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教育考察与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萌生.doc_黄炎培与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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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的教育考察与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萌生 作者：谢长法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9年第07期
［摘要］重视、开展教育调查是黄炎培的重要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文章通过对黄炎培在民初的两次国内考察和赴美国、日本、菲律宾的国外考察进行分析与阐述，论证了其对职业教育的孕育和引入所产生的作用。
［关键词］黄炎培 教育考察 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谢长法（1965-），男，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史。（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中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课题批准号：FAB011018）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11-0020-03早在清末，黄炎培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时，就强调要重视教育调查。民国成立后，通过国内教育调查和国外教育考察以发现中国教育之弊病与痼疾，并进而寻找“治病”之方和指导之策，逐渐引起了教育界的重视。而在民国初年的国内外教育考察中，黄炎培通过对国内及美国的教育考察，对职业教育的引入，乃至对职业教育最终在中国的萌生，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一、国内教育考察：职业教育的孕育
1914年2月，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黄炎培毅然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安徽、江西、浙江三省进行考察。在黄炎培看来，“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内国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之所由来与其现象，不一研究，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①此次考察历时95天，黄炎培对三省的教育状况、社会情形乃至山川名胜等作了详尽的记载，编辑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2月出版。是年9月，他又北上，对山东、直隶两省进行为期36天的考察，所撰文稿笔记编辑为《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7月出版。由于黄炎培两次国内之游的目的是进行教育考察，所以，两部“日记”内容也重点记录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第一集”关于教育状况和教育意见的记载占内容的一半，而“第二集”更是达到3/4。但在这两次教育考察的日记出版之前，有关的考察内容就曾以《考察本国教育笔记》《考察皖赣浙教育状况之报告》等为名，先行在《教育杂志》《教育研究》上刊登。
在两次国内调查中，黄炎培对五省一些主要的（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对五省的学校状况及优劣进行了分析、说明。在考察的同时，黄炎培还多次应邀进行教育演讲。如1914年2月27日，于芜湖圣雅各高等学校演说《实用教育主义之关系》；3月9日，于安徽省立师范学校讲演《实用主义之旨趣》；3月24日，于九江应圣约翰中学之邀，演讲《学求实际》；4月9日，于南昌心远中学演说《谨希望诸君各注意切近平实之学问与道德》；10月16日，应天津教育界之邀发表演讲，认为“中国兴教育几二十年矣，然皆纸片的、书本的，而非实际的”，昌言：“今欲打破平面的教育，为立体的教育，非用实物或模型标本教授不可，”②不仅如此，每次考察结束，黄炎培都认真地总结、思考、探索，分析教育发展中有关教师、教材、教法等方面的问题，寻求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如，第一次考察后，他认为，三省教育情形和社会状况存在的共同问题有：“各种社会无一不困于生计，但求得过且过为佳，断无三年九年之蓄”；“各地中等学校，其教材类有过多之病，于脑力上既患用之过度，于智识上尤患食而不化”；大多学校的教授以注入为主，“国文科命题作文，论说体占大多数，其材料史事占大多数，令习书信及其他日常应用文字者绝少；修身均用课本，专事讲演，于德育实际上殊无何等之影响。”③第二次考察后，他更是叹曰：“学校训练难言矣，教授大都用注入式”；“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无他路，此为方今教育亟待研究之点，若中学校为尤甚。”④可见，两次国内教育考察，使黄炎培对中国教育的症结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个症结就是中国教育和实际相脱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因此，在考察中，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强调教育上的实用主义，号召学求实际。虽然期间他没有明言要通过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来改变中国教育的窘状，但是他在考察过程中所提出的社会生计问题、学校毕业生特别是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等，反映出他已经开始在致力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形式。可以说，此时，职业教育已经开始在黄炎培的心中孕育了。当然，真正地对职业教育开始体认、倡导并引入，则是自他的美国之行开始的。
