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诸城模式研究_诸城安全教育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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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诸城模式研
究
臧运平/宋桂娟/郑满生/牟肖光/姜仁珍/于良芝
2013-3-22 16:53:12 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京)2012年5期
【英文标题】On Zhucheng Model of Public Library Construction to Rural Areas in China
【作者简介】臧运平，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青岛266109)；宋桂娟，山东省诸城市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诸城262200）；郑满生，牟肖光，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馆员；姜仁珍，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青岛266109)；于良芝，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lzhyu@nankai.edu.cn（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界为解决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现方式问题，进行了很多探索，形成了若干基层图书馆建设模式。山东省诸城市于2007年前后参与这一探索过程，推出了依托社区服务平台的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本研究考察了这一模式的特点，分析了它对于保障城乡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价值与局限。研究发现，诸城模式继承了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的两大元素：(1)将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分散在不同的文化设施中；(2)维持图书馆运行的长期任务主要依靠基层政府。诸城模式对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的最大创新就是它所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社区服务平台的建设机制改变了诸城农村图书馆的性质，也为它注入了更强的可持续发展力。继承与创新两股力量很可能从不同方向塑造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未来，使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使诸城模式在回答“如何在我国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时，存留了一些未解难点。
In the past decade, in order to achiev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all people, the Chinese public library sector has experimented with a number of models for developing public libraries in rural areas.Zhucheng of Shandong Province joined this exploration in around 2007 and advanced a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based public library service.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odel and its value and limitation in ensuring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The study shows that Zhucheng model has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rural library development two features: disintegrat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among a number of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having the lowest level government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ing rural library services.The most notable innovation of Zhucheng model is its incorporation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into the general community service platform.This has not only transformed rural library service to a true public good, but also enhanced it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The trajectory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in Zhucheng will likely be determined by both its inheritance from the past and its innovation, engendering at least a certain degree of uncertainties for its future.This, in turn, makes the Zhucheng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to develop an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for all people in China” unaccomplished.【关 键 词】农村公共图书馆/诸城模式/社区服务中心Rural public libraries/Zhucheng model/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虽多次尝试在农村建设图书馆服务设施，并多次出现过农村图书馆建设高潮[1-3]，但城乡公共图书馆服务始终存在巨大差异。据官方统计资料，自1949年到2000年，我国省级、地级及县级图书馆的总数量由51个增长到2674个[4-5]。2000年三级图书馆的分布情况分别为：省级36个，覆盖所有省会城市；地级394个，超过当年所有地级行政区划数(333个)，实际覆盖近90%的地级市①；县级2244个，覆盖78.4%的县级行政区(2861个)②。在县级市或城关镇以外的广大农村，由于图书馆服务设施既不规范也不稳定，官方统计资料从未将它们纳入“公共图书馆”范畴。这表明，截至本世纪初，居住在城区以外的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规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缩小城乡差距。此后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公共服务的普遍均等。
