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俗文化——论文_中外民俗文化期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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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俗文化——论文

岭南文化处于中原文化圈的边缘位置，按照“民俗传承周圈论”理论：“(民俗事象)从中心地形成一次性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其变化的结果表现为向周圈的分布”。越向周边传播，民俗事象越薄弱、越零散；同时，当传播中心发生变化，边缘地带的变化也是滞后的、缓慢的，造成传承圈的边缘地带保留有传播中心的原初态民俗事象。岭南民俗文化源于中原文化，两千余年来一直处在中原民俗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之下，由于处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当中原文化中心发生形态改变后，岭南民俗文化并未紧随其后，反倒保存了中原传统民俗文化一些原初的形态，在岭南现代社会中呈现出凝重保守的特殊样态。最显着的例子是语言，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着四种方言，即广州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和海南方言。这四种方言都是在民族迁移中，由当时的汉语和迁入地原住民族语言(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地方语言。广东方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分，古汉语词汇如食、行、无、睇、企、粥、禾等在岭南方言中经常出现。当中原腹地的古汉语几经流变，终于在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的尘嚣中退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时候，以开放变通为特征的岭南人却满口的古词汇，而且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区域方言，这也算当之无愧的岭南特色吧。

既乐于创造新事物又自发性地固守老路子，开放创新与保守陈旧在岭南同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四)包容气度与多元品格共存

岭南民俗文化对内接受了中原四次大规模移民，对外从汉代就开始接受东南亚、欧洲乃至美洲各国的贸易往来，这些赋予岭南民俗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

秦朝把岭南作为强制迁徙中原“罪徒”的一个基地，南迁的中原汉人约五十余万人；西晋末年，中原人民为了逃避战乱纷纷南渡，形成秦汉之后移民岭南的又一高潮；北宋末年，连年的战乱和天灾使农民被饿死、淹死、被迫逃难者不计其数，当时岭南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地广人稀，大量难民逃至岭南。两宋间移民的规模超过以往时代，他们融合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精华，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养分。

除了对内吸纳中原移民，岭南民众早就向海外敞开大门。汉代即已形成的以番禺(广州的古称)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原、荆楚、黔蜀、闽浙以及南海诸国多种货物的集散地，还使中原与天竺国(印度)、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到了唐代中期，这条着名的国际航路发展到鼎盛期，被称作“广州通海夷道”。十六世纪后，海上丝绸之路又开辟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使岭南与欧洲、美洲开始了往来。

悠久的中原移民和海外贸易历史形成了岭南民俗文化以古代南越族文化为基础，融汇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独特内核，使它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强大包容性，对新事物敏感，接受能力强，但是由于文化根基薄弱，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元素缺乏整合能力，造成岭南民俗千姿百态的多元品格。以广州古老的商业区——荔湾区的建筑为

例，西关大屋是清民时期豪门富商在此营建的大型住宅，具有浓郁的岭南韵味。骑楼是广泛分布在荔湾区商业街的商业建筑，它起源于古希腊，在楼房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筑，在马路边相互连接而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因为适合广州气候多变的特点，逐步成为广州街景的主格局。它除了这一中一外两种典型建筑，沙面岛上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群也是荔湾区重要建筑类型。沙面自宋到清代一直是广州对外通商要地，陆续设有英、法、美、德、日、意、荷、葡等领事馆及银行、洋行等，形成了极具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沙面建筑群。西关大屋、商业骑楼和沙面洋房是荔湾区三种典型的民俗建筑，他们混杂在一起，但是各不影响。可以说西关大屋是岭南本土文化的代表，历史也最悠久，但是商业骑楼与沙面洋房并没有吸收它的建筑元素，而是自成风格；同样，荔湾区后世的民居也没有借鉴西方建筑元素，而是秉承西关民居的传统风格，只是繁简不一，又出现了近代的竹筒屋住宅等建筑形式。缺乏文化整合力造成岭南民俗世界的纷繁各异，使人宛如置身于“花花世界”之中。

三、岭南民俗文化评析

本文探讨的岭南概念，基于共同的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一词由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其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下层文化。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分分合合的政权更替，占据文化霸权、全面控制民众思想的儒家礼教和瘟疫、战争、旱涝等天灾****并没有给岭南地域造成多大

影响，岭南文化里的中原根基与底色与其说是通过精英阶层以政治话语方式由上而下传达，毋宁讲是由于岭南历史上四次大规模中原移民的到来，使中原文化由民间从下而上渗透到岭南文化中，并逐渐覆盖了基础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原文化辐射较弱，岭南民众的文化素质偏低；濒临大海和海岸线长的地理优势使岭南地域的经商之风非常浓厚，形成“重商轻文”的社会风气，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大传统话语在这种文化淡化的风气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岭南文化的精髓在民俗文化中体现得尤为全面。岭南民俗文化即是在南越土着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

1840年以后，岭南成为“西风东渐”的窗口，掀起近代爱国主义运动高潮，为岭南文化注入浓重的时代意义。尽管1840年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革开放后岭南地域民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岭南文化的精英层面获得彰显，但是真正体现岭南文化精神的仍是岭南民俗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不同时代场景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所指，使岭南民俗文化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求衡的发展张力。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岭南民俗文化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课题。一方面它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另一方面这种“感觉型”的文化太注重局部的、具体的即时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目光；热衷于事物表层的新奇而不关注深层的内涵；推崇个体的人性感受而忽略群体的集体规范，这造成了人们过多地注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短期经济目标，却忽

视长远的社会效益，在不断提高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建立和完善。因此现代岭南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多悖论，始终处于一种建设与解构的张力之中。岭南的辉煌由它们促成，岭南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它们的阻碍。近代，在政治上岭南一度领风气之先，当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后，岭南让位于中原；现代，在经济上岭南先走一步，当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北京、上海、山东、四川和国内其它地域的优势被开发出来后，岭南还有什么优势?作为全国经济发展先锋的广东省近来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靠发掘历史文物、保护民间故事就可以完成，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积淀在社会群体心里的集体无意识和他们的文化观念。

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思想文化与西方社会频繁互动的大趋势下，岭南民众更要具备批判意识，扬弃自身文化中直观、肤浅、保守的成分，代之以宏观、理性、国际化的视角，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