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论文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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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剩余价值论为科学依据，论述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说。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
下面我将就近几年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谈谈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
高考公平。
今年的7月15日，也就是高考结束一个月后，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四省8位律师联合致信教育部，反映北京部属高考高校招生中存在严重地域歧视问题，建议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增加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等地的高等教育投资，并扩大在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高考大省的招生名额。
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经历过高考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每年围绕高考的新闻和段子大都比较敏感。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说是一湖北小伙在北京一建筑工地当小工，偶然间和在建写字楼的设计师聊，没想到他们竟都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全国一摸一样的考题），湖北民工当年考了515落榜了，设计师在北京当年考了497上了建筑工程大学。20年后，他们过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现在各地的高考试卷不同，已经无法直观的从考分来衡量高考的地域性不公，但这种不公却始终存在着。今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本地计划招生612名（含文理科医学部），而在河南则仅仅招录108名，在安徽只计划招录45名；清华大学在北京计划招生203名，在河北、安徽分别只计划招录54名和65名，再如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268名，而在河南只计划招生104名，在湖北的招生计划只有64名。那么再看看高考总人数吧，今年北京参加高考的人数是7.34万人，河北是45.93万人，安徽50.6万人，山东55.07万人，湖北45.7万人，河南95.24万人。是否触目惊心？招生比例的严重失衡与宪法精神相悖。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处的平等不仅仅指法律制定、法律适用的平等，也指任何公权力机关都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对公民予以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公平对待。招生比例的显著差异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第九条中“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规定。诚然，虽然人口因素不是制订高考招生计划时考虑的唯一因素，但如果忽略人口因素制订的高考招生计划的公平性很难保证且难以让人信服。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我们，对公平的诉求尤为突出。高考，似乎是我国现阶段最公平的考试，每年都有近千万人参加高考，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个貌似公平的考试却依然充斥着如此的不公，不能不让我们愤慨。教育部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部级行政机关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教育公平。目前的各高校施行的高考招生指标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不合时宜，应该取消。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公平更自由的招生体制。在现有的招生体制未改革之前，教育部应该对各高校提交的招生计划严格审查，应该扩大在河南等高考大省的招生名额，从而确保各高校在全国的招生应参照考生数量等因素确保招生比例均衡。也许这个过程充满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为了维护这起码的公平，这个过程又必须去经历。
乌坎事件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问题，村民代表过去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没有解决之下，村民与地方（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在2011年9月21日东海街道乌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不久获政府答覆，可问题没有实质解决。乌坎村之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村民自发组织「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内村委会附近的仙翁戏台前集会示威，并在游行通往陆丰市政府大楼前与警方爆发冲突，此后开始警民对峙局面。
汕尾市政府12月9日把乌坎村民申诉定性为“（事件与）在境外的某些机构、势力和媒体与乌坎村事件确实有一定关系，把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无限放大”，但村民表示这只是土地问题诉求。另当天中午，村民薛锦波等五人被刑事拘留，其中薛锦波在被关押了三天后死亡。官方验尸结果与薛之家人探视后认定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两件事情激起村民情绪而把事件激化，亦因此乌坎事件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
12月20日，政府官员先派代表进村内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成为事件和平发展的转机，同时由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牵头成立工作组处理，承认民选之“乌坎代表临时理事会”地位，对村民过激行为不追究，并称释放被拘留村民与尽快再对薛锦波进行验尸确定死因，翌日晚上双方撤除路障，结束每天举行之集会，其后两天村民欢迎*进村，并把被捕之其中三人释放，双方对峙局面结束。
今年2月1日，乌坎村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由村民一人一票推选11人组成的村民选举委员会；2月11日通过村民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村民代表，并选举村内7个村民小组组长共109人，3月3、4日以同样方式选出村委会成员与村民小组代表各7人，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或示威组织者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这几次选举均全程开放给记者媒体在旁拍摄，亦有市政府与工作人员在旁监督。2月16日汕尾市官方正式把薛锦波遗体交还其家属并发放90万人民币抚恤和殓葬费，但并未再提及致死之责任问题。
