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案例分析_法理学案例分析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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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案例分析
四川的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抚养义务。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照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义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本案的判决一方面获得了当地民众和一些学者的支持，；另外很多法律界人士却认为这是道德与法和情与法的一次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起错案。并认为在有具体的实体法规则——《继承法》可依的情况下再依据法律原则，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先来看下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诸要素中，与法律原则相比，法律规则具有三大特点：①微观的指导性，即在规则所覆盖的相对有限的事实范围内，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②可操作性较强，只要一个具体案件符合规则设定的事实状态，执法人员可直接适用该规则，一般公民也较容易地依据规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③确定性程度较高，与原则相比，法律规则的确定性程度要高得多，这个确定性包括它的内容相对明确与恒定，它的效力也较为清楚明确。
法律原则的作用是法律规则所不能替代的，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①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或出发点，对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法律规则也有指导意义。②直接作为审判的依据。许多法律原则可直接作为断案依据，这些原则的作用与规则无异。③法律原则可以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以纠正严格执行实在法可能带来的不公。当某一案件的特殊事实导致适用原有规则不公正时，法律原则可作为断案依据。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为法律的要素，两者有共性，在规则与原则有一个边缘地带，甚至有些法律要素究竟属于规则还是原则是难以定位的。不过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还是明显的：①在对事及人的覆盖面上，法律原则较宽，法律规则较窄，即法律原则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某一法律原则常常成为一群规则的基础。②在变化的速率方面，法律原则有较强的稳定性。法律原则通常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不会轻易改变，相比之下，法律规则的改变要容易得多。③在是否适用的确定性方面，原则较为模糊，而规则较为明确；当原则与原则、规则与规则相互冲突时，选择的方法也不同。冲突的规则的适用常常是要么无效，要么有效，确定相互冲突的原则的适用时，常常要对冲突的原则所代表的利益做出权衡，相互冲突的原则必须衡量或平衡，某些原则比其他原则具有较大的“分量”。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本案是一起遗嘱遗赠纠纷，应该适用《继承法》。从政已经证明了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从而现行《继承法》的条文中，确实看不到禁止“第三者”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人接受遗赠的内容和规则。《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送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从而确认了遗赠的合法性；第19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明确规定了遗嘱遗赠限制的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剥夺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产份额的情况下，遗赠才可以受到限制（撤销、宣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由此，很多法学家们解释说，立法者的原意是最大限度地重当事人也就是立遗嘱人的意思自治，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情况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为其为合法有效。这种严格依据法律规范的解释对法官来说也是一种分校最小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作出这种选择，这样，即使判决原告胜诉，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一起错案。然而在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样判决引起人们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现行的《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是肯定了“包二奶”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合法婚姻家庭的侵害，并承认了他们可以从这种违法行为中获益。这种结果不仅违背了《婚姻法》的原则和规定，而且和公序良俗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是显而易见的。
《民法通则》是《继承法》的基本渊源和上位法。继承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是必须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统辖，这是确定无疑的。民法基本原则应该贯穿在一切民事法律规范和制度中，继承法的具体规定可以与其他民事制度以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却不能与《民法通则》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这是由法律渊源所决定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要件之三：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包括：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获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并建立了对无效或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救济措施。这些原则和内容在其他民事法规中无一例外的加以体现。例如《合同法》等。再者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里的婚姻无疑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渊源。在这里，如果根据对《继承法》的机械适用，破坏合法婚姻家庭的当事人不仅不会得到法律的谴责和制裁，反而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并由此获得利益，这显然是违反立法者意图和法律的目的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现行的《继承法》的许多条文已经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与《婚姻法》乃至《民法通则》和《宪法》的原则都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在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例如，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后，《继承法》的许多规定都已经落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于狭小，在当事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私人的财产可能被收归国有而不能由他的其他亲属继承。由此可见，《继承法》的一些条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规则和规则之间出现了漏洞。
