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分析当下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点_城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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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分析当下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点

摘要：现在的经济是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建设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以不断适应新型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经济改革会更好的促使社会向前发展。

关 键 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生产；市场

(一)企业自主权的界限问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自主权的界限究竟在那里?孙冶方同志提出一个主张，就是把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作为划分企业和国家经济管理权的理论界限: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事，让企业管;资金价值量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由国家管。根据这个方案，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下放给企业，企业在保持国家交给它的资金价值量范围内，可以自主地搞技术革新，进行实物量的扩大再生产，在此范围内的产供销完全由企业通过相互签订合同来解决，国家不加干预，国家计划由下而上，在企业产供销合同和企业计划的基础上制定。而资金价值量的扩大再生产之权，也就是新的投资权，则由国家来管。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有它的简明性，实行起来好像也比较便当。

但是，简单再生产这个杠子，实际上是以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实践为背景提出来的。六十年代南斯拉夫进一步改革体制，进一步扩大企业权限，把大部分再生产的投资权也下放给企业和银行来管，国家自己只管最关键的重点项目，到后来连重点项目的建设也交给下面的经济组织去协商，由它们集资来解决，国家一般不再投资。在匈牙利，最重要的新投资项目虽然资金由银行来投放，决策权仍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企业从利润中提取生产发展基金，加上银行贷款，在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上拥有相当大的由主权。罗马尼亚也有经济发展基金的设置，企业(工业中心等)有权决定一定限额以下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看来，把企业自主权局限于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限于基本折旧基金的下放，不给点扩大再生产的权力，是不利于企业在技术革新改造和适应市场需要变化方面采取自主行动的。那么，企业自主权的界限究竞放在哪里呢?不少同志提出自负盈亏、财务自理，但这只是从财政资金的角度来谈的，还不是一个全面的杠子。我考虑是否可从宏观经济活动与微观经济活动得到启发，借用来作为划分国家经济权限与企业经济权限的界限，即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由国家来管;只与企业以及同企业周围局部有关的经济活动由企业自己来管。当然，这种宏观、微观经济活动的划分，有的清楚，有的也不大清楚。清楚的如，积累消费比例，总的投资规模，总的物价工资水平等应由国家管，而企业的产供销的街接等，则由企业自己来管。不清楚的如，重大投资和一般投资的杆杆划在哪里?实行价格控制的主要产品的杆杆划在哪里?等等。我认为，这些具体问题要随着当时具体的经济情况来决定，不能说死。

(二)关于发挥市场作用的问题

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型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对纠正集权型体制的一些弊病，是非常必要的。集权型体制有两条要害的弊病:一是经济生活中的联系很弱，它从属于竖的联系。本来企业与企业之间很容易直接解决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先由上面决定层层下达，或者不先层层请示审批，就办不成，因而拖延时日，影响效率，造成损失。第二个要害的弊病是以买物联系代替价值联系，商品货币关系只起从属的、被动的作用。在集权型体制下而实行的统购派购、统购包销、统一分配、计划调拨、计划供应等等办法，都是由上面决定实物限量的自然经济的联系办法。这当中虽然也利用货币来计算和支付，但这里货币、价格等

价值范畴只起被动的计算和反映的作用，生产单位和个人不能按自己拥有的货币量和自己的意愿取得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所需的商品;分配到实物限额的生产一单位和个人也可能因缺乏货币而不能实现其实物分配权利;企业也不能够按照价格高低挑选合理的投入(各种进料等)和产出(各种产品)的构成，因为什么都是基本上由上面定死了的。

这样当然谈不到人财物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第一，发展生产单位之问的横的联系以逐步代替或减少行政领导的竖的联系;第二，发展生产单位之间真正的商品货币关系，以逐步代替实物限额指标所建立的联系，发挥货币、价格等价值范畴的主动作用。所有这些，只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才能办到。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克服理论上的一系列障碍，打破一系列传统迷信，例如，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成是自然经济，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与资本主义等同的东西，否认全民所有制的内部经济联系的商品性，否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把限额限价的收购供应看成是计划经济本质和优越性的表现等等。不打破这些迷信，是不一可能在利用市伤机制、实行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开改革的步子的。

至于如何发挥市坊调节的作用，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企业要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自主地参加市场活动;第二是，要有一定的价格浮动;第三是要有一定的竞争。没有这三条起码的条件，就谈不上利用市坊机制，谈不上发挥市坊调节的作用。

(三)关于经济改革的条件

经济模式或者经济类型的改变，不是任意可以挑选的，要受到一系列主观客观因素的制约，要有一定的条件。综合各国体制改革的经验，综合各国经济学者的研究，经济模式或类型的选择，是采取以中央集权计划为主的模式，还是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分权型模式，要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约束:

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结构的复杂化程度。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生产结构较简单时，集权型的体制是适宜的。水平提高、结构复杂化以后，分权型体制则较合适。

二是经济发展的途径主要是外延的还是内合的。所谓外延的就是靠增加投资和增加劳动力而不是靠提高资金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经济，并且发展的目标以数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集权型的经济体制是适宜的。但在以内合的办法为主，即主要不是靠增人增资而是靠提高效率来发展经济，并且发展的目标是质量和数量并重或者以质量为主时，分权型的体制就比较适宜。

三是工业化道路如果是重工轻农的道路，不大注意改善人民生活，这时集权型体制是合适的，但如果真正走农轻重的道路，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那就以采取分权型体制为宜。

四是外贸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和外贸构成。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越高，出口构成中加工制品、高级制品比重越高、品类越多，集权型体制就越是需要过渡到分权型体制。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目前上述四个因素的情况，都是有利于我们从中央集权型的经济体制过渡到计划与市伤相结合的分权型体制的。我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比五十年代已大为提高，随着新部门的不断出现和分化，企业数量大大增长，经济结构也远比过去复杂。过去的发展

主要靠增人增资增投料，而效率反有所下降，今后虽然不排除外延的发展，但主要靠提高效率。过去长时期实际上实行了重、轻、农的方针，不大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现在要转到真正的农轻重次序的轨道上来，把改善人民生活摆到应有的地位。还有对外经济联系的大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经济管理从集权型体制过渡到分权型体制，提供了需要和可能。必须强调指出，体制改革，单有经济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社会条件。前面提到日本桃山学院竹浪祥一郎教授那篇文章有一段话讲的不错，他说:“‘类型选择’的现实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社会上的需要程度。即使经济上的需要程度相当强烈，如果政治上的需要程度微弱，过渡到分权型是困难的，相反地，即使经济上的需要程度比较小，如果政治上的需要程度大，选择分权型则是可能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相辅而行，否则不可能收到成效。如果下面没有民主制度，那么扩大企业、地方权限，不过是给“土地菩萨”、“豪吏”们以更大的权力;如果上面没有民主化，那么分权化的改革措施将因为触及上而某些官僚机构或某些当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而被否决、被抵制、或者改头换面地把旧集权体制保存下来。这是苏联和有的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和政治体制、干部体制的改革相辅而行、相互配合，才能收到有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