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_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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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吴光教授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的演讲

稿件来源：2011年5月15日解放日报第八版

思想者小传

吴光 1944年10月生，浙江淳安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教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198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先后应邀到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访问和讲学。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儒学、道家、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儒家哲学片论》、《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古书考辨集》等多部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主编《黄宗羲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等多卷本古籍。

从“花果飘零”到正在复兴

儒学的复兴是跟我们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地位正在崛起，在这个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世界对话？还是要拿中华文化与人交流。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背景。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形势和未来的展望”，这是我对儒学研究的一些最新的心得体会。

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批判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1988年，我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研究时参加了一个儒学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当时连他都悲叹：“现在是„儒门淡薄，花果飘零‟”。余英时先生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说儒学现在是一个游魂，东游西荡，没有一个附着的制度和实体。有一些反对儒学的学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比如林毓生教授，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在会上也提出了对儒学的一个全面批判。

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现在儒学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很多地方都竖起了孔子像，有人说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认可。还有一个事实是，全球现在有400多所孔子学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稍后我还会讲其他很多的表现。儒学的复兴是跟我们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如果说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现在就是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是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与国际上的交流，尤其是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的密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对话？还是要拿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中华文化去跟别人对话。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背景。

与儒学复兴有关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国学热”，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我们浙江省儒学协会成立之后，有不少农民要来参加我们的学会，要我们给他们讲《三字经》《弟子规》，积极性比一些学者、教授都要高。至于国学到底是什么，他们其实并不大清楚，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认同感，有一种亲和感。这些都说明，跟当年“花果飘零”的局面相比，儒学复兴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了。

儒学热的十大标志

台湾有一位教授，20多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刚开始推广儿童读经，很不起眼，但是现在我们到处都在请这位教授去讲儿童读经的经验。

我总结出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

第一，国内外以儒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连绵不断、影响深远。有人统计说，从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来以儒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200多次。我们浙江省光是我组织、我当会议秘书长的儒学研讨会就有好几次，比如2004年当代儒学国际研讨会和黄宗羲国际学术会议，这些还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国际会议。

第二，以儒学为主旨成立的协会、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心等遍布全国。其中有些是高等学校的儒学研究院，比如山东大学成立了一个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是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北京大学也成立了儒学高等研究院，由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担任院长。其他更多的是像儒学协会这样的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它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召开过很多次学术会议和儒学高峰论坛，另外还有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中国孔子基金会以及陆续创建起来的各省的儒学协会。

第三，各种名目的儒学论坛和国学讲坛风起云涌。现在最著名的《百家讲坛》里面就讲了很多儒学，比如最近浙大的董平教授就在讲王阳明。浙江省儒学协会成立后，我们跟浙江省图书馆合办了一个讲坛，其中有一个系列就是儒学、国学和浙学研究系列讲座。

第四，孔子学院遍布世界。我前年到秘鲁和智利去访问。秘鲁是一个小国，人口大概只有2000多万，他们居然在筹备4所孔子学院，我感到很奇怪。他们就告诉我，秘鲁的华人相当多，至少有100多万，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人才，是他们在推动政府、社区、街道、大学来建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一开始是我们国家汉办为了推广汉语在国外设立的，最早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汉语教学，并没有想要输出中国文化。可是外国人想通过这个来了解中国文化，他想知道孔子到底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可以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长盛不衰？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他们都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原因。但现在我们也认识到，推广儒家文化并不是输出价值观，通过孔子学院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第五，民间修复孔庙、文庙，办孔子学堂，祭孔等行动蔚然成风。远的不说，我们就看一下浙江，衢州有一个孔子南宗的家庙，这个家庙每年都举办祭孔仪式。杭州的孔庙现在也开始举办祭孔仪式。温州、桐乡等很多地方原来都有孔庙（有的地方叫文庙），过去都给毁了，现在慢慢地也开始修复起来了。有的地方还兴办孔子学堂，比如萧山东方文化园就有一个孔子学堂，还有些大学里面也设有孔子学堂，有些还是大学生自己创办的。