乌坎事件可以折射出我国现阶段很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谈一谈新闻自由方面。乌坎事件在中国国内常规媒体也有见报道，但只局限于官方（广东省委与陆丰市委）发出之通稿；但中国境内的互联网上，以 “乌坎”、“薛锦波”和“陆丰”等关键字，于各大网站查询微博和关键字网页曾一度遭封锁。在中国大陆通过搜索引擎依然可搜索到乌坎事件的相关消息，但多只是报纸转载官方之消息；官方新闻多只见于南方网（转载陆丰市委宣传部或广东省官媒南方日报消息）、南方日报、广东卫视（如郑雁雄与*会议与讲话）与汕尾市政府官方网站。国内媒体在零星上访以至军民对峙僵持这段时间，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前基本上只能刊载陆丰市政府的通稿，并不见独立采访报道，包括南方都市报或南方周末等。尽管有内地记者亲赴乌坎采访（如南方都市报有记者以个人名义前往），因南方网只转载陆丰市政府的消息，所以乌坎村内曾有“南方网报道失实，丧失职业道德”横幅出现。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评论以后，各地报纸网站才开始刊发独立之评论与采访报道。另外除媒体外，还有青年村民自行拍摄录像编辑成视频《乌坎！乌坎！》或集会相片，通过网络供网民下载发放，向外界表达诉求及寻求网民关注甚至声援；在事件僵局以至选举前后，他们每天以微博（主要在新浪微博）向外发放当天村内集会与选举情况之图文与视频（这些图文有被媒体采用），成为事件中除媒体以外最重要的消息传播方法，这也是事件中消息传播的一个亮点。事实上，近年来对于某些敏感事件的新闻封锁屡见不鲜，但由于互联网的日渐壮大，这种新闻封锁越来越难。既然封不住，又何必去封？又何必使敏感的事情越来越敏感？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任何体制下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我们更应该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乌坎事件本身看，一是当地人的诉求集中在民主选举上，甚至亮出了“保障人权”这样的口号，表现出当地农民渐渐萌发的公民意识，以及明白经济纠纷的幕后原因实为政治因素。二是积极参加抗争的人大部是青年人，特别是90后年轻人的加入让抗争开始利用高科技手段。村民开放一间屋子，欢迎境内和境外传媒采访，变成了临时性的新闻中枢，相信传媒并愿意通过媒体发声以及选择微博等作为发声方式。三是村庄代表人发表讲话，希望全大陆都可以民选官员，诉求有突破地域的趋向。
从政府应对看，或许当地政府低估了此事件的严重性和扩张力，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主要领导人的执政新理念和治理新举措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有评论指出，虽然开明的广东政府采取了一些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却未能阻止乌坎事件的发生和发酵，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前，此事件越闹越大，出乎了领导者的判断力，应引起高度关注和思考。
源于换届选举、土地买卖、村务公开等问题引发的纠纷，本应该得到及时解决的问题，一直在省委领导的重视下百姓才放心，这说明了地方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存在没有及时疏通民众合理的诉求，把问题一再抑制最后导致了问题进一步的激化，以至于乌坎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利用的工具，村民说：他们的矛头直指原来的村两委干部腐败行为。他们非常欢迎省工作组进村开展调查工作，并表示他们会全力配合省工作组进行调查，并希望省工作组能够让他们公开公平公正地投票选举村两委，查处涉及违法违规有腐败行为的干部，并向村民公开乌坎村自1992年至2011年的账务收支明细表，等等。
透过乌坎事件，亦说明了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日趋尖锐。稍不留神或者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不可预知的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正确分析和把握主要矛盾。它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它将直接决定国家执政为民的理念，乌坎事件正如*说：村民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当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如果得不到突破，势必会引发一些矛盾集中冲突，复杂和突出利益如何有效化解确实考量一个地方的领导才能。
什邡事件
什邡事件，是于2012年7月1日起发生在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的一宗群体性事件，起因系什邡市动工建设“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这个项目被曝有极大的负面环境影响，导致大量群众集会游行，以示抗议。什邡市政府当局派出大量警察、武警、特警官兵前来维稳的行动，引起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并导致多人受伤，当局已经决定停止建设此项目，并否认有人在事件中死亡。7月3日，什邡公安局发出措辞严厉的通告，其勒令“凡煽动、策划、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或打砸抢的人员，三天内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7月4日凌晨，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称为平息事件，公安机关依法对27名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予以强制带离。
什邡市这个投资100多亿元的钼铜项目，被称为国家汶川大地震灾区产业发展振兴重大支撑性项目、四川“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经国家环保部按照新标准同意开工的项目。能够为当地带来40亿元的利税和3000个就业岗位，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超过 400亿元。这一项目之所以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直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除了人们担心环境污染问题，在治理层面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决策过程缺乏民意支撑。缺乏民众参与的决策过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尤其是与老百姓生命健康和生活安全息息相关的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要求政府在法治和尊重实践的基础上，将专家的意见和百姓的意见综合考虑，形成发展的目标要求。
二是社会管理中存在全能政府思想。工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面对风险挑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享发展成果。政府不可能再包揽一切，并且天然认为老百姓就应该支持政府论证为有益发展的项目。
三是社会治理成长缓慢。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社会主体性日益增强，但是制度化参与能力提高缓慢；另一方面是决策过程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与程序还比较缺乏，与人们日益高涨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要求不相适应。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愈发冷静的看待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但各级政府对GDP增长速率的追求却似乎从未停息过。地方政府极力追求GDP高速增长和老百姓对生存环境的日益重视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敏感。然而，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以牺牲生存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什邡事件并未结束，不管最终该钼铜项目是否对什邡市民的健康生活造成影响，该项目是否能在什邡市得以开展，这类事件已经在提醒我们，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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