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大冬会_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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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报道
北京奥运会在“人文奥运”的口号下, 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更趋人性化的奥运会和更体现人文关怀的中国。接踵而至的北京残奥会, 则进一步通过处处细节体现出人性光辉,更加凸显了“人文奥运”。这有助于跨越文化樊篱, 尤其是排除各种喧嚣的噪声、恶意的干扰。“两个奥运”的成功举办, 树立一个更能为世人所理解接受的中国形象。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性理念的基石人性就是人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主义把它理解为人之所以区别于一切动物、为人所特有的普遍的共同的属性的总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 有了人作为逻辑起点, 马克思着眼于“人的解放”,即使人摆脱束缚和压抑, 获得人类生存发展的合理条件和组织结构, 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塑造和弘扬,从而进入较为自由的创造历史的状态。②同时, 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并不只是针对人类整体, 还包括每个个体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并不抹煞个性, 相反马克思所讲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必然导致强调人的自由个性, 肯定人的个体价值和自我实现。这使人性更加丰富多彩, 也使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相融合。奥运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创始者顾拜旦的精神指引下, 为了人的进步发展, 为了追求人性的美好而努力。而残奥会更加凸现了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礼赞, 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首先, 奥运和残奥突出体现了平等参与的原则。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顾拜旦在1936年奥运会演讲时说过: “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 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 而是奋斗。”奥林匹克运动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竞技水平高低, 奥林匹克的一切活动面向一切大众, 要求在秉承公正的原则下消除歧视和偏见。残疾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价值和潜力。残奥盛会使得残疾人能够参与社会活动, 充分展示了人人平等、人人皆有发展机会的原则。
其次, 奥运和残奥倡导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奥林匹克宪章》里就明确表示, 奥运会是一种人生哲学, 它将身体、头脑和意志的发展相结合, 通过体育运动来教育青年, 使他们磨练意志, 培养个性, 学会尊重他人, 同时又锻炼身体, 享受体育乐趣, 最终提高生活质量, 形成一种和谐发展的生活方式。残奥会使得残疾人通过运动会的方式促进生理和心理的全面康复。同时也使他们有机会超越自身缺陷, 锤炼意志品质和挑战生命潜能, 鼓舞追求自我发展的信心。残奥体现的超出常人的自我超越的精神甚至比奥运会更能激发人性的升华, 从而催人奋发、追求真理。
再次, 奥运和残奥强调人类和谐和团结。《奥林匹克宪章》指出,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运会就是要让大家在公平的基础上, 相互交流, 容忍文化差异, 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 不断丰富自己。而残奥会则被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称为“唤醒人类良知的运动”。它不仅使世界各地的残疾人有了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提升公众对残疾人权益的重视, 更重的是, 在残奥“共享、融合”的精神指引下, 人类通过关心弱势群体、关心他人、尊重他人权利, 激发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团结, 激发人类对生命的尊重, 最终达到增进友谊, 使世界和平、进步的目的。