探索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方式因此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公共图书馆是政府向民众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如何建设覆盖城乡的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也就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和文化主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熟悉中国农村图书馆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前所述，我国自建国初期就开始建设农村图书馆，然而，没有任何一次农村图书馆建设运动产生持久的效果。在周而复始的“建设—关闭—建设—关闭”的循环中，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依然停留在几近为零的水平上；农村图书馆发展遗留给新时期建设者的，也是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启动的新一轮农村图书馆建设，若要产生更持久的效果，必须创新建设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区开始探索新的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例如浙江嘉兴推出了市、区、乡镇三级政府联合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7]，江苏吴江推出了县级市政府主导的四位一体(农家书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接收站点、乡村图书室)模式[8]，江苏江阴推出了市政府主导的市、镇联合建设模式[9]。山东省诸城市于2007年前后参与这一探索过程，推出了社区服务平台上的农村图书馆模式。或许是因为这个齐鲁县级市远离创新相对集中的长三角与珠三角，诸城模式较之其他模式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关于这一模式虽然有其参与者提供的零星介绍[10-12]，但缺乏来自第三方(特别是学术界)的系统、中立、相对客观的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从第三者的立场，系统考察诸城模式的特色及其对保障普遍均等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分析诸城经验的未来前景和可推广性。本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考察，使诸城经验升华为我国图书馆界对以下问题的答案之一：“如何在几近为零的农村图书馆服务水平之上，实现城乡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本研究将“农村地区”定义为主要由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居住、以集镇和村落为基本社会组织形式的地区。按国际图联2010年《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13]和《公共图书馆宣言》[14]中的阐释，本研究把基层政府或组织建设的、实际履行公共图书馆功能的设施，统称为“农村公共图书馆”，不管它们是否已经获得“公共图书馆”或“图书馆”命名。诸城市农村像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并不存在用“公共图书馆”或“图书馆”命名的设施，《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公共图书馆功能被分散在文化站的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文化活动室、培训室等设施中。按于良芝和于斌斌的分析，这是一种“被话语消解了的农村公共图书馆”[15]。为了将这种“图书馆”与名副其实的图书馆相区分，本文将使用带引号的“公共图书馆”描述非命名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设施。之所以如此使用“公共图书馆”概念，是因为被消解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依然存在，只是被剥夺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概念外壳。近年来相关研究综述
如前言部分所述，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农村图书馆服务水平几近为零的基础上，高效持久地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在各地实践中，新时期的农村图书馆建设思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农村图书馆”化约为文化中心的图书借阅设施加以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农家书屋和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图书室建设；另一类是把农村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图书馆服务网络的成员馆或总分馆体系的分馆或流通点)加以建设，比较典型的是浙江嘉兴、江苏苏州及江阴的农村图书馆建设。在地区文化发展规划中，第一种思路体现为“[县市图书馆+县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中心”的底层设计，第二种思路体现为三级或两级图书馆的底层设计。
