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箐医疗纠纷案_医疗侵权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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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脑瘫儿第一案以调解结案 获赔60万元
2007年11月26日17:39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冯 敏
2007年“五一”劳动节前，安徽脑瘫患者陈子菁的祖母李文峰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公之于媒体。这份案号为（2007）合执字第29号的法律文书上写道：“本院将20万元人民币于2007年4月27日转至陈子菁账户。
依据法律规定，本案予以结案。”
这是一起《民主与法制时报》连续发文23篇稿件，经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质询监督，全国法学界、医学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不断呼吁的案件。同时，也最终引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院判决的抗诉。
“一个案件引发媒体连发23篇稿件，最终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而结案，它在司法程序和实体审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极具典型意义。”一位法律人士说。
案情回顾
1996年5月29日，陈子菁在安徽省医院经剖宫产出生，由于医护人员机械执行母乳喂养规定，在产妇产后发生青霉素过敏且无奶可供的情况下，疏于履行注意义务而造成陈子菁在出生后48小时内无任何食物摄入。导致这个双胞胎中的弟弟连续饥饿引发低血糖，长时间抽搐，酿成缺血缺氧性脑病，加之省立医院的误诊误治，最终发展成极为严重的脑损伤，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终身残疾。
1998年8月10日，陈子菁的父亲陈先生和祖母李文峰，分别以陈子菁的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身份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省立医院赔偿医疗及终身康复费用270万元，以及残疾人生活补助费25万元、精神损害补偿金20万元。
一审庭审过程中，原告方向合肥市中级法院提供了与陈子菁母亲同一病房的其他产妇及其家属共8名证人的证言，证明陈子菁在出生至出现病症期间未吃到任何食物。其中两名证人还在一审庭审中出庭。
原告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量的医学专家对此案的分析意见。出具书面诊断及结论的医疗机构有：北京儿童医院、协和医院、中国康复中心、上海华山医院、仁济医院、上海儿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十多所权威医疗及科研机构。
2000年9月13日，合肥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省立医院在陈子菁出生后，虽然在病史记录、临床及辅助检查以及对患儿疾病的特殊性和预后的严重性认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但这些诊疗行为缺陷与陈子菁目前病情结果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陈子菁在庭审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病情确实由饥饿引起，故省立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驳回陈子菁的诉讼请求。
陈子菁家人不服，提出上诉。2000年10月省高院正式立案之后，在律师帮助下，在国家级司法鉴定单位进行了两份文字鉴定和一份法医学鉴定——认定一审法院采信的皆是伪证。同年11月30日开庭时，双方诉讼代理人均要求对原始病历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但是，2001年4月16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在没有重新对原始病历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同样以陈子菁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为由，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申诉之路
陈子菁家人多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均转安徽省高院办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人大代表的监督下，安徽省高院于2002年5月“决定立案„„复查。”
一年多以后，安徽省高院副院长亲自找陈子菁的诉讼代理人李文峰等人谈话，表示：“省高院对此案讨论多次，仍是患方败诉，已向最高院汇报，结果也是患方败诉。但省高院还是想调解一下，争取庭外和解。”李文峰不同意法院提出的庭外和解，要求判决。
2004年2月10日，省高院副院长等人来到李文峰所在单位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要学院领导帮助一起做李文峰教授的工作，称他们已5次去省立医院，医院愿意给的钱已经由原来的5万涨到25万，希望李文峰能接受并主动撤诉，使此案能以和解结案。
李文峰说：“感谢院长亲自来我院，但我想不通：我们到底是该败还是该胜？若该败，你为什么5次去医院还要给我们钱，且是几十万！若该胜，法院为什么不依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改判？在我方败诉的前提下，我要医院25万岂不成了讹诈？”坦克学院领导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法院应该查清事实，依法办事，不应逼迫当事人接受和解。
安徽省高级法院于2004年12月13日驳回了陈子菁的申诉。
从2000年至2006年，《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针对此案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和复查再审等过程中的问题先后发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撰写的23篇文章。