“人文奥运”烘托“人文中国”形象
1.“金牌情结”和“国家利益说”有所弱化,突出奥运的人本追求这次对北京奥运和残奥的传播有一个进步的现象, 那就是不再时时把金牌与国家利益挂钩, 而是更加回归奥运重在参与、通过公平竞争相互学习、提升自我、加强团结的精神。首先, 媒体舆论已能够客观对待中国运动员“海外兵团”的作用。过去动辄把他们视作“不爱国”, 但这次媒体已学会欣赏中国人对提高整个世界运动水平所作出的贡献。由此媒体纷纷将分别由陈忠和和郎平执掌的中美女排之战冠以“和平之战”。两国运动员的对决已不再被视为国家利益之争, 而被认-1-
为是一种和谐的最高水平的交流。有些媒体还提出, 应该把“海外兵团”改称为“海外使团”, 把出国的运动员视作传播友谊和体育精神的亲善大使。这些就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能够真诚希冀人类共同进步的中国。其次, 媒体学会了欣赏别国运动员的优秀表现, 表现出我们的友好、虚心和文明。比如电视在博尔特再破短跑纪录后就直播了奥运场馆为其演奏生日歌, 全场观众向其致敬的场景。媒体还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引导观众为外国运动员加油。《人民日报》在《北京奥运会观众热情、成熟、文明》一文中就充分肯定了观众送给各国运动员的掌声。《中国青年报》还专门就是否会为外国选手喝彩进行了调查, 结果公布的结论为约9成观众都这样做过。《今晚报》则在奥运会结束后便撰文《残奥会, 我们会更好》, 提出在即将开幕的残奥会上观众应该为对手鼓掌。此外媒体不再只盯住金牌, “惟金牌论”的论调和观点被弱化, 奥运对人的和谐发展的教育价值得到了传播。对奥运会的报道就很明显放大了对每一次比赛记录突破的关注。张琳的男子400米自由泳银牌对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奖牌上“零”的突破、中国男篮虽止步八强但面临强手赛出水平的表现、50岁高龄出征奥运只完成两场比赛的栾菊杰, 都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赞赏。在残奥会的报道中, “金牌意识”被进一步弱化。从比赛伊始, 中国媒体就没有宣传金牌目标。在比赛进程中, 媒体也更注重对运动员自强精神的传播而非比赛成绩。比较典型的是残奥明显淡化了奥运会时还颇为重视的“首金”概念。因此在开赛第一天, 尽管未能获得首金, 舆论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扼腕痛惜。媒体很平静地报道了事实, 并赞赏勇夺金牌的斯洛伐克选手的实力和精神。《解放日报》还特别配发了言论《特别的美》来赞赏这枚不属于中国的金牌意义。媒体在放下“金牌”和“国家利益”的包袱后, 也学会了享受比赛和运动带来的欢乐, 非常难得地将比赛比喻为“游戏”(如新华社《记残奥会项目盲人门球: 快乐的“游戏”》), 显示了我们对奥运本质的真正领悟。
2.两个奥运同等重视, 关注人性甚于竞技水平。尽管残奥的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不能与奥运同日而语, 但我们在传播过程中表达出对两个体育盛事同等重视的态度, 向世人传达出中国对人性的礼赞和对残疾人的关爱。首先, 北京残奥的口号“两个奥运一样精彩”就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 使得残奥受到的重视广为人知。这一口号非常形象地向世界传达了我们对残奥超越竞技层面的理解。在口号宣传之外, 有关残奥的音乐电视片Everyone IsNo.One , 不仅请来了在受众中具有很强号召力的刘德华进行演绎, 并且在残奥开始之前就在各大电视台一遍遍播映, 使得北京残奥会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从媒体的采访报道来看, 记者的采访热情并不逊于奥运会。比如在盲人柔道比赛现场,记者总数就达到100多, 其中, 摄影记者大约有40人左右, 和奥运会拳击比赛期间的摄影记者人数不相上下。媒体报道还从各个细节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残奥的重视。媒体常常聚焦热情的残奥观众———观众的人数, 还有掌声、呐喊、人浪表演等火爆场面的细节都得到了媒体的放大。残奥一开幕, 新华社专电《北京残奥开幕式上座率不逊奥运会》就在各媒体刊播。在比赛进程中,央视的《新闻联播》和《环球时报》等都有残奥会赛场上座率超过九成的细节报道,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对残疾人体育运动的热情。除了这些细节, 媒体还通过报道国家领导人对残奥贵宾的高规格接待和细致体贴(如中新社述评《中国为残奥会倾注更多》)、北京残奥村在历史上首次展示《残疾人权利公约》, 残奥会开赛前媒体对观赛礼仪的特别号召(如新华社《残奥观赛文明礼仪知多少》), 以及对“无障碍”北京的广泛报道, 展示了中国从上至下, 从细节到大节对残奥会和残疾人权益的重视。残奥和奥运的同等重视, 向世人显示了我们超越竞技层面对奥运人文精神的理解和诠释。全球有6.5亿残疾人, 残疾人权益保障在各国都是重要问题, 因此重视残疾人关心残疾人的普世意义使得中国的人性化形象赢得赞誉。
