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_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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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

杜彬彬 编辑

摘要：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正是他们的探索使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伟人们对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成为首要面对的问题，对此，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做了各种尝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

第一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 年12 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 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 年 6 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

在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周恩来等同志及时觉察到这一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保证经济建设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1950 年 3 月,朱德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谈到,“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把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生产能力的工业化的国家。1952 年8 月,他在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到1956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

第二阶段：“大跃进”的三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 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 “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 月24 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世纪60 年代初，根据中央分工的需要，刘少奇长期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接触了大量的实际工作，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做出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经济建设要有多样性、灵活性，改革分配体制、打破铁饭碗，调整农村经营管理模式等等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纠正党的极“左”思潮，保障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第三阶段：60 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

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 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三五” 计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排除重重困难和阻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2年底，在贯彻以调整 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时,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应该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的观点。他说, 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 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 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 结果使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 造成严重浪费。全面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 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除1970 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经毛泽东同意，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开始后, 朱德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心情十分沉重,“现在群众已经站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这时,他仍然坚持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来抓,认为不能离开生产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针对“四人帮” 大肆散播反动理论,攻击抓生产、搞经济是“唯生产力论”的倒行逆施行为,朱德曾愤慨地指出:“别听他们'革命'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总之，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以及转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方向是正确的，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理论成果，自觉地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对于我们来说，不论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一笔珍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和研究。

参考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年

《党的文献》1989 年第4 期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陈云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6年版

《朱德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