此前，新华社安徽分社也对省立医院接二连三发生恶性医疗事故的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内参反映。
该案同时引起了全国人大和法学界、医学界专家们的高度关注。自1998年3月以来，先后有两届、99人次全国人大代表对陈子菁案的审理提出意见并提请法院依法再审。
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在2005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中一针见血地写道：“陈子菁诉安徽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是轰动全国的错案。被告伪造、篡改、藏匿病历，严重妨碍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客观性。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出于所谓‘维护安徽形象’的原因，偏袒被告，枉法裁判，一再坚持错误判决。经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几十名代表提案，军队数十位将军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众多法学专家、医学专家和律师提出质疑，而安徽省高级法院仍然虚与应付，固执错误，并通过各种渠道对原告方面施加压力„„
“本案申诉迄今7年，我以最高法院专家咨询委员身份，先后数次向最高法院转呈申诉材料，并附上我对本案的意见。希望能够通过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机制纠正错判，避免进一步损害法院的威信。姑且不论枉法裁判，单就安徽省高级法院长期拖延敷衍、搞什么‘无过失补偿’，就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律和法院的信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安徽省的形象，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建议最高法院当机立断，调卷再审，纠正错判，维护法律的尊严，挽救法院的威信！”
除梁慧星教授外，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夏家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汤维建教授，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刘革新教授，华东政法学院武胜健教授等一批国内著名法学家也纷纷指出，该案“事实不清、程序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起明显的错案”，“这样的判决与公平、公正相距甚远”。
朱建平、翟建、唐建立、郭志联、徐国祥和章庆国等京沪皖三地律师，多年来分文不取为陈子菁提供法律援助。
最高检抗诉
2005年，陈子菁案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贾春旺检察长的重视。
最高检察院会同安徽省检察院，经过半年多的详细调查，于2006年2月5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高检民抗【2006】3号民事抗诉书”。
抗诉书认定：“终审判决采信的鉴定结论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陈子菁的‘缺血缺氧性脑病’是在省立医院造成的。终审判决认定省立医院不承担过错责任的主要证据不足。省立医院有关医护人员明显违反卫生部有关护理工作制度的要求，其违规的行为是导致陈子菁患病的原因之一。”
抗诉书指出：本案审理中“法院向司法鉴定所送审的材料有不真实的情况，法院应该调查取证，而未做调查”。
抗诉书认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皖民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检察院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要求最高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如此调解
2006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
2006年9月20日，安徽省高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在走了庭审的过场后，再审法官为了实现调解，直言不讳：“调解不需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只要你提出钱数，对方答应就可以。”
从开庭后的第二天开始，法院连续10多次找陈子菁的父亲和诉讼代理人李文峰前去谈话、做工作。甚至在不讲事实不分是非的前提下，提出了公开赔偿20万元，暗地里另行补偿40万元的阴阳调解方案，遭到李文峰和陈子菁父亲的严词拒绝。
于是法官们撇开了李、陈二人，找到了远在上海工作的陈子菁的母亲。对她说：“这个方案已经过院领导同意，而且省卫生厅也同意了，不可再改。”“若你们不同意，案子会发回重审，那需要重新进行残疾等级鉴定，双方责任认定，起码需要一两年时间，若要上诉，还要一两年时间；另外，法官有自由裁量权，结果如何还不一定，也可能最终只有几万。”身心俱疲的陈子菁母亲无奈之下接受了这个方案。
2006年12月12日，法官通知陈子菁的母亲和委托代理人侯先生去安徽省高院签署调解协议（而不是调解书），“调解协议”只有一份，存入法院卷宗，不给当事人。签字者回忆，该“调解协议”的基本内容有：
一、省立医院支付陈子菁医疗、护理、生活费人民币60万元，一次性了结此案。
二、省立医院通过省高院先支付陈子菁40万元，之后双方再签订一份公开的调解书，再付20万元，但支付期限为2007年4月30日。
三、双方对媒体均有保密义务，若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不履行付款义务。
李文峰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第二天找到省高院法官激烈质问，但已无济于事。
但保密却是保不住了，12月27日，为了将法院账户上的40万元转入陈子菁个人账户，在银行要求出具法律文书的情况下，法院不得已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本院审理的陈子菁诉安徽省立医院人事损害赔偿纠纷案（2006）皖民一再终字第7号，经本院主持协调，双方已调解结案，鉴于该案调解结果需要保密，故不能附相关的法律文书，请向陈子菁办理肆拾万元转款手续，特此说明。”