第六，儒家铜像的竖立也标志着儒学现象的普及。有一位儒商拿出了几个亿在全国竖了几十个孔子铜像，我们余姚的王阳明铜像就是这位老先生捐助的，人民大学的孔子铜像也是他捐的。

第七，成人和儿童的读经活动普遍开展，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童学馆，开展儿童读经的活动。台湾有一位朋友叫王财贵，是一位教授，20多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刚开始推广儿童读经，很不起眼，但是现在我们到处都在请这位教授去讲儿童读经的经验。至于学者们就更不用说了，最近山东就建了两个书院，一个是纯民间的，叫 “尼山圣源书院”；一个是官方支持的，叫“尼山论坛”。

第八，儒学论文、专著还有系列丛书、杂志、期刊等大量出版。我自己就组织过很多古籍整理工作，很多地方比我组织的还要大，比如说北京大学组织的“儒藏”就是一个大工程。四川大学也组织了“儒藏”工程，现在人民大学也搞“儒藏”工程。

第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开始对儒学研究课题、祭孔活动以及儒学的弘道活动等，都采取一定的支持和参与态度。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儒学，但是现在各级政府也感到弘扬传统的必要性，因此他们也开始自觉地支持和参与儒学复兴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最后一个标志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元素日益增多。有一些儒学元素是在无形中增加进来的，比如说，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就是在汉代提出的，汉代浙江的学者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实事嫉妄”的观念，他的师弟班固在《汉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后来王船山、曾国藩都非常重视，之后又影响到毛泽东。所以，是毛泽东最早把实事求是融入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系统里面去的，他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实事求是的解说。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就是去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后来提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这些理念，原本都是儒家的重要命题。这是儒家的元素融化到到了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了。我曾经分析过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我认为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的一个现代扩充版。比如说，“为人民服务”，那就是以人为本，“仁”；“遵纪守法”古代叫“礼”；“尊重科学”那是“智”；“诚实守信”那就是“信”；“义”就是公平正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也是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里面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也好，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好，有许多地方都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现当代儒学的几种形态

新儒家大致有三个学派：一派以熊十力、贺麟先生为代表的新心学；一派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还有一派是以马一浮先生为代表的新经学。这三个学派有个共同的弊端，就是缺少一个走向社会、普及推广的机制。所以是精英的儒学，而不是大众的儒学。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现当代儒学的几种形态。这个是比较理论化的问题。概括来讲，现当代儒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维新运动，当时康有为这些人就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儒家思想，要综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们提出了一个“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代表作品是谭嗣同的《仁学》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这是儒家文化的近代转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人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全面的反省和批判，当时的潮流是提倡 “民主”“科学”，当时有一些人是批判传统文化的，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再后来还有一些人甚至要把孔夫子和儒家文化也一并打倒。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坚持儒家思想的人，他们反思儒家文化，认为儒家要走向现代就必须进行改造，加以重新诠释，这就是新儒学。

上世纪20年代，思想界还进行了一场“科玄大论战”，新儒家就是在这个论战中形成的。新儒家大致有这么三派：一派以熊十力、贺麟先生为代表的新心学；一派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我自己还总结了另外一派叫新经学，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浙江的学者马一浮先生。这三个学派有个共同的弊端，他们都是精英阶层的学问，是“书斋中的学问”，因此缺少一个走向社会、普及推广的机制。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属于精英的儒学，不是大众的儒学。

当代新儒家比较著名的是蒋庆，他的思想倾向于新儒教，他认为儒学要成为一种宗教、一种国教才可能行之久远，因此他的儒学也是政治儒学。蒋庆还作出了具体的政治设计：分别设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庶民院”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通儒院”是儒家人物来推举的，“国体院”则是历代的贵族，包括圣人的后裔组成的。我认为在多元文化并进的现代社会这是不现实的，是一个乌托邦的空想。