与此相适应，2000年以后有关农村图书馆的研究也大致分为两类：①有关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图书室的研究；②有关覆盖农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与前者相比，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不同层级图书馆的关系以及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问题。从时间上看，2007年前后是相关研究特别是第二类研究的重要转折点。2007年之前，第一类研究大都从提高农村文化品位、满足农村文化需要的角度看农村文化中心的图书室[16-18]，第二类研究大都从整合、共享及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农村图书馆[19-22]。2007年以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解读过程中，普遍均等、全覆盖等关键词被着力强调[23-24]。此后，相关研究，特别是把农村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研究(上述第二类研究)，开始明确地把农村图书馆建设与“如何在我国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导向下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各地创新经验的简单介绍，而是增加了批判分析的成分，即深入剖析每一种创新模式对保障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价值和局限[7,25-26]。例如，从实现普遍均等服务的角度，于良芝认为苏州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全委托”关系确立的总馆对分馆的全面控制，最大挑战是这一关系带来的编外员工队伍的规模及其利益诉求[25]；李超平认为，嘉兴模式的最大优势是政府主导下的管办分离，最大挑战是总馆缺乏对分馆的全面控制[7]。
2007年中国图书馆学会资助的“图书馆服务网络”课题，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课题。课题组通过对全国十余个创新案例的调查，得出了“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现依赖制度创新”的结论[27]186-209。课题组建议的主要制度创新是将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适当上移，通过建设主体和管理单元的整合，实现图书馆服务设施的合理布局及资源和服务的整合共享。对于农村地区的图书馆，他们建议：将县级政府确定为全县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在全县建设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和流动服务车，保障县域所有图书馆的运行经费(含购书经费、人员经费、设备更新经费等)；县政府建立专门的职能机构负责全县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管理和协调，指定县图书馆作为总馆，其他图书馆作为分馆，形成资源和服务高度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2009年启动的公共图书馆立法支撑研究的“公共图书馆设置与体系建设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各级政府财政能力的分析，将上述结论调整为：由县政府作为农村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直接建设主体，由省政府作为联合建设主体；省政府按人口或配套比例为县政府提供公共图书馆建设经费补贴[28]。
除了基层图书馆建设主体的适当上移和管理单元的整合，于良芝还提出对基层图书馆进行专业化改造[29]，认为若不如此，那些在全覆盖目标驱动下草成的基层图书馆设施很可能不会持久。她还揭示了现有公共文化话语体系对基层图书馆专业化改造的阻碍[15]，认为这一话语体系通过肢解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功能，消解了专业化公共图书馆在基层的存在基础，同时消解了专业化图书馆职业及其知识体系在基层的用武之地。
总之，截至目前，图书馆界对“如何在我国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问题的探索远没有完成。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已将这一问题纳入更高的研究日程[30-31]。在这些研究的发现汇成“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实现路径”之前，任何以此为目标的创新经验都值得剖析总结。根据现有的零星介绍，诸城模式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模式的元素(如它以政府创建的社区平台为载体)，因而有望为正在进行的探索贡献新的经验，为形成中的“普遍均等服务实现路径”贡献新成分。这正是本文试图对诸城模式进行深入剖析的原因。研究方法
3.1 总体设计
本研究采用案例调研的研究方案，通过访谈、文献分析、问卷调研、实地考察等数据收集方式，收集有关诸城农村图书馆发展历史与当前模式的相关资料，以及有关诸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规划资料。结合诸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环境因素，透视该地区之所以产生“农村公共图书馆诸城模式”的原因，总结和分析这一模式的特色、价值及前景。
3.2 焦点访谈
本研究组织了两次焦点访谈组(focus group)形式的访谈调研。一次是与诸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主管副局长、市组织部和农业局相关干部、乡镇主管干部代表、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代表、社区文化中心管理员代表的访谈。访谈内容包括：诸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社区图书室和电子阅览室等设施建设方案提出的背景和过程、方案确立的方式和建设效果、上述设施建设经费及运行经费的来源及可持续性、社区图书室与农家书屋及公共电子阅览室等设施之间的关系等。
另一次访谈是与诸城市图书馆领导班子的访谈。此次访谈集中了解诸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及服务情况。访谈内容包括：市馆与下面各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市馆对辖区内其他图书馆承担的责任、各级图书馆的经费来源及资源采购方法、通借通还的实施方法及各个图书馆的资产界定方法、人员归属与管理、各馆之间业务联系和资源共享的技术支撑等。
3.3 文献分析
