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山海经》_读山海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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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山海经》
一、关于山海经成书
将书捧在手中时，看着满纸的奇谲的文字，思绪也不禁的天马行空起来。由于她的怪诞不经不为正统儒家所不齿，得以较完整的保存原貌。从而为后人观古提供了了难得的原始资料，行文的浪漫与纯挚使今人陶醉在先人的文史笔法中。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作者以及该书的内容性质，学界自古以来便争论不休。
1．成书年代和作者
英国汉学家利兰特将《山海经》年代试定于公元前十或十一世纪的西周时代。刘节先生认为《山海经》的著作时代应该放在战国时期。徐旭生先生认为《山经》的成书“不早于战国晚期”。莱格在翻译《山海经》时指出现存的十八卷是由伏生奉汉文帝之命，据古本凭记忆写出的。笔者认为根据五藏山经中对矿产的记载多处盛产铁这一点，《山经》成书应该不早于春秋时代。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
禹益之作说根据刘向、刘歆父子以及王充的正统说法为山海经系禹、益之作。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则指出《山海经》中多处地名乃是夏禹、伯益之后出现的，从而断定该书“多有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推翻“禹益之作说”。
夏人所作说明人杨慎在《升庵集·山海经后叙》中指出该书保存了夏人的作品“又史言孔甲于黄帝、姚、姒盘盂之铭皆缉之以为书，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曰《山海经》”。
战国之士所作说清人胡应麟认为该书是战国的好奇之士综合《穆天子传》之文与事，《汲家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文》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等以成此书。
邹衍所作说众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与邹衍学说有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述邹衍“邹衍睹有国者益淫奢，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及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何观洲先生认为上述所言为邹衍为《山海经》所作的序文，《山海经》并非出自邹衍之手，但有可能是邹衍学派的学者所作。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海经》所述地理系受到公元前5世纪外来的印度和伊朗文化潮流的刺激和影响而成。香港学者卫聚贤在其《古史研究，山海经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山海经》的作者为印度人隋巢子，而在其《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澳洲》中认为殷朝在灭亡后，殷人逃亡美洲，所以《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域外的动植物和矿物。
非一人一地一时所作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的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山海经札记》中认为“《山海经》非一人一时所作，该经多次附益而成，固不仅卷数与《汉书·艺文志》不符及《海外》、《海内》两经后有校录衔命可为证也。各经中多重复大同小异之文，已足证其非一人所辑录者矣。”持该观点的还有顾颉刚先生、史景成先生、袁珂先生等。《楚辞文化》作者萧兵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山海经》很可能有一位（或一组）战国时期的作者根据各地各期的材料将它整理成书（秦汉后混杂添加材料者排除不计）。”
《南山经》记载“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里对凤皇的描述所显示的是
中国的儒家所称颂的美德，因此笔者认为此书为中国人所作，应该是先秦时期古人对当时人的生活经验和美好向往口耳相传在周边的民族和后辈中，再经过从口头到书面的整理过程，从而形成今天所见到的十八卷《山海经》。
2．性质
形法类《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形法类。吕思勉先生认为“此书实非《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形法家所著录的《山海经》”，“此书非《汉志》所著录的《山海经》：《汉志》所著录的《山海经》，乃讲建设之书，即古所谓‘度地居地’之法，读《汉志》原文可见；今书盖汉以前方士之记录，荟萃成编者，二者偶然同名耳。”
小说类纪昀主修的《四库全书》则将之收入到小说家，“然道理山川率难考证，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古者尔。”
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以下多将之视为地理书。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未曾断绝，清人胡渭《禹贡锥指》则根本否认它的地理书价值。后代学者不仅大加重视其地理书价值并且认为该书所涉及的疆域要比今天的版图广阔许多。凌纯声先生认为“《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伯利亚”，国外学者更是把地域扩至阿拉伯地区，跨越欧亚大陆到达北美地区。
