。
事实上，李云迪成名是在郎朗之前。2000年，18岁的李云迪就一举拿下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成为肖邦赛事七十多年历史中最年轻的金奖获得者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而郎朗获得最重要的奖项是在两年之后。2002年，“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在德国汉堡举行，郎朗是第一位得主，也是该年唯一得主。
当然，他们自幼所获的其他各种奖项举不胜举。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青春逼人，同样技艺超群的两个英俊少年，如今拥有的人气却相去甚远呢？原因在于郎朗的营销做得更好。
郎朗身后的团队显然更善于包装造势，在宣传上更积极———他们敢于早早亮出“国际钢琴大师”的旗号；在演出上更勤快更频繁———据说，郎朗一年的演出场次可达150场之多，而且是国内国外全世界地赶场；在机会把握上更主动———近年来央视直播的大型活动总是能见到郎朗的身影；在媒体炒作上也颇有心得———郎朗父亲的一句话：“只有公主才配得上郎朗”，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被媒体热炒了一把，无形中又将郎朗的知名度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反观李云迪，就显得比较沉默，除了一些正式的艺术演出，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报道。
市场永远是现实的。郎朗早早就成为了劳力士、奥迪的形象代言人，在中国的电视屏幕里也以天才成功者的形象为奶粉做广告。而李云迪呢？真的想不起来他在钢琴之外的商业表现。
当然，艺术家的成就并不能单纯用商业价值来衡量，对于郎朗和李云迪来说，现在评论谁优谁劣还为时过早，他们将来的路还长着呢。
约书亚•贝尔是美国炙手可热的音乐大师。他4岁开始学琴，14岁就与费城管弦乐团合作演出，之后曾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被视为“同代中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他曾为多部著名电影配乐，并因演奏奥斯卡名曲《红色小提琴》而获得过格莱美大奖。
贝尔的演出酬金平均每分钟高达1000美元。他在华盛顿百年礼堂举行演奏会时，演奏会的门票最低也要100美元一张，尽管如此，门票仍然销售一空。
这位富有浪漫气质的演奏家有一天突发奇想，要搞一次行为艺术。贝尔把自己装扮成落魄的流浪汉，带着他那把1713年制造、估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在接近早上8时的繁忙时间，站在华盛顿朗方广场地铁站的垃圾桶旁开始演奏。
在43分钟里，贝尔共演奏了6首古典名曲。但经过他面前的1097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他的悠扬乐韵置若罔闻，只有27人被吸引。但当中多数人听了数秒之后就转身而去，只有7人停下来欣赏了一分钟左右。
更令贝尔泄气的是，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这位天天出现在电视杂志上的明星人物。
43分钟表演结束后，没有掌声，只有32.17美元的可怜施舍。
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产品要卖出价，需要营造良好的营销环境。
终端是品牌形象的载体。
再好的产品也要包装。流浪汉的音乐只值得施舍，而大师的音乐需要聆听———即使前者的造诣与后者不相上下，甚至有可能高于后者。一句话，产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品牌形象和终端形象。
是什么造就了14岁的“政治明星”
14岁，对大多数的少年来说，或许每天正陶醉在游戏、玩耍中，可美国14岁少年乔纳森•克罗恩却显然与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目前，他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政治著作《保守主义定义》，并四处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也因此被誉为美国政界的“未来之星”。当他在电视上发表演讲时，他充满自信地挥舞着双手，俨然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客。只有当说话时露出嘴里的牙套，才会让人意识到，他仅仅是个14岁的孩子。
乔纳森•克罗恩在华盛顿举行的右翼共和党人年会上向数千名观众进行了演讲，当乔纳森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讲时，在座的政客们全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人们做梦也不敢相信。站在台上演说的竟只是一个14岁的1孩子！《纽约时报》指出：“尽管演讲只有3分钟，但乔纳森活力四射的谈吐举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位政治天才？人们纷纷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乔纳森成为共和党的“政坛明星”后，他便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目前，乔纳森就已经接受了多家媒体访问，其中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媒体，而著名电视喜剧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也在他的脱口秀节目《每日秀》中大开乔纳森的玩笑。此外，还有更多美国媒体正排着长队等着采访乔纳森。乔纳森说：“预订的采访一个接一个，连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个了，你得看我的网站才知道。”