本研究查阅分析了诸城市委、市政府、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潍坊市、山东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的20多个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诸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诸城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方面的文件；诸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文化建设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及关于文化建设的其他文件；各类文化设施建设方案、标准及考核办法等文件。文献分析旨在揭示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广泛背景、驱动力及规划思路。
3.4 问卷调研
本研究向诸城市已经建成的208个社区文化中心发放问卷一份。重点调查社区图书室的空间、人员、文献等资源配置情况。共发放208份问卷，回收208份。
3.5 实地考察
本次调研共考察了2个乡镇1个街道的5个社区。实地考察的主要内容是了解各个社区所辖自然村数量、人口情况、经济情况，观察社区服务中心的办公用房、服务项目、人员配置、服务设施及其利用情况，了解各个社区图书室的藏书状况、借阅状况、开放时间等。诸城市建设“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模式及其特点
4.1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社区平台
山东省诸城市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总人口108万，农村人口70万，辖13个乡镇(街道)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共有1257个自然村，即大约每十平方公里内有6个自然村。2011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21.0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62.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0.1亿元③。2010年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百强县(市)第35位④。
2007年诸城市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及普遍均等公共服务的实现方式时，设计、规划和实施了“农村社区化”发展方案。所谓“社区化”，是指把相邻5个左右的自然村，1500户左右农户，服务半径在2公里以内的区域，规划为一个社区⑤，在不改变农民原有居住场所和环境的情况下，划定自然村和农民的社区归属⑥。全市把1257个村庄规划为208个社区。由此形成的“社区”，既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平台，也是农村社会的组织单元。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平台，每个社区选出一个中心村作为社区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治安警务、社会保障、法律援助、教育培训、科技推广、公共文化、证件办理等，同时承接上级政府部门延伸到农村的公共服务。作为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单元，社区拥有自己的领导班子，是组织集体经济、土地流转、科技推广等活动的平台。诸城市希望通过社区建设，促进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公共文化服务是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根据市政府的统一规划，每个社区服务中心至少提供以下公共文化服务：图书室、公共电子阅览室(提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资源及其他互联网服务)、文化宣传橱窗、文化广场、文体活动室、休闲娱乐室等，由此形成社区成员可以就近享用的“2公里文化服务圈”。其中图书室提供图书借阅服务，电子阅览室提供数字化资源获取服务，文化宣传橱窗提供信息展示服务，培训室提供讲座培训和影视播放服务。按照《公共图书馆宣言》和图书馆学教科书界定的公共图书馆功能[32-33]，上述绝大多数服务都未超越公共图书馆功能。可以说，社区服务平台上的多种文化设施共同“合成”了诸城市的“农村公共图书馆”。
4.2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及建设流程
作为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一样，都是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结果。市政府的统一规划包括若干关键内容：首先，它规划了社区服务中心的布局方案，奠定了“2公里文化服务圈”的覆盖标准。其次，它规划了社区文化中心的设施构成(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文体活动室、棋牌等休闲娱乐室)，确立了“[社区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其他文化设施]—社区文化中心—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共文化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农村“公共图书馆”有功能，无形状，属于被话语消解的“公共图书馆”。再次，它规划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农村文化投入机制，指定乡镇政府承担社区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等设施的主要运行经费。第四，它规划了各类设施的建设标准和考核方法，并以文件的形式加以颁布。建设标准规定：图书室面积要达到30m[2]以上，藏书达3000册以上，报刊阅览室面积要达30m[2]，报刊达30种，阅览座位20个以上；电子阅览室面积要达到50m[2]，配备电脑20台、电视机1台、DVD播放机1台、投影仪1台、投影幕1个，有源音响设备1套，接入互联网；室外文体广场面积要达到1000m[2]，放映电影每村每月至少1场，其他文艺演出达12场；宣传橱窗面积达60m[2]以上。考核细则规定：每年年底组织考核验收并进行奖惩，把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各行政部门和基层镇街、社区工作业绩和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之一。此外，它还规划了文化中心的建设及管理机制、实施步骤。该机制要求诸城市各部门都成立协调委员会，各个社区都成立精神文明办公室，做到机构、人员、经费、设施“四到位”，形成了“市委统一领导、文明委组织协调、各个部门积极参与、乡镇和社区具体落实”的工作体系⑦。市图书馆不仅参与规划、协调及评估，而且在落实过程中提供专业指导、技术支撑及初始藏书的加工处理等工作。概括起来，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及建设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规划及建设框架