二、美国之行：职业教育的引入
1915年4月，中国组织了以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张振勋为团长的近20人的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黄炎培受聘担任记者随行，调查美国教育。当时，美国正在极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全国教育协会成立了研究职业教育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国家设有全国职业教育促进会，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州等先后制定了职业教育法，威斯康辛州建立了州职业教育委员会等，而且国会在1907年、1912年和1914年先后通过了《戴维斯法案》（Davis Act）、《佩之法案》（Page Act）和著名的《史密斯·雷佛法案》（Smith-Lever Act）等，确立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当时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确立，职业教育在美国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对心中已经开始孕育职业教育的黄炎培来说，此次调查的目的即是：“一为职业教育之状况，一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联络问题。”⑤
这次考察，黄炎培计在美三个月，期间每到一地，他都以考察当地学校为务，共参观学校52所（其中中学19所，实业学校6所）。⑥鉴于自己对国内中学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加之职业教育与中学关系密切，黄炎培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中学上。通过调查美国学校，并于旧金山一月间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对美国教育出品之认识，黄炎培深深感到：美国之于职业教育之重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相联络、互相依赖、互相调剂已达相当之程度；职业工
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之高；美国教育无论何科教育，皆注重实用；美国所设的专为学生介绍职业的职业指导机关，使得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有相当的职业，等等。这一切，都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美国教育之发达，较之中国实不可以道里计，而其尤注重者为职业教育”的现实，⑦回国后，黄炎培马不停蹄地在学校或有关机构部门公开演讲、宣传、介绍美国教育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达。这些演讲稿，经过整理，多随即刊登在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教育刊物上。如《游美随笔》（《教育杂志》第7卷第8、10、11号，1915年8、10、11月），《美国教育状况纪要》、《美国教育状况》（《教育研究》第25期，1915年11月）、《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黄炎培君调查美国教育报告》（《教育杂志》第8卷第4、6号，1916年4、6月）、《调查美国社会教育报告书》（《教育研究》第28期，1916年8月）等。与此同时，黄炎培还在最短时间内，将他这次美国之行整理成《新大陆之教育》，作为“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的第三集，于1917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些演讲文稿和著作中，他介绍美国职业教育的盛况，引入美国实施职业教育的方法，探索职业教育之理论，并通过中美教育的差异与比较分析，说明、倡导在中国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比如，在《游美随笔》中，黄炎培介绍说，美国的职业教育虽让人叹为观止，但国家仍决定大力扩充。他特录了一份美国中央教育局大力扩张职业教育的计划表，希望通过表中所显示的职业学校教职员薪水逐年提高的数额变化，来说明美国重视职业教育之一斑。在《美国教育状况纪要》中，他更是强调说：美国教育贵切实适用，其足资我国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无论何种教育，皆注意重用”；即便是一般的中学，也“与中国最不同”；“直可称美国无中等实业学校，都是中学校，亦可称美国无中学校，都是中等实业学校”。因为，“美国中学，非如中国之各科通习”，而是广设普通科、文学科、理科、职业科、商业科、农业预备科、机械科，甚至美术科，（女子）家政科，等等；“苟得先生许可，生徒可随意选择”，诚“可见其教科课程，处处与生活关系，校内设施，处处与社会联络。”⑧