就在同一天，法院让陈子菁的家人和省立医院另行签署了一份（2006）皖民一再终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上面的赔偿额是20万元。2007年1月18日，安徽省高院经最高法院联络工作办公室以法联复（2006）第148—2号公函的形式，将这一并不完整的调解内容答复全国人大代表。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医患纠纷案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霍键)
“抽搐30分钟”被医院改为“5分钟”，关键证据涉嫌伪造；法院委托司法鉴定遗漏”关键材料；多份对医院不利的证据“神秘失踪”„„面对重重疑云，法院仍匆匆判决患者败诉；13位全国人大代表要求依法纠错，至今未果———
今年“两会”期间，13位安徽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建议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依法纠正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子菁与安徽省立医院人身损害赔偿案的错误判决。前不久，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司法办公室给本报来函，认为该案“确实存在严重侵害军人亲属合法权益的情况”，希望“给予关注和监督”。
亲属愤而告医院
陈子菁1996年5月29日在安徽省立医院(下称“省立医院”)剖腹产出生，是双胞胎中的“小双”，出生时阿氏评分9分，为优良新生儿。出生第三天上午，其祖母李文峰发现陈子菁面色青紫、四肢抖动、呼吸暂停，立即告知医生。省立医院医护人员对陈子菁进行了抢救。6月4日，省立医院CT室出具结论：陈子菁患“缺血缺氧性脑病”。该院小儿科最后认定陈系“低钙惊厥”，对陈进行了治疗。陈出院后，又多次出现惊厥、昏迷，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治疗。1997年5月，北京医科大学诊断陈患有继发性癫痫，伴脑性瘫痪、脑发育落后，均系重度“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
李文峰是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教授，几年来一直是陈子菁的代理人。陈子菁的亲属认为，省立医院机械推行母乳喂养，在陈出生后48小时无母乳的情况下，没有给陈吃任何食物，致使陈因低血糖患上“缺血缺氧性脑病”；陈被救过来后，省立医院又错误地对其进行补钙治疗，加剧了陈的病情。因此，省立医院应当作相应的医疗损害赔偿。省立医院则认为，对陈子菁的护理、治疗行为没有问题，对陈的病患不负任何责任。
安徽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于1998年7月做出鉴定结论：“不属医疗事故”。但指出医院存在“对患儿疾病的特殊性和预后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临床及辅助检查不全面”、“病史记录不及时，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对患儿喂奶关心指导不够”等问题。1998年8月，双方调解不成，陈子菁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9月13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陈子菁的诉讼请求。陈子菁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1年4月16日，陈子菁二审败诉。
审理过程疑点多
陈子菁案的审理结果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除上述全国人大代表和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外，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瑞华、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刘革新、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所所长汤维建、华东政法学院民诉法室主任武胜建等多位法学专家也发表意见，认为此案在程序和实体上存在不少问题。通过调查，记者发现，两级法院在审理此案中确实存在许多令人不解之处：
关键证据未查清真伪、重要事实未调查清楚。此案的争议焦点是：省立医院对陈子菁的护理是否规范，陈出生后是否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抢救后对陈的补钙治疗是否有误；院方的行为和陈的疾病有无因果关系。省立医院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有3项至为关键：一是“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说明陈当时得到了足够的母乳，不存在挨饿问题；二是“1996.6.1血钙检验报告单”，说明陈当时确系“血钙低”，进一步说明院方没有误诊误治；三是多处记载陈有“呼吸困难伴抽搐5分钟”等症状的“新生儿病史”，说明陈在省立医院未造成严重脑损伤后遗症，其“缺血缺氧性脑病”与院方无关。然而，二审开庭时，陈子菁一方出具了国家级司法鉴定单位———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文字检定”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均有伪造或篡改嫌疑：《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内容共12项，前3项系1人书写却签有两人姓，后9项系1人书写却签有4人姓，违反《病历书写规范》中“谁操作谁签名”的规定，可视为伪造的无效单据；“1996.6.1血钙检验报告单”上“检验者”栏无人签名，填写检验结果者与开具检验单者是同一人，有重大伪造嫌疑；《新生儿病史》中“5分钟”明显系“30分钟”篡改而来(医学界公认婴儿抽搐30分钟会引起严重脑损伤)。但是，至终审结束，两级法院未查清这些关键证据的真假。
一审期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1998年9月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1999年4月26日出具意见：鉴于医患双方在患儿当时是否“饥饿”问题上各执一词，建议由法院调查取证，“若‘饥饿’属实，则‘饥饿’与低血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至此案终审结束，法院也未将此重要事实调查清楚。