因此可见，单纯地适用法律规范是不行的。当由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和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当法律规范的规定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应该适用的是法律原则。因为原则的抽象性、高度适应性和概括性使得它在适用的过程中具有长时间的韧性。在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适用的是对法律体系全局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原则。
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对长春亚泰足球队进行了处理，剥夺其甲A的升级资格，该队最后一轮甲B联赛的上场队员被禁赛一年，主教练被禁止担任教练1年。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队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管理。
问题：作为行业协会的中国足球协会对本案是否有执法权？为什么？
某县县委书记杜某为官清廉，受当地群众信赖。一次，当地群众举报，该县法院审判的某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案件不公正。杜某便亲自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确实发现该案件的处理上有悖于法律规定。于是他便找来法院有关人员进行谈话，通知该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进行再审。法院在接到通知后迅速再审，使得冤案得以昭雪。杜某因此也大受舆论赞扬。
相关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判，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提交该审判委员会再审。
问题：该县委书记的做法是否合法？试结合“司法原则”进行评析。
答案
马某与赵某系生意上的朋友。2002年7月8日，两人在饭店喝酒，马某说起现在生意难做，不讲信义的人越来越多。赵某随声附和。一向爱开玩笑的马某说：老兄，凭咱们的关系，我就给你张借条玩玩都放心。马某随即写了今借赵某人民币6 000元的字条，签署自己的姓名后放在饭桌上。不料，几日后，马某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方知赵某竟以该借条为据将他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偿还借款6 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
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问题：该案的主审法官的做法是否正确？试分析该案主要涉及的司法原则。（根据考研试题改编）
本案中的中国足球协会对本案有执法权。该案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足协的性质主要是行业协会而不是行政机关，中国足协的行为主要是根据国际足联和自己的章程作出的，那么，中国足协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侵犯相对人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司法审查的对象。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机关或组织作出的管理行为是否也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但是，从行政法法理以及实践来看，不具有行政机关身份的组织由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也可以称为行政管理者，从而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本案中的中国足协，虽然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不享有一般行政管理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已经有相关规定授权：“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从法理上讲，中国足协属于受到法律授权的社团组织，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由此带来的损害后果，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
本案还折射出国家权力干预与市民社会自治的关系问题。中国足协属于行业自律组织，有权根据章程的规定作出处罚行为。但是，作为自律产物的足协章程同样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行业协会开展活动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公共行政演进过程中，原来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域，逐步让位于一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去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协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更不意味着它们与相对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仍然属于行政主体所为，仍有执法权。从法理上讲，部分公共事务由社会组织承担由其管理后，这些自治组织仍没有脱离国家的监控和授权，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尊重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将具体事务的处理让于该组织；另一方面，针对一些重要的管理行为，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在任何时候，行业组织的管理权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且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规定。
该县委书记的做法，虽然用意是好的，并且取得了好的结果；但是，严格从法治原则对司法的要求来看，他的做法不合法，违反了司法独立原则。因为：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这依然成为一条根本法上的原则。
（2）司法独立原则的内涵主要包括：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
（3）在该案中，该县委书记和有关法院谈话、并且通知法院再审，这不仅干涉了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而且，该县委书记变相地行使了司法权，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另外，法院的立场也不够坚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判，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提交该审判委员会再审。这条法律规定表明，对错判的判决、裁定等进行再审的提起主体是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县委书记没有这项权力。
（4）该案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在实践上区分党的监督和党的干涉？党的领导是宪法原则，任何机关都要接受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应该仅仅限于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决不能由地方党委代替司法机关审批具体案件。该案中的县委书记恰恰是代替司法机关审批具体案件。
该案的主审法官的做法是正确的。该案主要涉及到的司法原则是法治原则，同时也涉及司法的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具体来说：
（1）司法的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可简单概括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是指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的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由于“证据”在获取、保存、复现等环节可能会出现与原来事实不相符的情况，司法中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法律推定的事实，这时，法院只能依据以上获得法律事实进行裁判。在该案中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法官依据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所谓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司法机关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尺度和标准。该案中，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官在证据认定上的权限和程序，该法官支持赵某的请求，可以说体现了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2）该案还蕴含了司法的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法律如何保障自由的实现？