在充分认识到美国发展职业教育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教育产生的重要效用的同时，黄炎培通过中美教育的对比，更加认识到中国教育之弊端所在，并认为学习美国发展职业教育，乃是解决中国教育之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他说，中美教育的根本不同有：“彼之教育，大都取自然，而我取强制也”；“彼之教育，大都取各别，而我取划一也”；“彼之教育，最重改造，而我惟重模仿也”；“彼之教育，最重公众，而我惟重一己也。”⑨因此，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如在他看来，虽然实施分科制存在着对教师要求高、设备需求多、经费数目大等问题，不能遽加断定其一定可行于中国，但分科制使得美国的中学毕业生在毕业后皆有独立谋生能力，仅此点，就可以说它大有研究之价值。反观中国，中学各科通习，使学生无一专长赖以生活，远不如美国的分科制“适切”。而学生特别是大批的中学生毕业后即失业，更是中国教育界最可虑之事，且即便少数得就职业，也大多为教员及行政机关人员，涉足生利的农、工、商业者，可谓凤毛麟角。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乃“在学校与社会隔阂。学校一切设施，未尝求合社会之所需，而社会亦遂漠视之，绝不识学校用意之何在。一则闭门造车，一则隔岸观火。循是不改虽黉舍偏于国中欲其食报难矣。”⑩他叹曰：中国“讲教育若干年，仍是毫无效果，外国上下一心提倡职业教育，而我国何如，可胜叹哉！”
在黄炎培看来，“方今世界竞争，日益剧烈，一国之教育，非注重生计，绝不适于生存”，欧美国家为“救生计”“达生存”，多注重职业教育，它在学说上虽为“后起之名词”，在社会上则为“切要之问题”，特别是它“在教育上实为最新最良之制度也”，而中国由于“地未辟，而人若多，故失业者甚众”，加之，“我国向来贵士而贱工，学生毕业有为工者，人必以为降格”，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也加重了失业者愈来愈多，从而导致中国生计短绌。有鉴于此，黄炎培坚定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欧美国家注重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力求教给学生切实适用的知识，“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而且，欲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失业问题，“将不适宜之习惯渐渐变更，殆非提倡职业教育不可也。”
美国之行使黄炎培对职业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他在倡导中国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还不时地发表自己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与看法。1915年12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作《美国中学校职业教育之状况》的报告时，言道：“职业教育之科目，不外四大端：即工、农、商与家政是也。职业教育之施行，实在中等以下之学校。” 1916年1月，在松江作讲演说，他提出：“凡提倡职业教育，宜先从调查入手。其种类，一、宜注意其至普通者，如男子木工、女子裁缝之类。
一、宜注意其至特别者，则根据地方状况，与夫特殊之土宜物产而定之。……凡职业教育一以经济为中心，而以教育为其手段可也。” 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也必然要实施职业教育：不仅可以舶来职业教育这一词汇，更可以让它在中国得以萌生、实施。
三、赴日本、菲律宾教育考察：职业教育的萌生
1915年黄炎培随游美实业团赴美进行教育考察间，在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当他看到时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的种种职业教育出品和图表，大为惊异。为了究其原因，并以取法，黄炎培认为必须“亲履其地，周览博考”，于是，回国后，他即向教育部提出考察菲律宾教育的动议，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和赞许。教育部认为，“我国教育制度，向多取法日本，欲更取美国方法移植我国，容有未尽适当者，故不若以日本菲律宾合观而比较之，乃有所折衷而节取；且考察教育，尤以身任学校事业者，为亲切有味，易收直接设施之效。”故决定由教育部组织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该校附中主事韩振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张渲、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一同赴日本、菲律宾进行教育考察。作为倡议者，黄炎培欣然愿意同行，而时任教育部参事的蒋维乔亦愿加入，并得到批准，这样，民初重要的国外教育考察团由此组成。
在考察期间，陈宝泉、韩振华、张渲、郭秉文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师范教育上，而黄炎培和蒋维乔则更注目于职业教育。身历两国，他们深深认识到“日本于职业教育之名词，虽未见十分炫烂，而于实际则励行弗懈。观其全国实业补习学校，多至八千余所，可知其从前之强国政策，得力于军国民教育；而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而菲律宾之职业教育，完全以政府之力设施之，故其组织最完密而有秩序。……虽普通教育亦盛含职业教育之意味。” 基于以上认识，黄炎培、蒋维乔极力对两国职业教育进行考察、体认，并就有关职业教育问题与日本教育名家交换意见，而郭秉文、陈宝泉等人在重点考察两国师范教育时，也对两国的职业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1917年1月11日抵日至28日离日赴菲，考察团在日本考察期间，参观了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东京府立工艺学校、东京高等工艺学校、横滨商业学校等，并向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佐佐木吉三郎、东京府立工艺学校教务主任铃木重幸、高等工艺学校校长阪田贞一及原校长手岛精一等人，就“日本一般教育家对于职业教育之意见”、东京府立工艺学校“与实业界之联络状况”“教育与职业联络方法”“实业专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缓急先后”等问题进行了请教。