4.3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来源与管理单元
按照诸城市社区化建设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诸城市在“十一五”规划的文化建设部分提出：“按照社区建设模式编制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确保规划稳步实施。”⑧在“十二五”规划草案中进一步提出：“加大公共文化事业投入，形成覆盖城乡、发展均衡、网络健全、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⑨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形成的诸城市公共文化经费投入机制可以概括为：在市政府的指导、监督和扶持下，以乡镇政府投入为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镇政府不仅负责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运行经费，也承担辖区内所有社区文化中心的运行经费。市政府在社区化建设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部分经费补贴，但在运行阶段，其主要责任是组织对基层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考核，督促乡镇政府持续投入。因此，如果不考虑市政府的启动经费，从长远来看，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中的基本经费来源是乡镇财政，或者说诸城模式的基本建设主体是乡镇政府。
与此相适应，一个乡镇之内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及各社区文化中心共同构成了一个管理单元。管理单元的边界首先体现在资源(如文献资源)的资产权上：由于资源购置经费均来自乡镇财政，因此，无论是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资源还是社区文化中心的资源，都属于乡镇政府；其次体现在工作人员的管理上：文化中心的管理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其编制及工资均来自于乡镇；再次体现在文化中心的管理活动上：资源采购计划的审批及采购、上级实物补贴的分配、公共文化服务的考核等管理活动，都是以乡镇为单位实施的。
4.4 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及运行
作为社区服务的组成部分，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等文化设施与其他服务实施统一管理。乡镇政府为每个社区配备三名专职工作人员(208个社区共有624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人专门负责公共文化服务，大多数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员由大学生村官担任。正常情况下，文化中心每周开放六天，周一休息，每天开放时间为8：30-18：30，按规定每周不少于56小时，如有需要，还可以延长开放时间。
自2009年8月开始，社区图书室和市图书馆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一卡通”借阅管理，以Interlib系统为技术支撑，实现文献资源“通借通还”。“通借通还”的图书无论被还到哪个社区，其资产权保持不变，但系统会自动标记还书地点。异地还书需要在返还其归属社区后才能继续流通。一旦产生异地还书，接受还书的社区负责将所还图书“物归原主”。诸城模式下“农村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力分析
如前言部分所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其实并不缺乏农村图书馆建设活动，而是缺乏能够持久运行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从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掀起农村图书馆建设运动，但这些运动的结果一般在运动结束后的3-7年内逐渐消失[29]。这些昙花一现的农村图书馆设施不仅未能为农村居民带来持久有效的知识、信息、文化服务，而且往往因为实施者过于追求“轰轰烈烈”的运动效应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农村图书馆服务的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实现普遍均等公共文化服务的巨大瓶颈。新时期各地探索的基层图书馆建设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图书馆的持久运行，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发现，不少新模式都赋予农村图书馆更强劲的持续发展力[3,29]。除了相对稳定的投入机制(例如嘉兴模式采用市、区、乡镇三级投入的机制)，新模式通过总分馆关系对基层图书馆实施的专业化改造，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9]。这些专业化改造帮助基层图书馆产生了足以激励基层政府持续投入的效益，形成了良性循环的长效发展动力。
与已有模式相比，诸城模式中的上述可持续性利好因素并不十分显著。在投入机制上，虽然市财政在文化设施的启动时期提供了补贴经费(例如，在社区文化中心建设之初，市财政投入620万元购置了1500多个品种的图书和音像制品，配送给社区图书室)，但维持它们运行的却是市政府监督下的乡镇政府。虽然诸城的乡镇财政能力被认为居于全国中上水平(根据实地调研过程中一个中等水平的乡镇提供的资料，该乡镇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2000万元)，但要长期维持规范专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依然比较困难。目前乡镇政府被要求每年为每个社区图书室新增图书300册。根据访谈过程中获得的资料，最初这一指标是1000册，但后来根据乡镇政府的意见下调至300册，足见乡镇财政的力不从心。在专业化改造方面，诸城市的社区图书室虽然纳入了全市范围的通借通还系统，但由于市图书馆与社区图书室分属不同的建设主体和管理单元，市图书馆除了在技术上维护社区上传的书目数据，只承担业务指导责任。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如讲座、咨询、读者活动等)，在这一模式中难以实行。