3.突出人性美的世界性。突出普世意义的人性精华更有助于我们搭建与外界交流的平台, 打破文化樊篱和语言障碍, 从而引发共鸣。北京奥运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适时抓住了亲情、爱情、友情这些跨越国界的情感, 电视的转播镜头和媒体的报道对此都有颇多聚焦。比如埃
蒙斯再次最后一枪戏剧性“落败”后, 却与妻子被请到《杨澜访谈录》的镜头前, 细数两人相互扶持, 珍视家庭的动人故事, 让人们在关注比赛成绩之余, 为埃蒙斯夫妻之间的真情而感动。正是类似这些感人细节的传播和人性亮点的刻画, 让世界记住了这个难忘的人性奥运和美好的人性中国。相比之下, 残奥会的媒体传播就更进一步淡化了民族区别, 强调突破文化樊篱的人性美。这个进步尤其被北京残奥的开闭幕式转播和报道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媒体还津津乐道于北京奥运开幕式对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成功表现, 对于残奥会开幕式, 媒体则纷纷着重报道了开幕式感人的“人性光辉”。比如新华社特稿《和梦一起飞翔》就将其总结为赞美梦想、赞美生命的超越以及赞美人类之爱, 并被全国各大媒体大篇幅刊登。由此, 残奥会开幕式不仅通过电视转播, 利用星空、飞鸟、四季等突破文化限制的语汇, 将人类共同的人性美好向全世界传播, 更通过媒体报道对突破民族意识、渲染人文情怀理念的肯定, 展示了中国对人性认识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与世界媒体是合拍的, 国外媒体都纷纷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发表评论说, 残奥会开幕式“是一种温暖的震撼, 这是人性的光辉, 是与生命的对话、对生命的释放和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对残奥会闭幕式文艺表演《给未来的信》的各种报道, 同样充满温馨。
4.关心运动员的个人需求、彰显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北京奥运和残奥在媒体传播过程中还有 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不再使个人背负在集体和国家荣誉的重压, 运动员的个人需求、个性 发挥和个人发展都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在刘翔因伤退赛后, 新华时评就指出要给予刘翔更多的人性关怀、支持刘翔健康第一,同时还反思了赛前人们对刘翔伤病关心过少的做法。《人民日报》8月19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我们绝不能苛刻地要求运动员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更人性化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德国之声的评论称赞中国失去的只是一枚可能的金牌, 却“收获”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人性。可见关心“人”的需求的传播策略为中国形象的加分。残奥会中, 媒体对个人超越的注重超过了以往对集体、国家荣誉的看重, 因此能对失利运动员体现出更多的宽容。媒体不仅安慰志在夺金的游泳银牌获得者何军权, 笑对发挥失常仍旧开朗的铁饼铅球运动员董飞霞, 还把位列决赛最后一名但不言放弃的400米运动员周文俊列为最让人感动的瞬间之一。在关心运动员个人需求的同时, 媒体也更加彰显他们的个性魅力。陈燮霞在举重夺金后展现了真性情的一面。在和记者击掌相庆后, 她忽然一撇嘴, 说“这么高兴的事, 敢不敢亲我一下嘛, 哈哈”。这个新闻被广为报道, 在不少地方还被高挂体育新闻头条。同样在残奥报道中, 除了宣传运动员的顽强精神, 他们的个性也被大大突出。与奥运火炬结缘的残疾击剑运动员金晶的个性张扬就被广泛报道———曾面对裁判不公的怒摔面罩、她喜欢的蜡笔小新、她对时尚的追求和成为流行的“金晶发型”都被媒体所欣赏。相对于当年江嘉良在赛场上一个动情的飞吻就大大刺激媒体的神经, 相对于当年残疾姑娘张海迪在被树为道德楷模后就被报纸争议“该不该结婚”, “该不该留长发”,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媒体所关注的中国运动员形象已不是隐藏在集体光影下的运动机器, 他们每个人都被作为独特的个体而被尊重和欣赏。