法律保证自由实现的方式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法律保障自由的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实质是将自由法律化为法律自由。法律规范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为每一个人及整个社会活动提供基本方案。在法律调整中，权利规范确认和描述了主体的自由及范围；义务中的禁止表达了对他人自由不得妨碍的要求；义务中积极作为的规定，对应了权利人自由的要求，即通过作为方式构成权利人自由实现的条件。由此，法律为每一社会活动主体划分出了自由的范围，确定了主体间在自由行动中的相互关系。在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设定中，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自由的选择和安排，而且包含着对各种自由实现方式的选择和安排。比如，法律上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都是对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自由的确认。又如，法律上对公民在参加选举中提名方式、投票方式的安排，对经济活动中开办企业的基本条件、过程的安排，等等，都是对自由实现方式的设定。权利义务包含着自由实现方式的设定。这些设定，为每一社会活动主体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基本方案，为自由的享受提供了前提。
第二，将责任与自由联结。在社会活动中，自由是可能被滥用的，自由的主体可能滥用自由进而损害他人的自由及其他利益。法律防止这种可能性的重要手段就是设定法律责任，以此向社会表明滥用自由将承担的不利后果，责任的实现将伴随着由国家实施的法律制裁。这是一种实体法上的保护手段，它加强了对权利义务所设定的自由活动方案的保护。
第三，设置国家权力及正当程序以提供救济。当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受到侵害，不可能也不能由各主体自行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各主体自行实施法律必将造成对自由更大的侵害。因此，确定违法者责任和对其实施法律制裁应当是一种国家权力，需要由专门国家机构运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说，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当国家通过法律将一种自由确认为法律权利后，即意味着国家承担了保护的责任，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对受害者提供救济，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因此，国家在通过法律确认权利时，必须同时通过法律设定专门实施法律救济的机构及职权，并设定救济的正当程序。这种设置具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保证有专门的机构和权力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恢复被损害的自由；另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而威胁和侵害社会自由，给个人和社会组织造成危害。对于后一意义历来是许多学者所强调的，因为国家滥用权力对自由所造成的危害之烈，通常要远甚于个人滥用权利，且更难寻求救济。
28岁的甘肃打工者王斌余，因急需钱给父亲治病，并且自己因身体原因不想继续打工，和弟弟一起准备向包工头吴新国处要回当年的工钱。2005年5月11日晚，兄弟俩到吴新国住处讨要工资时，吴新国一直没有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他俩走。吴华骂哥俩像条狗，用拳头打王斌余，还用脚踢他。苏氏父子也对兄弟二人连踢带打。“为什么我活着总是让人欺负？!”愤怒的王斌余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新国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最终酿成四死一伤的惨案。王斌余杀了人后没有逃跑，而是投案自首。“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自己的所为，王斌余没有后悔，“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
（案例来源http://news．sohu．com/20050905/n226867603．shtml）
问题：民工王斌余只是想要讨回工钱，找回属于自己的“正义”，但却酿成了重大血案，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制裁。在这起案件中，法律和正义冲突了吗？为什么？
（1）尽管本案中王斌余的遭遇让人同情，但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法律与正义并没有冲突，毕竟在我国不存在严重缺乏“正当性”的恶法去阻碍正义的实现。只不过在涉及王斌余的分配正义的实现受阻时，王斌余采取了自力救济，而未拿起法律的武器予以抗争。而他自力救济的结果是又破坏了关涉他人的分配的正义，从而唤起了校正正义的实现。这种校正正义的实现也就意味着他将承受法律的制裁，从而为自己的不理智付出代价，尽管他可能深藏着很多苦衷。
（2）在法律生活中正义有积极的评价和推动作用，而法又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实现正义。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需要人去执行，也许这个执行过程并未创建一个通畅便捷的运行正义之路。这虽然是一个个案，却仍然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是社会治理在某一方面机能失调、制度调节失效的一个表征，也见证出世道人心，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警醒。王斌余并不是完全缺乏法律意识，他在“自白”中谈到，他找过劳动部门，也找过法院，但却都没有为他解决难题，最后导致他在非理智念头下自行正义。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如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高效的履行它们的职能，也许王斌余案这样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3）可见，国家一定要努力通过法治的轨道来解决问题，通过法律来关怀和救济“穷民而无告者”，通过法律来援助和支持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来运行和实现正义。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真正帮助千百万个“王斌余”，使他们不再出现他那样的悲剧；也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为建设一个真正合作与和谐的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1）2003年3月17日，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外来工，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60多个小时之后，非正常死亡。这起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反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都先后作出批示，要求依法彻查此案，严惩凶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都先后作了报道。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沈岿等5位法律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孙志刚案成立特别调查组，同时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在这5位法律学者之前，还有许志永、俞江、滕彪等3位青年法学博士在5月16日，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
（2）2005年9月11日太石村村民合法罢免现任村委会主任的要求已获得番禺政府同意之后，9月12日，政府突然又派出近千名警察进入太石村“维持秩序”。《番禺日报》9月1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依法办事，从我做起》，援引《信访条例》第18条为此举提供理由，强调上访人数不应超过五人，而“太石村动辄数十人上访的本身，已经违反了有关法规”。“只有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发展……”
问题：由以上案例谈我国法的评价标准系统。
法的评价标准就是在法律上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准则。它主要是用来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价值确认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样的要求、期待、行为或利益是正当的，是值得肯定和保护的，并根据每种价值的大小来确定其在价值体系中的位阶；第二类问题是价值平衡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寻求各种价值得以共存的条件，并在两种价值发生冲突不可得兼得时确定如何取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应当坚持下述评价标准或准则。