根据实地调研的观察，诸城模式为“农村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注入的最大活力因素是它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如前所述，社区服务中心是诸城市在探索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保障方式的过程中建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涵盖农业科技服务、医疗服务、治安服务、政务服务、远程教育服务、图书信阅、互联网接入、电影演出、文化演出等服务。它不仅是当地乡镇政府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也是市政府及其公共机构向下传输服务的重要渠道，例如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图书馆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传输文献资源服务，农业主管部门及其信息中心通过社区服务平台传输农业科技服务。通过整合当地政府及市政府的各类公共服务，社区平台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图书馆服务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它可以使公共图书馆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之间形成需求和利用上的连带效应，鼓励农民在享用一种服务时连带使用其他服务。国外相关研究显示，公共图书馆服务不仅与其他公共服务之间存在连带效应，它甚至与周边的商业服务之间存在连带效应[34]。这有望为公共图书馆服务提供持续的需求基础。另一方面，它可以使公共图书馆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之间产生“共存亡”的捆绑效应：除非政府决定关闭整个社区服务中心，否则单独停止其中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可能性很小。不仅如此，由于社区化在诸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社区服务平台受到的关注远非孤立的图书馆(室)能够望其项背。2007年以来，该市先后制定了“中共诸城市委诸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意见”、“中共诸城市委诸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考核奖励办法”等6个文件，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目前，诸城市政府已经针对社区化提出了五个长效机制，即组织领导机制、财力保障机制、考核激励机制、队伍保障机制、活力运作机制，希望形成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的社区公共服务。这些措施如果成功的话，有望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与整个社区公共服务一起，推向持久发展的轨道。诸城模式下“农村公共图书馆”的全覆盖分析
我国“十一五”时期明确提出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也被赋予全覆盖的机遇。然而究竟什么叫“全覆盖”？于良芝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全覆盖”定义为基于特定标准(如每5万人一座图书馆或每座图书馆覆盖半径为2公里的文化圈等)的百分之百的覆盖率[24]。问题在于，截至目前，我国依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全覆盖标准。按照“一级政府建设一座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体制，全覆盖的标准应该是“镇镇有”或“村村有”。“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的很多与公共图书馆服务相关的工程(如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都是按“村村有”的全覆盖标准规划和建设的。但正如“图书馆服务网络”课题组所评论的，由于无法考虑村落及人口的分布情况、服务半径等因素，也无法突破行政区划追求合适的集约度和规模效应，“村村有”的全覆盖标准未必能保证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科学合理布局[27]197-198。
2008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试图提出与普遍均等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的全覆盖标准，即按人口而不是行政区划规划公共图书馆布局。一些地区也提出了诸如2公里文化圈等新的全覆盖标准。然而，正如于良芝根据天津的情况所显示的，在不改变公共图书馆建设体制的前提下，任何超越行政区划的新的全覆盖标准都可能遭遇可操作性问题[35]。
诸城模式恰恰在这个难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诸城模式采用的是半径2公里的全覆盖标准，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该市对这一标准的采纳是以对自然村的社区化整合为前提的。它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社区服务中心所在地的中心村有发展潜力的要求，合理确定社区中心和社区服务范围；服务半径一般控制在2公里以内，覆盖5个左右的自然村，1500户左右农户。从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角度看，这种规划布局保证了村村都被覆盖，却不是村村都有图书馆。这相当于把原来若干个农家书屋的资源整合成了一个社区图书馆，保证了图书馆在合理服务半径基础上的适度集约化、规模化。
正因为如此，诸城市的全覆盖模式是一种相对节约成本、优化资源利用的覆盖模式。在社区化的起步阶段，诸城市财政投入620万元图书购置费，为每个社区补助了部分初始藏书，投入29.7万元更新了市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支持市图书馆与208个社区图书馆的通借通还；乡镇财政总计投入600万元，购置了另外一部分初始藏书；市乡两级财政还分担了电子阅览室建设经费。此后，乡镇财政每年为每个社区图书馆新增图书300册，承担1名专职人员工资以及水电、办公等费用。如果诸城市按每村一个图书馆(室)的标准建设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那么，上述所有费用都会按比例提高。即使抛开过渡分散带来的服务质量问题不谈，维持这一系统所需的费用对市乡两级财政而言，也是巨大的负担。