民族志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中强调“这部书固然以地理为主，而且有许多的古代神话的材料，但就中很有民族学的记载，例如《山经》每章末端，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怎样，其祠礼怎样；这都是记山间居民宗教情况。”杨堃先生称《山海经》 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世界民族志，因为它最早“记载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及其分布地区”。梁志忠先生在肯定其地理书方面的价值时，也极大的肯定该书“是一部反映古国、古族的社会性质、民土风情等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类书吕子方先生认为该书内容涉及广泛，诸如历史、地理、生物、矿产、医药、天文、历法、气象、占验、神灵、祀神的仪式和祭品等，可以视其为一部名物方志之书，或说是我国最古老的类书。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虽以山海命名但与其说这是一本地理书，笔者更情愿视她是一部记录上古生活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诸学者在《山海经》的成书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其性质上颇多争议，但是还是极大地赞许该书在保留神话传说和史料方面的价值。
二、关于山海经之宇宙观
宇宙观，在我国的传统哲学中便是物质的时空观，“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观是人们对宇宙的起源结构、变化和本质问题的认识。我国古代三大宇宙学说即“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日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晋书·天文志上》）。南北朝时祖暅著《天文录》说：“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其中“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和“天似盖笠，地法覆盘”两种模式，分别被称为第一和第二次盖天说。它们不但明确叙述了天地的形状，还有天地间距离的叙述，并用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浑天说的主要观点在张衡的《浑天仪》中有详细描述：“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毅之运 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日浑天也”。浑天说一度占据我国天文思想学说的正统地位。由汉代秘书郎郗萌总结的宣夜说主张“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上，皆须气焉”，创造了天体漂浮于气体中的理论，不仅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宇宙在时间上也是无始无终的、无限的思想。
《山海经》是一部我国早期的百科全书，其中的神话故事生动形象的给后人展现了先古的社会意识，其中对我国宇宙观之盖天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也有极好的体现。
1.天圆地方。
《海内经》称“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是说天帝命禹布土治水,平定九州。说到“九州”就得不得不说及古人的方位概念，南向而立(此为中国人的正位)，面南背北，左东右西，加上所立的中央，世界就有东西南北中五方。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为“四隅”(“隅”是四个角落的意思)。四方加四隅为八方，加上中央为九方。于是，整个大地被视为“九土”，或称“九野”，逐渐发展为九州模式。大地被分割为九宫格的棋盘形式，“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第一盖天说形成。“天圆地方”的天地形态观念在人类文明早期是比较低级的但是普遍的。虽然如此，但是这种朴素的天地观念较之后来更为科学的宇宙学说并不逊色，在宇宙学说中不为采用，但是从未淡出人们切实的生活，“天道圆，地道方”的观念成为解释生活的基本准则。
2.天地是相通的，天和地的边缘是相接的。
《大荒北经》记载夸父追日的故事“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禺谷”又叫“禺渊”是传说中日落的地方，也正是天与地相接的地方，所以夸父在这里追上太阳。天地可以相接，所以人神可以相通，因为这种充满神话色彩又显得很富有逻辑的天地观念，造就了我国大量人神相恋的神话故事以及凡人可以羽化升仙的美好愿望。
3.天地断绝不相通。
《大荒西经》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上天，黎印下地。”自此断绝天地通道，不让人类上下来往于天地之间。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类发现欲畅游于天地间而无阻隔的梦想从未实现，发觉天地未曾相通。天地不相通的认识，对人们距离天地关系的真实认识更进一步。詹娜鑫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一文中写到天地不通观念的重要意义“首先，它破除了自我中心论。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感觉到自己处在中央，多中心实际上就意味着无中心。不过，古人似乎并没有完全克服天下有中心的观念，中心是存在的，只不过未必就是自己所处的位置罢了。那么，天下的中心在哪里呢?在这个问题上，天文观测给古人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在天上，整个星空是围绕着北极来旋转的，北极被当作天上的中心，那么，北极的正下方地面，自然就被视为大地的中心了。‘盖天’宇宙学说认为‘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正是这样看的。”天地不相通观念将人类从“天圆地方”的第一盖天说带入“天似盖笠，地法覆盘”的第二盖天说。第二盖天说虽然并未认识到大地是球状，但是这主要困于当时的观测条件和计算的发展水平所限。《山海经》的宇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山海经》成书不会晚于东汉浑天说成熟之时。
不论《山海经》的成书时代与作者以及其性质如何争议纷纷，其中绚丽多彩的神话故事的史料价值为学界所公认，其中蕴含的丰富的资料不仅值得史学所重视，值得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挖掘。
2009级专门史崔聪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