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背景下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_大数据背景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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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背景下的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作者：周金堂 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

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一个人口规模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国土、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的中国,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来壮大县域经济,遵循工业化的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创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

第一章 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的整体关联

1.1 壮大县域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必须从国情、省情、县情出发,在准确把握县城经济内 涵、功能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实施县域工业化战略

1.2 运用工业化的力量,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对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和工业结构的演化有 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了解与把握

1.3 县域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孵化”和“催化”,必须在大力发展县域经 济的实践中,对两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有一个全面、正确、科学的认识

1.4 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按照国际通行的市场主体运作规则,加 快工业企业的改组、改造,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

第二章 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现代化

2.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的成长模式和过程

2.2 “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着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

2.3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是县域经济成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2.4 要加速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正确地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努力促 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2.5 科技革命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加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的“发动机”

第三章 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1 在推进工业化、积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3.2 我国在六大领域推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效

3.3 加速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正确对待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 和挑战

3.4 运用工业化的推动力,提升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3.5 依靠国家工业化的支撑力、带动力,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 策与措施

第四章 片面的工业化战略与县域经济和“三农”问题

第五章 新型工业化与县域经济经济的发展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二十年来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因为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传统的工业部门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就需要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导言

在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讨论中，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自改革开发以来国有企业地位的相对萎缩，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中国工业化的事实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均试图对之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因为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工业化意味着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企业应当分布在城市，而农村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发展农业。然而与此相反，为什么中国政府推行的工业化发生在城市，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却大规模地发生在农村呢？两个不同的工业化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各自的效率怎样呢？这又和中国的各级政府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各种政策干预具有怎样的联系呢？

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理论界所提供的经济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相当多的论文试图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或产权结构，即公有制是关键症结所在，所以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的国有部门仍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而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中私营企业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讨论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时，许多学者却又强调模糊产权在农村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将乡村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作为乡镇企业高速成长的源泉，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即缺乏资金，又缺乏原材料，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国家产业政策的不利影响。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发展伊始，政府的扶持也同样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迅速增长，因为为了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有企业同样缺少原材料、机器设备和资金。但现在虽然国有企业在多个方面仍然享有乡镇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其在市场竞争中却节节败北。同时，延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落伍于私营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乡村政府也被迫放弃了对集体企业的各种政策干预，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是源于，在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使乡镇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其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

我们利用中国1978-1997年28个省的纵列数据（Panel Data）和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1。我们发现，能否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农村工业发展成败的根本。而当地区和时间效应均被控制住时，非私营的厂商占乡镇企业的比重越高，对工业化的绩效存在抑制作用，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模糊产权理论缺乏实证依据。我们同时利用类似的实证方法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同样是国有企业，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其它地区。而同样是乡镇企业，不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其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将慢于其它地区。总之，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绩效主要是由其营运策略对本地比较优势的背离程度所决定的，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达到持续增长的目的。

二、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理论争论与实证证据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所引起的广泛学术关注中，一个争论核心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公有产权或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策略，所以模糊产权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量的理论文献强调，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和政策扭曲的情况下，公有产权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关键究竟何在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逻辑关系入手展开分析。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持续增长的目标，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二元经济的格局，均要依赖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所以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6，1998，1999c）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

（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偏离理想的资本密集度将损害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对于农村工业还是国有工业；（3）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因此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以硬化预算约束；（4）虽然公有制比重的提高可能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增强，但国有企业与技术选择指数的实证关系说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着经济绩效的高低，而产权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即如果不放弃赶超战略，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带来工业增长；（5）农村工业和国有工业的发展均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6）在同一个省的范围内，国有工业部门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就越快。同样，农村工业对国有工业的也存在正的外溢效应，尽管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有企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另外，一省工业结构越偏向轻工业，国有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7）在对外开放度方面，FDI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而对国有工业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表明FDI主要是作为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8）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具有中等水平耕地面积的省份，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优于耕地面积过少或过多的省份。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c）：《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修订版。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1998(12)。赵耀辉（1997），“中国乡镇企业所有权分析及其对农村就业的影响”，《中国乡镇企业研究》，海闻主编，中华联合工商出版社出版。

一、改革年代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工业深化”特征，表现为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以及更具普遍意义的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度提升，后者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为“资本深化”。这个路径与改革开放年代的前半期刚好相反(图1)。在1978-92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呈现的是“工业广化”特征，也就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规模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二、工业化路径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意义

中国经济近年来愈趋强化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是国内外不少经济学者、决策机构和媒体舆论的批评对象。这些批评包括下列各类代表性论断：(1)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势必面对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制约，是低效率的；(2)上述的制约，加上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的高资源消耗特性，意味着这种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3)资本深化和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既不利于创造就业，又不利于提升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因而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抵触的；(4)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其原由相当程度上是来自金融部门的运作背离了市场原则，其后果又往往是导致大型企业和企

业集团的垄断地位的强化，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

应该说，上述各项批评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它们的性质都是部分而非全面的批评。专就效率特性而言，理论上，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而言是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其可持续性取决于所提升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足以弥补所牺牲的动态规模效益。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则有赖于动态规模效益是否足以抵消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或更确切而言，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是否足以使得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不出现。可见，这两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的相对效率不应该先验判定，归根究底是个有待考察的经验问题。

如果说效率问题是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内生决定因素，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的性质，则是部分内生部分外生的决定因素。概念上，投资品工业和重工业确实往往具有高度消耗资源的特性，然而也不一定如此，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深加工工业就较少这种特性；而资源消耗强度的更主要决定因素，是建立在特定消费模式基础上的产品结构，而消费模式除了取决于与经济增长路径相联系的收入分配模式之外，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条件。因此，专就这些决定因素的内生成分而言，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限制是一种潜在危险，是否成为现实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和消费模式，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归根究底也还是效率，即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业问题也可如是观之。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不利于创造就业，非工业部门的吸纳劳动力能力于是成为这种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外生决定因素，而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向非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至于说与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经济体制并不符合市场原则问题，一方面，这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条件加以调节，另一方面，建立市场体制毕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提升效率、促进发展才是目的，而上面提及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失落更提醒人们必须对原教旨式的市场原则抱持警惕态度。

总括而言，经济增长的核心始终是效率问题，作为可持续性的外生决定因素的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效率问题的解决。效率问题因此被认定为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而讨论舒缓以至解决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所需的政策和体制，期望借此探寻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路向。本文从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因入手，得出近年来的资本深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动态规模效益，因而就其内生制约而言具有可持续性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分析资本深化经济增长路径的体制和结构基础，从中得出的发见是，动态规模效益得以实现的条件，是本土企业必须在严苛的国际化竞争中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这也是动态规模效益得以促成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外生制约的角度看，本文进而探讨增长路径与资源消耗的对应关系，以及增长路径与就业、收入分配格局、企业社会问责等各方面的联系，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种制约因素取决于特定历史中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任其自由发展的话不可能自动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不用说创建一条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这些探讨结果中得出本文的政策结论，概言之就是必须依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加强各级政府对社会大众负责，代表社会利益调节大型企业集团的运作、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就业机会的创建、推动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的形成，为创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