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剂学的发展特点_方剂学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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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姓名：李廷振
学号：20100024
专业：中医内科 摘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对文教卫生事业的重视，为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科技进步，中外交流与频繁的战争又从不同角度推动着医学的发展。明代方剂学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皆超过前代，不仅出现了我国古代载方最多的方书——《普济方》及方剂学专著《医方考》，而且在方剂命名、方剂分类、制方理论、通治方、方剂加减化裁、新方创制与剂型等方面，均有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明代
方剂学
通治方
剂型
方书
发展
方剂是中医临床防治疾病的主要形式和手段，集中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是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病特点。方剂学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某些成就与特点。明代方剂学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皆超过前代，在方剂命名、方剂分类、制方理论、通治方、方剂加减化裁、新方创制与剂型等方面，均有发展和变化。
1.方剂学分类体系的初步成熟
从方剂学分类体系而言，宋以前以病(证)统方的方剂归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但不能完成对日益增多的方剂的归合；《伤寒明理论》在中药“十剂”的基础上提出了方剂“制方之体”的概念，隐含了方剂类别的重要问题，却没有对方剂进行归类；宋金元时期部分医家开始注重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探索方剂的分类，但从知识系统化来看，方剂在明以前基本上仍附属于临床各科或病证。明代除继承前代的方剂分类法外，出现了按剂型及组成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张介宾创立的“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发展了功用分类法。这些分类法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致力于从方剂本身内部性质对方剂分类进行研究。同时，部分医家发现单独使用一种分类方法难以囊括众多的方剂，因而出现了将病因、病证、病位、剂型、功用等分类法加以综合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按剂型分类者，如戴思恭《证治要诀类方》将剂型分为汤、饮、丸、散、膏、丹6种，许宏《金镜内台方议》则将《伤寒论》113方归为汤、散、丸3类。按方剂组成分类者，以王良璨《小青囊》与施沛《祖剂》为代表。王良璨的《小青囊》选取仲景方及元明两代名方共39首作为主方，并由主方演变出339首化裁方。施沛的《祖剂》以《黄帝内经》、仲景方为祖方，次取《局方》及金元诸家医方，推其演变，溯源穷流，比类相附。载历代名方843首，其中主方75首，附方768首。
这种简单的综合分类法的出现，是明代医家的大胆尝试，为清代汪昂《医方集解》所创综合分类法提供了思路。2.方剂命名的多样化
方剂之有方名，早见于《黄帝内经》。通过方名反映方剂的功用主治、方旨大意以及医药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者当以仲景《伤寒论》为始，后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选取其中20方，加以方解，并对其中约半数之方的方名进行了诠释。
明代方剂数目繁多，其命名亦趋向多样化，主要从方剂的组成、功用、制法、用法、形态特点等角度命名，有些方名立意于宗教文化、哲学思想、典故传说等，并出现了综合命名的方法。如《外科正宗》三品一条枪，所言“三品”，谓方中有明矾、砒石、雄黄3种主要药物，“一条枪”指本方的使用方法是将药搓成药条，像“枪” 一样插进疮孔之内，从而达到袪除腐肉、治愈瘘管之作用，又如《证治准绳》伊尹甘草泻心汤为甘草泻心汤的异名，王肯堂在原方名前冠以伊尹，别具匠心，不仅包含了“主药”甘草、功效“泻心”，而且结合“国老伊尹有疗君心痞病之能的传说，更突出了本方“消痞”之功。3.制方理论的新发展
明代医家对君臣佐使制方原则有了新的认识。何瑭指出“主病者，君也； 辅治者，臣也； 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 引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界定了君药、臣药的含义并进一步明确佐药和使药的作用，增强了君臣佐使法则的可操作性。明代医家对于方剂中君、臣、佐、使诸品的应用亦更为活，君药数量由一种增至数种，甚或以整首方剂加减作为君药如孙一奎 “用四君子汤加葛根、白芍药、黄连为君„„”[1]。金元医家预先设定君臣佐使的思想在明代继有发展，如万全《片玉痘疹》代天宣化丸根据每个年份五运所属年干的不同，选取不同药物为君药，并对方中各药的配比量预先加以规定： “人中黄(属土，甲巳年为君)、黄芩(属金，乙庚年为君)、黄柏(属水，丙辛年为君)、栀子仁(属木，丁壬年为君)、黄连(属火，戊癸年为君)、苦参(为佐)、荆芥穗(为佐)、防风(去芦，为佐)、连翘(去心，酒洗，为佐)、山豆根(为佐)、牛蒡子(酒淘，炒，为佐)、紫苏叶(为佐)。数药先视年之所属者以为君，其余主岁者以为臣。为君者倍之，为臣者半之，为佐者如臣四分之三”[2]。此外，明代出现了方剂归经的思想，以徐用诚、刘纯《玉机微义》最具代表。每首医方后几乎都有“某某经药也” 的按语，如易老九味羌活汤 “此足太阳、阳明、三阴药也”，小柴胡汤 “此足少阳药也” 等[3]。其下又按气药(剂)、血药(剂)、气血药(剂)分类，如《宝鉴》加减泻白散、东垣加减泻白散“此二，手太阴气分药也“，款气丸”此手足太阴气血之药也”[3]。