乔纳森•克罗恩是美国佐治亚州德卢斯市人，母亲是一名演员，父亲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从小就热爱表演，并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他参加了当地儿童戏剧团，并出演过多部话剧，而这些表演经验对乔纳森的言谈举止是极大磨炼，也为以后“从政”打下了关键基础。
一次看电视，当他听了一个讨论民主党阻挠参议院议案的电台节目，随即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潜心研究美国政坛的党派之争，并最终决定投入到共和党阵营。乔纳森称，他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来没有过怀疑，因为他所在的德卢斯市位于美国传统保守的地区，而当地居民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他说：“我想对于一些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政治并非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事情，但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我经常读报纸、听收音机，政治就是我的未来。”
童年时代所积累的表演经验显然对乔纳森目前的“政治生涯”很有帮助。一次，当记者问他认为共和党内谁将成为奥巴马的主要挑战者时，他巧妙地绕开话题，从而避免了惹恼任何竞争者，他说：“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现在共和党需要齐心协力，需要不同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人领导整个集团。”
乔纳森称：“我妈妈总是说，政治令她感到厌倦。”但自从乔纳森走红政坛之后，现在乔纳森的妈妈也对政治产生了一些兴趣，她经常花大量时间送儿子去电视台做节目，并拍下他接受采访时的画面，待结束后，对孩子在节目中的言谈举止、思想内容等进行探讨，以指导孩子。
一个天才的造就，与他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乔纳森的母亲在儿子表现出一些奇怪的举动时，看到的是他与众不同的天赋，兴许大多数的家长们只是一笑而过，有的甚至加以“教育”，用许多的“规则”去约束他，其结果，“爱”变成了害。乔纳森的母亲顺其自然，循循善诱，对孩子的爱好、兴趣、思维方式加以引导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聊天少说“我”字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聊天时，每个人都想聊自己。
当你在东指西画地大谈：“昨天晚上，我去倒垃圾的时候，前男友正好开车经过我面前，我额头刚好长了两颗大痘痘„„”
当你这样废话连篇，而你对面的人，却认真地睁着眼睛看着你，专注而关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你最上道的朋友，是你最想倾吐心事的对象。
反过来，当你自己想要被别人喜欢的时候，你只要把别人放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来想，那就轮到你来扮演这个“最上道”的朋友了。扮演这样一个朋友，原则非常简单：尽量别让自己说出“我”字。
听起来很容易，但你可以试试看，跟朋友聊天十分钟，不要说出“我”字。每次想说“我”字时，都改成“你”字或“他”字。
你会发现这十分钟里面，本来不断说着“我昨天„„”“我觉得„„”“我买了„„”这些句子的自己，忽然变成一个不断把话题丢给对方，让对方畅所欲言的超级上道的人。
也许你会说，你又不是在陪客，为什么要让对方畅所欲言，而不是让自己畅所欲言？
答案很简单，你的朋友们，也不是在陪客，他们凭什么要永远让你畅所欲言？
全世界最杰出的老板爱提拔谁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喜欢“聪明而且踏踏实实做事的人”，道德不好的会被他马上解雇。
地产大亨潘石屹坚信人要活得真实，这样他的能力和才华才能得到发挥，反之，唯唯诺诺、只知讨好的人绝对得不到他的赏识。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最杰出的员工特征有：对自己公司的产品感兴趣；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和执著打动客户；善于抓住机会；学习经营管理之道；有高度洞察力并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密切关注并善于分析
公司的竞争对手；忠实、诚信、勤奋。