第一，生产力标准。一种行为是应予保护还是应予废止，一项具体的法律措施是应予肯定还是应予否定，首先要根据其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定。
第二，人道主义标准。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当它有助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时，才是有价值的。以任何借口去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都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所允许的。
第三，现实主义原则。对法律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而不能从脱离现实的“美妙理想”出发。
第四，历史主义原则。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法律现象进行价值评价时，必须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即要站在历史发生的“当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而不是站在“现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史。
前两条原则是实质性原则，后两条原则是程序性原则。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并非像几何定理那样简单，只有通过深入的社会实践才能学会准确而灵活地运用它们进行价值评价。
张某和王某于2000年在双方的户口所在地的某市甲镇登记结婚，后因夫妻关系不和睦协议离婚，并就共同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2002年6月，两人通过熟人到某市乙镇人民政府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03年3月，张某车祸死亡。同年5月，乙镇人民政府收到某律师的意见书，认为乙镇政府对张某、王某的离婚登记行为属越权行政，应当予以纠正。乙镇政府于5月9日作出撤销张某与王某离婚登记行为的决定。王某不服，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认为乙镇非任一方户口所在地，乙镇发放离婚证书属于行政越权行为，乙镇自行撤销行为并无不当，故维持了乙镇政府的行政行为。王某不服行政复议，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乙镇政府作出的撤销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受理后认为乙镇政府行为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问题：谈谈法律推理在本案中的运用并评析法院的判决结果
法律推理是法律人将形式逻辑运用于处理案件过程的思维形式。法律推理贯穿于法律实施的整个过程。
（1）本案存在三个法律推理：一是从乙镇人民政府在撤销自己的行政行为过程中，根据行政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其权限内行使权力。乙镇政府在认识到自己行政行为越权后，即作出了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此法律推理中，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大前提是行政法律规范。第二个法律推理是原告王某认为其与张某在离婚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对财产和子女抚养上亦不存在争议，且办理了登记。因此，其离婚的民事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故认为乙镇政府的撤销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在此推理中，王某适用的是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但不符合其中规定的离婚的形式要件）。第三个推理就是法官在处理该案件中运用的法律推理。遗憾的是，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解决前两个三段论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2）法律推理是在法律争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是一种寻求正当性证明的推理。而且，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推理和法官的推理究竟何者具有权威性，并不是以其身份来划定，而是看其推理是否有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理性、逻辑地而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有时需要对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作出权衡。本案中，面对张某和王某仅是离婚登记主体错误，而各种实体要件均都具备，并且考虑到婚姻关系的不可逆转性和撤销婚姻的法定性、限定性，是不宜简单用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的。法官应该也可以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本案。
（1）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为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各级各类公共卫生机构职责分工，实施问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卫生部组建了疾病控制局和卫生监督局，负责推进依法行政，加强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职业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监督执法，以维护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2）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平安浙江‟建设。”
问题：从以上案例谈法维护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法律从以下方面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第一，确定权利义务界限，避免纠纷。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资源之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纠纷冲突的重要原因，而法律则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将有限的资源按规模的标准在社会成员之中分配，以定分止争。法律一般以三种形式划定权利义务的界限，一是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之以明确的内容。二是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些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并确定具体内容。三是法律设立了权威解释制度。针对一些权利义务模糊之处，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进行解释或加以推定，弥补社会生活秩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破绽。
第二，以文明的手段解决纠纷。纠纷是难以避免的。鉴于此，社会秩序的建立还必须辅之以解决纠纷的手段，而法则是文明社会里解决纠纷的最重要手段。
国家产生以后，为了避免在相互循环的暴力冲突中造成人身与财产的无谓毁损和社会秩序的动荡，法律逐步以公力救济手段取代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私人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指司法救济。在现代国家里，私人可以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与对方平等辩论，澄清事实，得到依法做出的裁判，使冲突和纠纷得到缓和和解决。
第三，对社会基本安全加以特殊维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等属于社会基本安全，它们是人类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最起码条件。此种条件若不能维持，则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将被打破，社会将陷于一片混乱，一切秩序都将不复存在了。所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对社会基本安全加以特殊的维护。这种法律中最典型的部分即刑法。