而在菲律宾的二十余天，黄炎培等人除了参观菲律宾商业学校、中吕宋农业学校、菲律宾工艺学校等外，还先后在菲律宾师范学校、普智学校、广东会馆等处作了《职业教育》《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职业道德与知识》等演说。由于当时黄炎培等已在着手联合全国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计划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菲律宾，为了得到广大华侨的支持，2月22日，黄炎培在华侨教育会所开的饯别会上，作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之组织》的演讲，并在26日召集各侨商，于总领事馆，“议捐金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还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广泛介绍和宣传日本、菲律宾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强调在中国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1917年3月3日，黄炎培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职业教育”；是月，在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和江苏省立各实业学校校长、职业介绍部主任，借鉴日本经验讨论学校与实业界联络之方法；4月，江苏省教育会特开“菲律宾职业教育报告会”，请黄炎培、陈宝泉、郭秉文、张渲等人演讲。
关于这次教育考察中的有关情况，考察团成员回国后将之整理成《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9月出版。书中有全体考察团成员的合影、考察行程图、考察教育机关一览表，及黄炎培《旅程日记》《日本及菲律宾之职业教育》，蒋维乔《菲律宾之教育行政》《菲律宾之农业教育》《菲律宾之工业教育》《菲律宾之商业教育》《菲律宾之家事教育》，郭秉文《菲律宾学校之编制教授之训练》，陈宝泉《日本及菲律宾之社会教育》等文字，而黄炎培本人也专门写就《东南洋之新教育》，对这次考察的前后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作为“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的第四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8年6月出版。
透过《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和《东南洋之新教育》，我们对日本、菲律宾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得以明晰可见。如黄炎培在《日本及菲律宾之职业教育》一文中，介绍日本东京府立工艺学校的学科“分金属细工科、精密机械科、家具制作科，各四年毕业”；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其目的在授女子以适切之技艺，并养成其常识与诚实勤勉之美德。其编制分甲部、乙部。甲部内分本科、受验科、高等师范科；乙部内分本科、受验科、家庭科。甲部皆三年卒业，乙部皆二年卒业。甲部各科于裁缝、编物、刺绣、造花四种，令选习二种，乙部各科但令习一种”；菲律宾“自初小起即设职业科，自高小起即分设农、工、商及家事科，中学分设农、工、商、家事等”；马尼拉工艺学校分铁工、木工、建筑、机械画、摩托车、机械预备、航海、测量八科；在“菲岛之中央，设一师范学校，分普通科、工艺科、家事科、体育科。工艺科由通常学科外，课制篮、园艺、木工、竹工、制鞋、制帽、刺绣、花边、缝纫、家事、烹饪等科；家事科由通常学科外，课家事、烹饪、裁缝、各种工艺。此皆职业科教员之所由养成也。”而《东南洋之新教育》则更是详录了日本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的各科课程开设表、菲律宾小学校职业科各学年课程表以及与日本教育家铃木重幸、手岛精一等人关于职业教育的谈
话内容。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还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广泛介绍、宣传日本、菲律宾等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强调在中国实施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在民初，通过黄炎培的国内外教育考察，职业教育开始被引入中国，使“职业教育”这一“东方教育辞典向所未载”的名词，在中国也“嚣嚣于口，洋洋于耳”，最终得以萌生，进而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③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1-2，205-206.②④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149，158.⑤⑥⑦⑧⑨⑩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66，165，266，168-170，184-186，306，273，280，268，188，326-327.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108，222，228-232.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0.韩振华，等.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