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经常鼓励员工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关心其他同事在做什么。用心了解公司是怎么运作的，整个社会经济是怎么运转的。他特别喜欢提拔全面发展的人。
百度CEO李彦宏透露他喜欢的员工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很强的学习力、认同百度文化、办事干练，他常常强调“员工长本事的速度，决定公司前途”。
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欣赏“有团结能力”和“有创新能力”的员工，尤其看重“个性有趣、对人生乐观”的人。
星巴克董事长舒尔茨主张，拥有老板没有的专长和特质，就会受老板重用。
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最看重的是热情，他认为只要你热爱所从事的工作，就每天都会想尽办法把工作做到最好，也会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
甲骨文总裁拉里•埃里森晋升和提拔员工的标准有四：一是“我能行”，即员工能独立思考，处理问题，照顾自己；二是“尝试很重要”，就算面对艰巨的任务，也有尝试的勇气，不会逃避；三是“我能变通”，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任何事都能改变；四是“对自己负责”，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负责。
在KTV唱歌的秘诀
KTV是夜店首选的非说话类情感沟通方式。擅长唱歌（并不一定很专业）的同志们往往能占大便宜。唱歌是迅速和众人打成一片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在商务Party中。由于很多人都可能是初次见面，或者刚认识不久，如何能够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一首流行歌曲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首先，不在你调唱得是否准，而在你是否用心。用心不用心不是你自己说，而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入，投入到音乐中去，身体随着节奏轻微摆动，眼睛注视着屏幕。不要老拿余光左顾右盼，看别人是否在注意你，你一旦投入了，自然就有种气场能把人吸引过来。
其次，多掌握一些不同年代的歌曲，对于捕获各个年龄段的人心有奇效，这招我屡试不爽。我十七岁参加工作，当时无论同事还是客户都比我大少则五六岁，多则十五六岁。为了跟他们产生共鸣，每次出去K歌，不仅我要唱那个年代属于年轻人的任贤齐，还要唱童安格和周华健。后来，当我参与到一些政府项目中，客户都是些叔叔阿姨辈儿的，我又学了一些民歌和革命歌曲。当我偶尔唱出《我为祖国献石油》《敖包相会》《小白杨》这些歌曲的时候，先不论是否在调上（练多了，也就在调上了），对方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孩子连这歌都会唱？很厉害嘛！言下之意，哥们儿确实学习能力强，知识面广，而且肯定是特意为了和长辈找到共鸣所做的功课。一下子，距离拉近了，小屁孩也有成熟的一面，后面的一些话题，自然可以展开。
第三，眼神交流，此招适用于恋爱中人。如果和你喜欢的男孩或女孩在一起唱歌，拜托先做个背景调查，知道他/她喜欢什么歌。去之前，逼着自己把歌词儿背下来。唱的时候首先要专注地盯着屏幕，然后时不时地转过头看着他/她唱两句。背歌词的目的就在于你别一转头就忘词儿了，同志们自己试一试就知道这招的作用了。下一步，你唱完了再去敬他/她一杯酒，后面的话题自然展开。赶上运气好，你刚唱完他/她已经端着酒杯坐你边上了。
第四，曲风一定要多变。不要光唱苦情歌，虽然那个很真情流露。也不要光唱太热闹的吼吼哈嘿，让别人听得直闹心。理论上，两三首情歌搭配一首快歌，或者一首恶搞的歌，更能活跃气氛，让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你身上，也更容易显得你博学多才、够范儿。所以，往往我会先唱诸如《爱情转移》这样的口水歌，然后来一首成名曲《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是为了照顾到30岁左右的听众。紧接着，突然一段周董的《霍元甲》，充分体现了RAP和男扮女声的功力，完了一首《我爱台妹》让气氛彻底进入高潮，紧接着跟上一首古巨基的《情歌王2》，显示自己其实可以掌握各种风格的歌曲。偶尔地，我也会在一群年轻人中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为了充分活跃气氛，因为年轻的他们听到这首歌在夜店响起，多半是崩溃。
麻省理工考博,答案全对为何落榜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收获
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不断重复假设、验证、实验。这种程序事实上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所进行的各种原子炉实验程序完全相同。
科学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一定是结论，而且这个结论一定是被实验验证过的。为了不让别人有批判纠正的机会，写论文的人一定会竭尽所能重复以上程序，直到认定“我做了那么多的实验，这个结论绝对错不了”。