截至目前，仅从资源总量上看，诸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已接近城乡均等。从2007年开始到2010年底，诸城市在208个社区建成含图书室在内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或社区文化中心。其中2007年建成93个，2008年建成110个，2009年和2010年新增5个。86%的图书室面积为60—90平方米，另有11%的图书室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分别有42%、47%、11%的图书室的藏书规模为3001—4000册，4001—5000册，5000册以上。目前社区图书室的藏书总量达120万册，农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到1.7册；期刊37116册，每千人53册；光盘23453片，每千人24片；报纸2080份，每千人2.9份⑩。诸城模式下“农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化水平分析
自19世纪末开始，公共图书馆一直是现代社会的专业化机构，由专业化人员管理和运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专业化公共图书馆为了方便公众利用，经常设置服务相对单一的流通点，但这种流通点及其服务内容，是作为专业化图书馆服务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完全独立于专业化图书馆的阅览场所尽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它们的作用比较边缘，无法取代全覆盖的专业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作用。
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各种农村阅览设施，为广大农民提供图书馆服务，但由此出现的阅览设施，大都缺乏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品质。它们或者作为项目或运动的产物，由兼职人员维护，或者作为社会力量办馆的产物，由志愿者维护，很少能根据公共图书馆原理、方法和技术，对自身服务进行科学设计。偶尔有较大图书馆出面在农村设置分馆或流通点，但由于总馆本身的专业化水平和资源限制，它们也很难给分馆带来足够的专业化品质。
专业化品质缺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和农村公共文化话语体系中，农村地区根本不存在“公共图书馆”。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公共图书馆”专指县级及以上图书馆；农村地区有过人民公社图书馆、乡镇万册图书馆、乡村电子信息馆、农家书屋，却没有过“公共图书馆”。
在新时期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的探索中，各地出现的重要创新之一就是对基层图书馆的专业化改造。以苏州模式和嘉兴模式为例，专业化改造体现在基层图书馆规划、设计、馆舍建设与布局、资源配置、技术支持、服务、人员培训等各个环节[7,36]。在这些地区，专业化改造不仅带来了基层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而且将基层图书馆建设纳入当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规划，形成了“社区图书馆→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规划思路。这是对传统的基层图书馆规划思路，即“社区图书室→社区文化中心→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划思路的根本改变。
如前所述，诸城模式沿用了传统基层图书馆的规划和发展思路。首先，它不是从全覆盖的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角度规划公共图书馆服务，而是从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角度规划图书借阅服务。这使它很难完全从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高度，考虑诸如不同层次图书馆的角色分工及资源诉求等问题，也无法全面考虑通借通还之外的其他人财物(包括参考咨询等服务)共享方式。其次，它不是用“公共图书馆”概念以及如此命名的设施整合基层的公共图书馆功能，而是把它们分散在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培训室、文化活动室、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等设施当中。这使它无法围绕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使命通盘考虑资源配置、馆舍布局、服务设计、虚实结合(数字化服务与实体图书馆服务的结合)、人员培训、绩效评估等，也无法在分散的设施平台(无论是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还是文化活动室)上，完整系统地运用公共图书馆的原理、技术、方法以及世界和国内其他地区公共图书馆的经验。这一切都限制了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专业化水平。实地调研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我们把整个社区文化中心都看成诸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化身，其服务离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也相差很远。图书室的服务仅限于借阅，电子阅览室的服务仅限于互联网连接、不定期信息技术培训、在电脑桌面上提供文化信息共享资源和党员干部远程教育资源的快捷键。专业化的缺乏在文献资源选择和配置、馆舍布局方面也很明显。例如，尽管大多数社区图书室内都有儿童阅览空间，但其陈旧而稀少的儿童读物根本无法支撑儿童服务；实地调研的图书室几乎是清一色的灰色书橱配木质阅览桌椅，几乎全都与电子阅览室隔墙而居，这种布局是否有利于挖掘公共图书馆的空间价值(社区起居室、聚会场所、第三空间)，专业化图书馆职业的确会打上大大的问号。结论
以上分析显示，诸城市当前的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是以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下的农村社区化改造为背景的。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平台上，诸城市利用社区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文化活动室、培训室等设施，提供了图书馆学意义上的部分公共图书馆服务。正因为如此，尽管诸城市并未在农村地区使用“公共图书馆”概念，甚至没有使用“图书馆”概念，我们依然把它作为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一种模式。