传播中留下的遗憾值得反思
1.有待进一步超越竞技和民族意识尽管此次北京奥运和残奥能够超越竞技、淡化“金牌意识”, 并突破民族国家的区别, 但由于我们长期注重体育的竞技性和政治性, 旧的思维和传播模式仍不时重现。一些没有拿奖牌的运动员, 甚至获银铜牌的运动员较易受媒体忽视。媒体报道总是围绕少数的金牌冠军, 更多的未获奖牌的运动员在媒体上鲜见其身影。拿到银、铜牌的运动员往往会被媒体形容为“痛失金牌”, 而不是“勇夺”银、铜牌, 并且常常被金牌运动员的光环“挤”出了人们的视线。奥运会女子二百米蝶泳决赛, 尽管中国队包揽了金银牌, 但是电视转播镜头却一直对着冠军, 鲜有人关心同样打破世界纪录的亚军。而在美国射击选手埃蒙斯最后一枪戏剧性落败时, 解说员的一阵欢呼: “不会吧, 不会吧, 奇迹再次出现了, 太神奇了!”则显示出过重的“金牌意识”和“民族意识”下暴露出的狭隘。北京残奥会上,一些媒体仍摆脱不了惯有的报道模式, 会习惯性地在国家之间的金牌争夺上做文章。诸如“中国军团掀起夺金狂潮”、“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遥遥领先”之类的文字还常常被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这些表现使得北京奥运和残奥会在传递参与、发展、沟通等精神方面打了折扣。因此人文理念的贯彻需要媒体思维模式上的真正突破并将之渗入到习惯中。
2.有悖于人性的“英雄”之举不该再现。媒体报道有时还仍未摆脱过去塑造高大全且缺乏人情味的英雄形象的做法。比如举重运动员陈燮霞为中国队夺得首金后, 就有媒体报道她进了八一队9年才回3次家。还有报道强调跳水运动员火亮进国家队后很少与家里通电话, 平均一年不超过5次, 家人深为牵挂的情况。而在更应体现人性关怀的残奥报道中, 这种情况仍时有出现。残奥大学生乒乓球运动员吕晓磊被渲染为两年不回家, 春节只往家打电话的“英雄”。更有甚者, 残奥举重女运动员李瑞芳产前9天还在训练的“疯狂”之举, 与人体健康背道而驰, 也被报纸拿来作为证明运动员拼搏精神的典型。应该说这种报道的背后仍是忽视运动员个人生活和幸福的思维在作祟。让英雄远离人间烟火, 漠视运动员的个人情感、个人健康和个人价值, 这本身就有违北京“人文奥运”的宗旨。我们的媒体也需要转换报道的思维定势, 更人性化地看待奥运、体育和运动员。
3.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和体谅须强化。首先这往往体现为一些媒体人在对运动员进行采访时, 人性关怀表现不够。比如面对杜丽丢失首金时, 有记者将关于压力的话题接连抛出, 使她忍不住潸然泪下。记者显然缺乏对失败者的宽容。这种情况在残奥会上也有出现。残奥会女子反曲弓射箭(站姿)排位赛结束后, 曾有记者提问排名不理想的中国选手王燕红和她的教练: “上届是第一名, 这届是倒数第一, 是什么原因? ”甚至还有媒体的一些片面报道, 造成了她和教练之间的误解。对此王燕红感到很委屈, 年届四十的她, 成绩下滑不可抗拒, 本身能站在北京残奥会的赛场上, 已是最大的胜利。记者这样的提问显然是对残奥和奥运宗旨理解的误区, 对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缺乏理解和尊重。另外记者在采访时为了抢得第一时间, 对运动员身体的照顾也不够。运动员往往得不到休息机会, 就气喘吁吁地接受采访。运动员的体力恢复需要时间, 尤其是残疾人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消耗非常大, 更需要得到照顾。因此这种急于采访的做法从人文关怀和体育科学角度出发是不允许的。相比而言, 在残奥会上外国记者面对轮椅运动员采取的跪式采访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化, 很是值得我们省思和学习。
北京奥运和残奥会在“人文奥运”的号召下, 播撒了人性的光辉。我们的媒体立足于人 性, 将一个人文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 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消除与世界的隔膜, 找到与世界沟通的平台, 让世人进一步找到理解中国的切入点。但是这种传播和展示并非权宜之计,北京奥运和残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的媒体需要继续转变思维模式, 真正在新闻报道中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 让世界长久地看到一个人文中国。■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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