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菜贱伤农”_菜贱伤农和菜贱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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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菜贱伤农”问题的思考

0912093 王东莹

2011你年四月份，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依然高居5%以上，吃喝穿用都在涨价；但同时全国各地露天蔬菜市场价格普遍出现下跌，部分地区卷心菜、大白菜价格甚至跌破农民收菜的成本，各地不同程度出现蔬菜滞销现象；各地普遍陷入了“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怪圈。

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针对这一现象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是物流成本过高。当前国内蔬菜的物流成本已经占到了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国内物流成本占GDP的21.3%，而美国物流成本占GDP大概10%左右。菜农多分布在偏远、交通设施不完备的地方，而国内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物流管理体系，导致农民和收购商、消费者沟通成本高。

但是，单靠打压物流公司，对物流公司收费限价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对物流公司进行限价，他们很可能不做长途或者偏远地区的生意，对处于中西部贫困的菜农反而有害无益，而且价格的降低可能会毁了这个发展的非常快的行业。事实上，现在很多物流公司利润都很低，很多都是要靠超载才能维持成本的。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政府更多的应该是扶持物流公司，增强政府管理，加大信息改革，制定有效的措施帮助物流公司降低运营成本，在全国建立畅通的物流通道，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其次是信息流通问题。由于信息渠道的不通畅，菜农并不了解市场上需要何种蔬菜，因此多数菜农只能根据上一季的销售情况，来决定种植何种蔬菜，这导致菜农往往一窝蜂地种植同一品种的蔬菜，使得“大小年效应”愈发明显。针对这一现象，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使田头和市场的信息能有效流通，帮助菜农了解市场需求，合理安排蔬菜种植，保证市场上供需平衡，避免供过于求，菜价下降。

另外，蔬菜销售供应链过长，中间商过多推高了城里人买菜的价格，从而减少了市场需求；但是农民信息滞后，和消费者建立直接的买卖关系极其困难，只有外地的客商贩子来本地大批量贩卖，才能确保蔬菜能快速卖出去并卖个好价钱，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帮助菜农建立合作社等组织，完善信息交流平台，跨过中间厂商，菜农直接和终端厂商或者消费者联系，直接面向市场。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农会的经验，在还没有实行规模化经营的情况下寻找一条由“小农制”到“大农制”之路、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农会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根据农会法，农会分为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三级，分别接受同级相应农政部门的指导；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和管理，强调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增强，还包括农民政治地位和权益的保护等。在台湾的超市，顾客仅凭农产品包装上的条形码，比如一个蔬菜包装袋，就能查询出，这是台湾哪个农会、哪个农户，甚至哪块儿茶田地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农会高质量的信誉保证了食品安全，并且由于农会是公益法人，它还帮助农民组织起了具有小型公司性质的产销班，其运作实现了“农超对接”，农民和市民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总之，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平等。

因此，我们的政府有必要建立农业合作社之类的组织，推动农业合作社的合法性，农民之间进行联合，改善他们的弱视地位；同时对农民进行引导，提供农业培训，改善种植结构，优化品种等，还可以加强质量监督，也有利于食品安全。

除此之外，实行农超对接，也是节省运输费用，降低物价的一个有效途径。天津市目前在小范围已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2011年5月29日，市商务委在津洽会暨PECC博览会上举办的“天津市2011年农超农校对接洽谈会”，天津市年内五家超市“农超对接”。据了解，本市实行农超对接后，农民从田间采摘的蔬果直接送往超市，一站式销售到市民手中，由于省去了中间环节，农产品成本平均降低3成左右，其中大部分来自物流和批发商的盈利。更重要的是，这些果蔬比周边农贸市场同品质商品便宜1至2成。“价低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新鲜。”现场一位参展代表说，“来自蔬菜生产基地的产品大多是农民早上4点采摘的，检测后直接送往各超市，8点就可摆在展台上销售，从田间到餐桌只需4个多小时。”由此可见，农超对接这一模式对菜农和消费者及销售商都是极其有益的，这一模式有望在更大范围之内推广开来，成为降低菜价，保护菜农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当然，之所以出现“菜贱伤农”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应主动地积极地发挥作用，物流的改善，信息的畅通，合作社的建立，提高菜农对市场信息的认识程度等不同的方面制定措施，走出“菜贱伤农”的怪圈，在保证菜农的利益的同时也为百姓的菜篮子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