我自己原本也是一个科研人员。当我还是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应用化学系一年级新生时，因为看清了石油化工未来暗淡的前景，所以开始自修核能，考进了东京工业大学研究所原子核工学系。研究所课业结束后，我的英文硕士论文不但通过学校审核，还顺利通过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所公费留学考试。
但到美国之后，才发现日本和美国研究的差距竟大得惊人。
思考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首先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核能研究的超高水平。在麻省理工学院中，我有１３０位同学，其中大多数都曾是美国海军核潜艇上的机组人员，他们不但优秀，还熟知原子炉的实际操作。有这些同学当对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当然非常注重实践。
只要提到原子炉的操作法，他们的思维模式及发言内容就异常深入，和只念书的日本学生比起来，水平明显高出一大截。我在东工大研究所上课的时候，老师一边解释美国的研究一边上课，一切始于抽象的算式，也结束于抽象的算式，总之我们研究的始终都是理论。这和必须在算式上套上具体的数字后再进行思考的麻省理工学院实务研究相比，当然有极大差距。
其中最让我困惑的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博士学位考试时所发生的事。考进博士班之后，我看了过去的考题，认为题目并不难，所以很快就报名参加博士学位的考试。结果在答案全对的情况下，我却落榜了。根据学校规定，参加博士学位的考试如果两次不过，就会遭到退学处分，因此，这次落榜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震撼。
考试的题目是：“在月球上造一个虚拟的原子炉，如果插入一根和地球上同样构造的镉控制棒，当镉控制棒停止上下运动时，炉心的温度上升了几度？这种温度安全吗？”要计算炉心上升的温度并不容易，我的答案是“上升了２．８度，这个数字是安全的”。２．８度是正确答案，在所有考生之中，能正确计算出来的只有我，可我落榜了。
我去问老师原因，老师给我的回答是：“你的数字是对的，但对思考的过程，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对工程师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我又发现通过考试的学生，虽然算出来的数字是错的，但对于“这种温度安全吗？”展开了自我辩论，洋洋洒洒地把自己的思考过程，例如，“为什么在重力比较小的月球上做和在地球上一样的动作是危险的？在现实社会里，只要拥有逻辑思考力，答案随时会出现。该怎么做比较安全？”等等，全都写在答案纸上。
日本的考试都是在考套上方程式后答案对不对，美国则是考学生有没有能力将方程式导出来。这时我才深刻领悟到，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
就因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了逻辑思维，才有今天的我。头脑中组织思路的方法，让我的人生在各方面都受益无穷。
３０岁，从零开始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班毕业之后，我进入日立制作所，被派到日立工厂核能开发部炉心设计科。但是当时进行核能开发的动燃（现在的核燃料循环开发机构）、东京电力对于采用不是通用电气公司开发的技术表示有困难，所以日立决定放弃自主研发，直接从通用电气公司引进技术。我们设计组的成员对于自己的技术非常有信心，所以对此决定极力反对，但公司并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
当我知道“要制造由日本人设计的原子炉”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时候，我在进入日立制作所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７２年，选择离开了日立。那一年，我２９岁。这是我从石油化工改换跑道进入核能领域之后，第二次让自己的人生“归零”。
第一次归零的契机是发生在大一秋季校庆，为班上准备发表和石油相关的研究报告时。在对石油展开各种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篇由美国人发表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强调“依现状预估，石油资源会在３０年后枯竭”。就因为这篇研究论文，我决定开始研究可以取代石油的能源———核能。
但事实上，距离那篇论文发表时间已有４０年之久的今日，人类仍然继续开采石油。但是那个时候，我竟然对石油会枯竭的错误假设信以为真，我的判断真的完全错误。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假设是错的，重新作假设，再次出发就行了。我认为一直悔恨自己的人生，与固执于错误的假设是一样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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