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艺术中的社会文化功能变化_文化中的舞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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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中的社会文化功能变化

事实上，在中国新舞蹈艺术语言体系的时代建构中，思想启蒙的功能在抗战时期很自然地让位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宣传功能。而这种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终于使舞蹈在一定的时期内上升为一种比较重要的艺术形式。

其中，“边疆舞运动”在当时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并迅速传遍全国。这种舞蹈文化运动开始于戴爱莲、彭松等人旨在搜集传统民间舞蹈素材的采风活动，并通过传习等手段迅速将其传播给广大民众和大学生群体。正是在这些中国舞蹈艺术拓荒者的努力下，民族舞蹈语言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成为对社会发展有实际效果的文化运动。这种文化运动带有明显的自我性质，是一个古老民族走出殖民地半殖民社会阶段的集体性文化冲动的自然流露。艺术家贴近自然、贴近民间的舞蹈语言采风行为不仅为中国舞蹈艺术语言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及动作素材，而且还以新的舞蹈方式鼓舞了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拯救中国的政治激情。在那个民族情绪高涨的救亡运动时期，中国舞蹈以其独特的语言方式让许多中国人找到了一种表达和沟通的工具。此文由才子城毕业论文网搜集整理

事实上，无论是这种“边疆舞运动”，还是曾经风行一时的“新秧歌运动”，其实质都是政治性的文化运动。对于舞蹈艺术的本体语言建构来说，这种艺术与社会的直接互动都在某种程度遮蔽了中国舞蹈艺术语言自身的创造。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中国舞蹈艺术语言的本体建构工程自发启动以来，中国舞蹈人始终以一种高度的使命感在推动着这种民族艺术的本体发展。

这种高度的使命感与一个时代的身份政治意识相结合，最终促使中国舞蹈的第一批实践者开始了以艺术语言鼓励社会进步的艺术创作实践。这就是关于舞蹈艺术语言本体的“新舞蹈艺术运动”。这一运动包括两个主要层次：一个是新舞蹈艺术的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另一个就是新舞蹈艺术的创作实践。

直到195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第一个国立的专业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吴晓邦、戴爱莲、彭松等早期新舞蹈艺术运动的实践者，都以某种方式推进了这个学校学科体系的建立。根据笔者在2004年所做的一份关于当代著名舞者的访谈，他们在这一时期初步确立了中国当代舞蹈训练体系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