不让原告方依法查阅、复制原始病历。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但本案立案后，原告方多次向法院提出查阅、复印陈子菁母子的原始病历，均未得到法院许可，理由竟是地方行政法规《安徽省医疗事故处理细则》规定“病历不得让患者及家属查阅”。一审开庭后，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干预下，合肥市中院才允许原告代理人查阅原始病历复印件，但不准复印。一审败诉后，陈子菁一方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向法院呈送了《证据保全及文字鉴定申请》，未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时至今日，陈子菁一方仍未见过作为本案主要证据的原始病历。
以病历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法律规定书证应当提供原件。如证据材料为复印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陈子菁一方多次对存于法院的原始病历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疑问，指出仅从复印件即可看出，陈子菁的11页病历正文有9页被多处修改，要求法院责令省立医院拿原件质证或鉴定。但两级法院以病历复印件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的法院印章为由，坚持以复印件定案。法院这样做有将自己当成省立医院的证人之嫌。
法院委托作司法鉴定时，部分关键材料未送交。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司法鉴定时，只送交了65页陈子菁母子的原始病历复印件，而现存于法院的母子原始病历复印件为81页。经李文峰等人仔细对比，发现记载陈子菁病情的16页病历未送去作鉴定，而这些病历均有可能对省立医院不利。以“抽搐时间”一项为例，送交的病历记录的都是修改后的“5分钟”，而未送交的都是原始记录“30分钟”。
该案部分重要证据原件神秘“失踪”。一审开庭审理后，5张有可能影响审理结果的病历原件不翼而飞。这5张病历分别是，陈子菁母亲产前及产后病程记录2张，陈子菁的“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1张，新生儿体温及护理记录1张，陈子菁住小儿科时住院病历1张。李文峰告诉记者，这些病历原件都是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比如：2张产前及产后病程记录可以证实，陈子菁母亲当时患严重的青霉素过敏症，根本不可能给陈子菁喂奶，进而证明“新生儿24小时监护记录”所载的“喂母乳12次”纯属虚构。
法院的判决书表述过于简单。二审判决书对陈子菁败诉原因的陈述仅有一句话：“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子菁的病患确系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所致，其要求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足”。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所所长汤维建对记者说，判决书连法院是怎么认定案件事实的、为什么否定原告的事实主张、为什么肯定被告的事实主张等基本问题都未说明，“无论从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的角度来分析，均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立案复查盼公道
采访期间，经安徽省卫生厅协调，记者在省立医院看到了那份始终未让陈子菁一方查阅的原始病历。这份病历确已残缺5页，且有多处修改或添加。记者见到了参与改动此病历的小儿科医生，这位医生承认是她将“30分钟”改成了“5分钟”。对记者提出的伪造或篡改原始病历等问题，省立医院有关负责人予以否认，但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修改病历，省立医院有关负责人称，按照病历书写规范，上级医师可以修改下级医师书写的病历。可是，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当时不在场的小儿科医生可以修改产科医生对陈子菁的抢救记录。
在合肥期间，记者多次与两级法院联系，想听听经办法官的看法，未能如愿。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原负责人经院领导同意“破例”接受采访，但是谈话时间不长，他便以记者“擅自”录音为由中止了谈话。
牵头提建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吴莉芳、张秉臣日前接到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函。该函称：“关于陈子菁一案的有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法联函396号’转来我院。经研究，已决定立案，调卷后交审监庭复查”。两位人大代表对记者说：“在一起案件中出现这么多怪事，决不是巧合。有关方面在复查案件时，应查清省立医院和两级法院个别人是否有违纪违法问题。”
编后：近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不论是院方，还是患者及其家属，谁都不愿意发生医疗事故。万一不幸发生事故，医患双方如果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清责任并不难。但是，有的医院不敢面对自己造成的医疗事故，不愿为此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千方百计制造伪证，经办法官又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致使患者或其家属长年奔走于申告之途，严重影响工作、生活。今天刊登这篇调查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关注一名脑瘫患儿的合法权益，更是希望借此提醒司法机关严格秉公裁判医疗纠纷。我们相信，法律最终会给陈子菁一个公道的说法。本报将对此事跟踪报道。本报记者傅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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