这一模式继承了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的两大关键元素：第一，将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分散在不同的文化设施中(图书室只具备单一的借阅功能)，使农村地区无法形成可称为“公共图书馆”的完整的机构形态。第二，尽管市政府为诸城市的“农村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启动经费，但维持图书馆运行的长期任务主要依靠基层政府。在考察以往农村图书馆经验教训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对这两个元素的效果提出质疑，认为它们负面地影响了农村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前者在消解农村“公共图书馆”机构形态的同时也消除了在农村建设专业化公共图书馆的抓手，消弭了对农村图书馆进行专业化改造的可能性[15]；后者把建设公共图书馆的任务交给财政能力薄弱的基层政府，无法保证图书馆所需的经费投入[3],[27]197-198。如果这些质疑成立，诸城模式对这些元素的继承很可能成为它的“问题基因”(诸城正在探索、镇、社区及社会捐助、企业赞助等相结合的多级多元投入模式，但新模式的成熟和制度化尚需时日)。
诸城模式对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的最大创新就是它所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诸城市实施的农村社区化改造以及由此建立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使依托其上的“公共图书馆”既不同于以往的村级图书馆(室)，也不同于以往的乡镇图书馆，它是两公里文化圈的图书馆。这也意味着，诸城模式改变了以往基于行政区划的全覆盖标准，开始真正尝试基于服务半径的全覆盖标准。社区服务平台带给诸城模式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各类服务在需求和利用方面的“连带效应”以及在持续运行方面的“捆绑效应”，这使诸城模式下的“农村公共图书馆”比以往的农村图书馆具有更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力。
诸城模式的另外一个创新之处是其“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安排：它指定乡镇政府作为全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在市政府监督下，负责在辖区建设一群图书馆而不是一个图书馆。虽然乡镇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专业化人力资源来担当此任还有待商榷，但它对“一级政府建一个图书馆”、“村级图书馆由村集体(而不是政府)建设”等传统的改变，具有制度创新意义。如前所述，这一创新使一个乡镇之内的所有图书馆成为一个管理单元，带来了图书馆管理单元的相对集约化。市政府的监督考核、乡镇政府的经费保障，也使“农村公共图书馆”具有了公益性，从而真正成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
诸城模式从以往农村图书馆建设模式中继承的“问题基因”和它自身的创新元素极有可能争相塑造诸城市“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它所依托的社区服务平台、相对合理的全覆盖、乡镇政府对辖区所有图书馆的责任担当、相对集约的管理单元，为本地区的“农村公共图书馆”注入了一定的活力和可持续性，但“公共图书馆”功能的肢解、农村图书馆与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脱节、专业化的缺失却有可能削弱这个地区图书馆的效益，进而负面地影响其可持续性。正因为如此，关于“如何在我国实现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诸城模式提供的答案依然存留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来看，诸城模式的主要创新因素都与政府启动的“社区化”建设相关，依赖地方政府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及实施方式的选择。这意味着，它不可能作为职业经验在职业内部推广；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诸城的社区化模式不涉及行政区划和干部编制等重大调整，也不涉及人口迁移、撤村征地等尖锐问题，具有可操作性，且符合城乡统筹、公共服务普遍均等等国家发展战略。这意味着，社会经济条件及人口密度与诸城相近的地方政府有可能对诸城模式产生兴趣；这些地区的图书馆职业可以在参与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规划时，吸收诸城模式的元素，推动当地政府发展思路的转变。
注释：
①本文缺乏2000年实际覆盖情况的准确数据，但李国新等对2005年地级市公共图书馆设置情况的调查显示，当年有10.5%的地级市没有公共图书馆[6]。
②覆盖率中的图书馆数量来自：李国新.中国图书馆年鉴，2003[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417；城市和县级行政区划数量来自中国资讯行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统计摘要2012》数据(http://www.daodoc.com/.[35]于良芝.绪论[M]//于良芝，等.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研究——全覆盖目标下的选择.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11.(Yu Liangzhi.Introduction[M]//Yu Liangzhi, et al.A study of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agencies: Choice in the context of full coverage.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1:1-11.)
[36]邱冠华.苏州城区总分馆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09(1).(Qiu Guanhua.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the Suzhou city library and its branches construction[J].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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