（1）二战后，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加强了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救济，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
（2）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在《论人道干涉》中认为：
“认为每一次干预都仅仅是被隐藏在愤世嫉俗的慷慨言辞下秘而不宣的动机所支配，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不错，这些干预从来不是出于绝对无私的理由，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由于这些干预是因为保护基督徒而采取的，所以它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事实。然而一些干预也符合了、至少部分符合单纯的人道信念，它们扎根于19世纪广泛认同的思想意识领域，这种定型的思想意识以人道价值为中心，这也是当时所谓的„文明国家‟观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问题：从以上案例谈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二战后，鉴于纳粹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侵害各国人民人权的暴行，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救济。一个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由80多种人权法律文件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国际人权法大体包括以下四类：第一，人权宪章类，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防止和反对种族歧视类，如《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三，特殊主体（社会弱者）人权保护类，其中包括对妇女权利、儿童权利、难民和无国籍人员的国际保护；第四，战时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类，如《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保护和救济制度，就现在的状况来说，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由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意味着承担了保护人权（既包括本国人权主体的人权，也包括非本国人权主体的人权）的国际义务；二是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机构担负起调查、监督人权问题及其解决情况的职责。
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是必要的。对于粗暴侵犯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都应进行干预与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必须指出，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同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是一致的，在正确认识与处理两者的关系时，一方面要抵制和反对“人权无国界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另一方面，也应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对于危害人类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与自由，已构成国际罪行的行为，国际社会应进行干预与制止。同时，对于人权公约缔约国来说，也应按其所缔结的人权公约的规定，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
我们要把握问题的实质，从有利于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高度去正确认识与处理，从有利于当前反对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大局去认识。
（1）从这个案例以及诸多与之类似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1979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达到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一些穷人仍然居住在贫民窟中甚至根本无房可居，不少人有病看不起，子女上不起学，这使得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目的产生怀疑。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弱势群体尽管人数很多，但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代言人，其自身利益受到强势阶层侵害时，往往束手无策。长此下去，在他们心中就会积淀“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少数激进分子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形成社会*源。目前，“三农”、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和这些群体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进而造成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话语权有关。由于弱势群体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通，不得不采取施压型群体行动（例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来宣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诉求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
（2）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用法律语言表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以人权为本。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和主体地位，切实感受到自己是人，有做人的权利，才能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才能满腔热情、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工作和创造，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当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弱者的权利保护。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弱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弱势群体，例如，国企下岗职工、城镇农民工、失业或待业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处于弱势地位或不利状态的人。如何对待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当我们把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时，就会倍加关注和重视他们的处境，增强改善他们处境的法律意识和宪法责任。在宪法面前，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权，不仅是我们应有的道德关怀和福利救济，更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肩负的宪法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现在还不重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到头来就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要用更大的代价去平息*和反社会的*。
甲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党委和政府要求当地司法机关要切实为外商办实事，净化投资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后有一德国商人来该地洽谈合作项目，但入住宾馆后不久行李被盗。书记、市长严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倾巢出动，设卡排查，第二天就将小偷抓获。
书记、市长当即批示司法机关一定要严惩这个小偷。后书记、市长亲自登门将行李送还德国商人，并表示一定会对小偷严惩不贷。但之后这个外商却中止了投资谈判并离开了当地。（根据司考试题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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