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_叫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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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八十年代以后, 美国方面的中国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至少有两个明显的转向：一是由强调近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的断裂转向较为注重二者之间的连续性，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及其走向说到底是与历史上中国社会自身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线索相关联；二是由注重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较为注重不同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社会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后一点与美国方面中国研究领域的社会史走向有关，与此相联系，有关研究中似乎更注重于历史事件的横向分析。从上述两个方面说，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叫魂》一书，都堪称是代表作。

“叫魂”这个概念非常乡土化，它似乎一直与中国下层社会特别是农村某种被精英阶层视之为“迷信”的东西关联在一起。《叫魂》并不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上某种习俗（或称之为“迷信”）的著作, 它所要疏理和解析的是发生在176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之为“妖术大恐慌”：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麽意义。”

该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关涉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层次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因应方式，书写出所谓“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 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 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三个版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延续和发展的。这种“治”“乱”之间的转化似乎使得这个“不变”的社会充满了变动。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在所谓“治”“乱”之间所扮演的悲剧性角色。

震动全国的“妖术”事件，原是发端于一种无事生非的造谣中伤，而其背后所隐涵的则是某种冤冤相报的社会敌意：“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所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县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 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而一旦皇帝与官府发动大规模的清剿，“妖术”马上就变成了某种“扔在大街上的上了堂的武器”，因为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和陷害他人, 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以得到的权力。于是乎，诬告、栽赃、不断扩大的冤狱、谣言与小道消息、官吏的腐败与公众的歇斯底里、私刑与公堂上的逼供、人人自危与人人自保、弘历皇帝确信“妖术”只是“谋反”的幌子，等等，这一切被书写在中国前近代那个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太平盛世”的底色上, 似乎给人们以一种灾难性的暗示。

总是试图通过某种非常的途径来获取“权力”，这是一种缺少起码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底层权力的极度匮乏所带来的病态。这种病态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了突破口，就会酿成大的社会危机与动荡。问题在于，就一般情况而言，“乱”并非如毛泽东所说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而只是成为社会危机爆发和民众宣泄的一种形式，因为人们于其中所唯一关注的似乎就是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与秩序。当然，无论“乱”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最终导致改朝换代，也都会成为前车之鉴，结果是中国历史就在民众造反和有人修复社会创伤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种“治”“乱”之间循环。

《叫魂》一书所着墨更多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透过弘历皇帝在“妖术”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心态，揭示中国历史上君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提出“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若依据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官僚君主制”应当说是一自相矛盾的观念，因为在后者那里，真正的“官僚制”是与“现代”体制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则属于“系家长和世袭统治”一类。

“官僚君主制”一语所期表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专制独裁与官僚机器的常规职能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专制”的意义上讲，君主不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规来约束数目庞大的官吏和依靠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来实行统治，管理国家。那麽，君主又如何能够保持自身权力的自主性和至上性？如何能够做到在忙于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如认可军机处为其草拟的谕旨和审批吏部呈报的官员任命）的同时, 避免自身“官僚化”？如何提防官吏们（特别是高层官吏）的上下勾结、串通一气、封锁消息，使君主成为某种被架空的玩偶？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 君主必须经常能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官僚机器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这些方式包括发展与某些官吏之间的个人关系，培植心腹宠臣；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 强化可以与官吏们（包括中层官吏）直接交谈的“陛见”制度；乃至于微服私访，等等。当时，最重要的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政治罪”的存在。

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所谓“政治罪”都是与“谋反”联系在一起的，而任何形式的“谋反”也都被说成是关乎社稷的安危。既然“政治罪”被定义为是旨在动摇和推翻整个王朝的根基（而不是如渎职和腐败那样只会影响该体制的运转效率），那麽对于“政治罪”的处理就理应独立于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之外。换句话说，处理“政治罪”是君主而非官僚们的权力，尽管它常常能够为官吏们的倾轧乃至更广大社会层面的排泄积怨提供可乘之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罪”始终是君主手中的一张王牌，后者得以利用、扭曲、夸大乃至于制造某些“事件”，以“政治罪”的形式打破常规，将整个官僚机器置于自己的威权之下。“政治罪”为专制君主提供了任意挥洒的舞台，在这里官职的高低、能力的优劣、功劳的大小都难以成为官僚们自我保护的屏障。在弘历皇帝那里，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正是扮演了“政治罪”的角色：“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也归咎于江南的腐败以及官员们的忘恩负义。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叫魂案作为政治罪所带来的冲击，为弘历创造了某种与官僚们直接摊牌的机遇，我们看弘历围绕叫魂案写下的大量朱批，这些朱批既关涉到对于所谓“妖术”的清剿，更关涉到对于官僚的控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弘历一直在抵制把政治问题（“谋反”）化约为常规的行政问题。在他看来，常规化与汉化是两个难以摆脱的幽灵，而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满清政权来说，常规化的官僚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说到底是来自汉民族发达的江南文化，历史悠久的江南官僚文化正是“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的罪恶渊薮。弘历的忧虑和气恼并非多余，还有什麽比官僚机器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和自我保护更能够构成对于帝王权力的嘲讽呢？

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积淀”说、金观涛等人的“超稳定系统”论及刘小枫的“儒家革命精神”论，都是旨在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囿于“中西之间”的视域，过分地看重和夸大外来因素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变革，恐怕仍然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误区之一。或许真实的答案依然存在于历史的深处，这也是《叫魂》一书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