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实际上，儒学本来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儒学，但是我们平时缺乏对它的认识，现在我们要把它提高到理性的高度重新提升对它的认识。

总的来说，现当代儒学的这几种形态各有利弊，它们都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那么，放眼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会是什么？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写过一篇《21世纪儒家文化的定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21世纪有两个潮流：一个是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经济的，也是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另外一个是价值观念趋同化，随着文化交流的频密，大家在价值观念上也越来越趋同，我们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也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那么，在新的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应该如何面向大众、面向生活？我认为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个是生活儒学，简单讲就是面向生活实践的儒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台湾访学时，台湾的林安梧教授就提出过“生活儒学”的概念，生活儒学的另外一个代表是龚鹏程教授，他专门写了好几本书，从面向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解说儒学。但是龚鹏程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一项工作是由我们大陆的学者黄玉顺完成的，他写了一本书叫《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里面阐释了面向现代生活实践去重建儒学价值观的儒学存在主义论。“生活儒学”主要面向的是现代生活的实践语境，它是一种秉承多元文化观的关于实践的理论，我认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实践中，它必然会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和欢迎。

第二个是新仁学的发展方向。很少有人提到“新仁学”，其实从孔子开始儒家学说就可以概括为“仁本礼用”，“仁”是孔子学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仁学”是儒学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新儒家过去过多地讲“心性之学”，反而忽视了“仁”的地位，因此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新仁学”的概念。而我自己则进一步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我把儒学定位为一种东方型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跟西方人文主义以人权作为核心概念不同，我们是以道德，特别是“仁”，作为核心概念的。那么，它的文化观是什么？我把它总结为16个字——“一元主导，多元辅补，汇通古今，兼容中西”，这其实不仅是一种文化观，也是一种发展观，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观。

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是有民主思想的，比如说孟子就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明清时候的一批思想家比如黄宗羲也提出过一个“天下为本，君为客”的思想。这里的“天下”指的是人民，人民为主，“君”是老百姓帮你请来，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个客体，不是主体。所以这与传统的民本思想有一个性质的不同，这是阐述比较全面的民主思想。因此可以说，民主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是存在的，只是还不够系统化。

民主仁学的四项模式是 “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民主仁爱是一个核心的价值观，礼法科技既包括法制，也包括道德教育，还有包括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仁爱、民主、礼法、科技”是 “民主仁学”的四要素。这是一种既注重道德实践，又注重社会实践和历史进步的新儒学。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道五德论”，我认为儒家的“道”“德”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体和用的关系：“道”的根本是“德”，“德”所以得之“道”，“道”的根本之德就是“仁道”，就是要树立一个“仁”的价值观念。孟子讲人跟禽兽相比差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在哪里？就是人是有道德的，是讲正义的，而禽兽是不讲道德和正义的。荀子讲过“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声有气有知无义，人有声有气有知有义”。所以人为天下最贵，是因为他是讲道义的。

“一道五德论”是在对历代价值观的演变进行总结后提出的。孔子讲了20多个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中最核心的是“仁”。到了孙中山这里，他提出八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八德里面其实也是“仁”是最根本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表述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我把它概括为“一道五德”，这个道就是“仁道”，“五德”是“义、礼、信、和、敬”。“义”是指合适、恰当、公平、正义；“礼”就是礼仪制度；“信”是讲诚信，守诚信就是要实事求是；“和”是和谐，君子和而不同；“敬”则是为了克服我们多年来因为批判传统文化而缺乏“孝”和“敬”的礼仪、道理而提出来的。

实际上，儒学本来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儒学，但是我们平时缺乏对它的认识，现在我们要把它提高到理性的高度重新加以认识。“民主仁学”的概念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它的定位是道德人文主义，它的文化观是多元的，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是 “一道五德”的价值观，这些就是其基本要素。

总的来说，儒学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教化民众，只有弘扬民主才能够立足于现代。如果离开了生活，离开了民主，那么儒学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惠春寿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