4.通治方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 所谓通治方，即针对临床各科某一疾病的若干证候，或者针对许多疾病某一证候均能通治获效的方剂，是中医学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的产物。通治方的历史久远，历代均有发展，并具有各自的特点。
明代医家对通治方更加重视。《简明医彀》、《奇效良方》、《明医杂著》、《医学正传》、《慎柔五书》等众多医书载有“通治方。与前代相比，明代通治方具有药味简单、药性平和、容易加减使用等特点。在剂型方面，前代通治方往往制成丸、散成药，而明代通治方的显著特点是大多经过药物加减使用，故此时期的通治方既有丸、散成药，又有煎成汤、饮者。在继承方面，大多数药味庞杂明代出现了关于方剂加减化裁的专论。如刘纯《医经小学》设“辨证用药例略”、王良璨《小青 囊》列“随 证治病 药品”，详尽罗列如何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加减用药及其机制。明代方剂加减化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除前代经常涉及的随症加减、随 因加减、随经加减外，还出现了随四时加减、随六气加减。如王肯堂《证治准绳·女科》依四时季节气候变化对四物汤进行加减化裁，“若春则防风四物，加防风倍川芎；若夏则黄芩四物，加黄芩倍芍药；若秋则门冬四物，加天门冬倍地黄；若冬则桂枝四物，加桂枝倍当归”[4]。《证治准绳·伤寒》“神术汤六气加减例” 依五运六气学说所制定的六气淫胜原则对方剂加减化裁，发展了王海藏逐年司天加药的思想，指出“太阳寒水司天，加羌活、桂枝，余岁非时变寒亦加，冬亦加；阳明燥金司天，加白芷、升麻，余岁非时变凉湿亦加，秋亦加；少阳相火司天，加黄芩、地黄，余岁非时变雨湿亦加，夏亦加；太阴湿土司天，加白术、蒿本，余岁非时变热湿亦加，夏末秋初亦加；少阴君火司天，加细辛、独活，余岁非时变热亦加，春末夏初亦加；厥阴风木司天，加川芎、防风，余岁非时变温和亦加，夏亦加”，并强调“以上神术汤六气加减法，非止为司天之气设也。至于岁之主气，与月建日时同前应见者，皆当随所见依上例加减之”。
明代通治方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扩大了传统通治方概念的外延，出现了专科通治方以及分经通治方。如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卷均列有“以下通用方”，分别收录妇科通治方42首、儿科通治方36首、痘疹通治方19首、外科通治方63首。董宿辑录、方贤续补的《奇效良方》中载有按各经分治某一病证的通治方，如疟门下载有“足厥阴肝疟”4方、“手太阴肺疟”3方、“足太阴脾疟”3方、“手少阴心疟” 2方、“足少阴肾疟”2方、“足少阳胆疟” 2方、“足太阳膀胱疟”1方、“足阳明胃疟”47方。5.新方创制与剂型发展
明代，随着临证各科的发展，一批新方应运而生。其中以张介宾创制的调补阴阳剂、缪希雍制定的调理脾胃剂、汪绮石治虚劳方、吴有性治疫方、陈实功外科方、万全小儿方、傅仁宇眼科方、高濂与龚廷贤的食疗养生方等尤具特色。
两宋金元，用药剂型多为粗末煮散。明代，随着药物炮制技术的提高及切制饮片的兴起，使汤剂的使用得到了恢复，并沿用至今。除汤剂外，其他剂型也不断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余种，除注射剂、微囊剂、滴丸等，几乎囊括了现今应用的所有剂型，尤其是内服膏方和酒剂的数量大增。
不论是小型方书，或大中型的医学书籍，均备载内服膏方。如《摄生秘剖》于膏方每多采集，其中龟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衰老膏方，至今仍在广泛使用。从组成来看，明代内服膏方的药味一般为三五味，多不过十味，药物较清灵；从功用而言，以补虚为主，并出现了因人而制的膏方。正如章次公先生所云：“膏方之制，不见仲景、思邈之书，即金元四家亦未尝有焉。溯其所自，实始于明代注重血肉有情之物，为虚羸不足者辟一新途径。”
明代酒业繁荣，医书所载药酒种类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收集有五加皮酒、屠苏酒、白杨皮酒、女贞皮酒、仙灵脾酒、薏苡仁酒、百灵藤酒、当归酒、枸杞酒、缩砂酒、茵陈酒、菊花酒、腽肭脐酒等药酒60余种。此外，补益性药酒显著增多，如八珍酒、扶衰仙凤酒、长生固本酒、延寿酒、长春酒、红颜酒等。明代药酒配方主要由性味平和的药物以及补血养阴的药物组成，一改唐宋时期药酒常用温热燥药的弊端。
6.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是中医方书编撰的繁荣时期，但通过对这些众多方书的考察发现，大抵继承、总结者多，发扬、创新者少。尽管如此，尚有不少方书的内容不容忽视，对推动方剂学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并兼及传闻、小说、道藏、佛书内的相关内容，还收入大量的时方，可谓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它的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古代大量医学文献，价值已超出方剂学范围。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虽说浏览参考文献800多种，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文献失传或成为罕见的孤本，李时珍并未能一一亲阅，其中不少是通过《普济方》间接读到的。
