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及其内外部矛盾_统战部与民主党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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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及其内外部矛盾

1939年10月13日，国民参政会中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包括民盟、致公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等各小党派和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经各党派反复讨论，决定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故有三党三派之称。

民盟成立之初就是多党派的松散的政治联盟。青年党成为盟内第一大党，把持了整个盟务，其做法为维护自身利益，导致了很多盟员的反对，纷纷要求改组。1944年改组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大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加入改变了青年党把持的状况，推动课整个盟组织的发展和巩固。但是改组后党派关系的影响仍然很深，无党派人士、各党派人士、青年党人士各自活动。一场新的斗争在慢慢酝酿之中。

1945年，民盟临时大会的召开进行全盟内的新选举，根本上改变了青年党在盟内把持盟务的状况，进一步促进了盟组织的发展和巩固。政协会议开幕前夕，国民党为了孤立共产党，达到操纵会议的木点，便在代表名额上大做文章。民盟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国民党谋划利用青年党来拆散和肢解民盟。

1945年民盟酝酿推选政协代表时，国民党怂恿青年党霸占民盟代表的多数名额，在此关键时刻，中共给予民盟以极大支持，最后以中共和国民党各让出名额使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告终。经过此次斗争，青年党和民盟分歧越来越大，实际上等于把青年党开除同盟。伺候，在政协会议上与中共的亲密合作，使其在政治上更加趋向于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了第三党的地位，呼吁各政党通过正式协商，和平解决中国的政治军事问题。美苏各方都希望中国能建立以国民党或共产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此背景下，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了为期四十多天的国共和谈。民盟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立场，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充当中间派调停人的角色。而此时加盟各党派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纷纷改组独立发展，在整体上与民盟关系日益疏远，特别是民社党，后从民盟中分裂投向蒋介石怀抱。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违背了政协决议，引起了民盟的强烈不满，当政治争议 不断扩大是，军事冲突全面展开，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民盟的调停功能逐渐弱化。为了维护政协决议，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地址国民党的“政府改组”，加强了与中共的合作。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民盟总部解散。1948年，民盟在香港宣布恢复民盟总部，改变过去争取合法公开的组织路线，代之以群众性的革命性的组织路线，并制定了与中共公开全面合作的路线。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新政协运动，赞成了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国民党。

内战结束后后，民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

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受到严重挫折。

“*”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民盟逐步恢复组织活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其他方面重大 问题的协商和讨论；参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履行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同时民盟的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但是在民盟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上，现阶段其他民主党派系统协同不够，整体协同效应有待提高，“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原则首先要求民盟与执政党之间要处于经常性联系状态，互通有无，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民盟与执政党的协同仍然力度不大、强度不高、广度不深，缺乏强有力的沟通，无法开展有效地合作。

改革开放至今，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增强参政党机制，做了不懈的努力。在这期间，民盟中央提出了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号召。通过实践走出了一条开发民盟智力资源，参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与实施的新路子，尤其是在参与教育改革和智力扶贫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