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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达尔文主义
从达尔文的角度阅读古典文学能振兴文学研究吗？
歌咏特洛伊战争的叙事诗埃利奥特（The Iliad）之初始，带领希腊大军的阿加曼农国王（King Agamemnon）夺走阿奇里斯的奴隶女人布里塞伊斯（Briseis），国王是要告诉这位世界最伟大的战士他这么做是「让你知道我比你有权，并示范给其它人看，别对我恶言相向或公开挑战。」但文学家高兹夏尔（Jonathan Gottschall）认为，荷马史诗的真正焦点不是皇家权威而是皇室遗传。
高兹夏尔属于他们自称的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团队，以演化生物的概念以及科学的实证与量化方法，研究文学。高兹夏尔说，荷马史诗中的女人并非地位与荣耀的化身。实际上，故事中的男人所关心的是繁殖下代。每次荷马式的袭击都涉及杀男夺女。
他说，史诗中的残暴世界反映男人争夺少数的配偶以及可尽情拥有女人、奴隶与宫女的主权。他认为从荷马以降的文学撰述都能做出类似的分析。
是分析模型，也是使命运动
文学达尔文主义不仅是个分析模型，也是个使命运动，有意撼动文学评论。密苏里大学的卡洛尔（Joseph Carroll）说，文学理论该有个谈人性本质的理论，因为文学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影响。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说，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在评论者拆解分析内文时，人文学科否定了人性本质理论的需要，坚持研究内文就只要看内文就好了。要不，他们就陷在主观与社会性的人性本质理论。
例如受佛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乱伦的暗示。马克斯主义者找的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卡洛尔不信这套，他说：这些理论走到这个地步都有其真实性，但基本上都有瑕疵，它们都没有从人类演进的基本事实来论述。
文学达尔主义者相信，文学反映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要从动物性的关切角度如择偶、血亲关系、社会阶层，来读内文。这种科学的做法会遇上强烈反弹。纽奥良大学罗马语系专家伊丝特琳（Nancy Easterlin）说，在当代语言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起身骂我是原始法西斯主义者。伊丝特琳利用认知学的一些观点来分析渥兹渥斯（William Wordsworth）《前奏》（the Prelude）的母子关系。
然而潮流会改。英国作家麦克温（Ian McEwan）说，意识型态上的抗拒，正快速瓦解，现在谈到的一些事情在几年前会让人骂为纳粹份子。他所写的数本小说上采用了科学的观点。德州农工大学英语系最近新开了一门文学达尔文主义的课。此课的推手并为俄国文学专家的库克（Brett Cooke）说，这是第一个大学以此主题所开的课程。
从人到野兽
那么，从达尔文的眼光来读文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某个层面，会看来很明显。在最近出版的《包法利夫人的卵巢》（Madame Bovary's Ovaries）一书中，戴维与那尼尔．巴拉许（David and Nanelle Barash）认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女性择偶，会看出为什么这位知名奸妇偷情对象，个个比她那不起眼的丈夫出色也更有教养。
听来粗糙，但卡洛尔认为，此途径自有巧妙处。对珍妮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做达尔文式分析，他说，就能走出女人想从男人身上捞金的狭窄观点，并看出有多少动物性闗注事项，要经过人类行为、文化条件与个别差异这些弹性极大的框框架架所限制。
卡洛尔说，他读《傲慢与偏见》时，不是为了厘清哪些是生物的哪些是文化的；而是在阅读中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基本生物倾向的方式。小说中无人能摆脱择偶、地位与结合势力的问题。但书中人物又把这些利害关系与人的品质如智能、性情、道德与教养结合。高贵而浪漫的伊莉萨白班奈特（Elizabeth Bennett）与达西（Darcy）就结合得很好，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其它人物如伊莉萨白班奈特较喜气的母亲（虽然在嫁出女儿上，她进化得十分成功）就做不到。
浪漫喜剧利用的是观众乐于看到生殖策略受到奖励，悲剧则是诉诸不当行为的报应后果。高兹夏尔说，以非正常行为当主题的故事，如美狄亚（Medea）杀了她的孩子，自会遭到观众的反击，因为观众知道人的行为不当如此。
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喜欢只照所谓的普世人性本质行事。纽约宾汉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生物学家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说，他对进化的心理学又爱又恨，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有趣，但它限制了文化与其它开放式的程序。威尔森与高兹夏尔同为近期出版的《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一书的编辑，书中收集了文学达尔主义的文章。但威尔森补充说明，文学是人类行为丰富的资料来源，是人种的自然史。
麦克温说，凡能唤醒文学研究，并将它带到所有文学共通之人性本质的观点，就是件好事。他的一次演讲内容被收入《文学动物》。他说，文学评论式微的方式，颇为可悲；他很少读文学理论，尤其是霸占学术界几十年的那种，充斥着荒谬与伪科学。
但即便文学理论开始不那么反对演化理论，但对达尔主义其它的主要议题如量化研究的方法，恐怕会更加排斥。威尔森说文学圈的人怕量化远超过怕演化。高兹夏尔表示同意说，所有文学学者都自认是数学盲。通俗故事
高兹夏尔分析了一个有着全球各地民间故事的数据库，以检验一个概念，那就是豪杰英雄拯救美丽公主为题的故事，并非如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论调，是欧洲社会家父长制特有的产物。他发现世界各地的流行民间故事，都有位勇士娶了美丽女主角，之后快乐过生活。
高兹夏尔与卡洛尔与心理学家合作，正在分析从在线取得的人们对十九世纪小说人物反应的问卷调查数据库，他们想要了解，他们的研究与演化心理学界定的人格分类与目标相比，会得出什么结果。
高兹夏尔说，借用科学方法，文学学者可以明白故事「真的」在说什么，不是从其最终或隐喻的意义，而是从各种人都以同样方式解释这层意义来看。他说，如果文学学术要创造可测试、经得起考验的知识，并防止论述被文字犀利记忆超强的人垄断，必须采此途径。
英国克里大学（Keele University）维多利亚散文专家亚米格尼（David Amigoni）同意，以达尔文观解释有其价值，就像阅读达尔文。但他坚持这种见解与阅读反复无常。文学评论家想做的不是证明真理。他们想找的是意义的模式，而不是提出一个生命的贯穿理论。他不认为图表与统计能说出文学什么。对多数的文学评论家来说，强调一堆硬数据也许有点奇怪。他担心数字得出的什么东西，未能真正代表文学价值。
虽然高兹夏尔想跨出文学评价，或是传统的文学评论框框。文学学者的理论或许借用了其它学科的知识，但他们也将之向外拓展，以理论架构分析诸如哲学、科学、历史和性别政治。最后是被社会广泛支持的人性本质理论，会影响该社会如何来相信人对环境的反应，以及该受到什么待遇。高兹夏尔说，文学学者不全然无害，如果我们弄错了就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