吴昆的《医方考》，撰于万历年间。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深感业医者知识贫乏，必须对医者的素质进行提高。他从历代方书中选出常用方剂700余首，编成本书，共6卷。按病症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等72门，每门下列一证，先论病因，次列诸家治疗方法，再汇集名方。《医方考》虽汇集群方，却不追求方剂数量，而是严守质量，“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重在阐发分析。本书出版后影响广泛，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医方考》所开之学风，《医方考》出版后，连续刊刻近十次，在医学界起了积极作用。
《景岳全书》中的“八略”和“八阵”实为讲述方剂学的内容。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故称治则治法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布兵排阵，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八阵”。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与新法八阵。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议论，有不少创见。八略亦称新法八略，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诸略。根据八略而列八阵，古方八阵选历代名方1516首，另有妇产、小儿、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新方八阵系张氏自创方利，共186首。新方八阵诸方多切临床实用，有不少至今仍为常用名方，如左、右归丸，左、右归饮，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阴煎等。补略和新方八阵的补阵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特别重视人体本元，谓为“人之大宝”，他从阴阳互根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关系来阐述生死之机，强调温补元阳，滋养真阴，使阴阳归于平衡，实现水火既济。强调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药。对待成方，又要圆活。张氏对方剂的认识尽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剂学中一枝奇葩，后世虽有非议，也多偏执管见，其成就却是不可抹杀的。
施沛辑明代以前著名方剂800余首，成《祖剂》一书，共4卷，收主方70首。该书以《素问》、《灵枢》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家流传方以归类叙述。追本溯流，把相类方剂归于一起论述如以《素问》之泽术麇衔汤为主方，其下述张仲景的泽泻汤、猪苓散、茯苓戎盐汤、五苓散、茵陈五苓散、猪苓汤、茯苓泽泻汤，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栀五谷散、胃苓汤等，将17首方剂集中介绍，有些地方作者还加了按语“和得者也”，主方除选自《内经》、《伤寒》、《金匮》外，还有的选自伊尹《汤液经》、《和剂局方》、《肘后方》、《广济方》、《千金》、《得效方》、《集验方》、《济生方》及李东垣、张洁古、朱丹溪等人的医方，对学习古代方剂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总之，明代方剂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代，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方剂学理论逐渐完善、各类方剂不断创新、方书数量稳步增长为此时期方剂学的主要成就；方剂命名多样化、方剂加减化裁形式多样化、注重方剂理论研究以及各类剂型的广泛应用，为此时期方剂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参
考
文
献
[1] 孙泰来,孙朋来.孙氏医案.见:韩学杰.孙一奎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753 [2] 万全.片玉痘疹.见:傅沛藩,姚昌绶,王晓萍.万密斋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632
[3] 刘纯.玉机微义.见:姜典华.刘纯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1999:181,185,168,169 [4] 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见:陆拯.王肯堂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97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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