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文献综述_农民工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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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彭露

141611007 陈明生（2015）认为收入提高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因素，收入高是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的动力和原因，提高收入对其身份转换，职业素质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农业人口过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其市民化的实现受到城市政府财政及粗放式增长方式的约束，我国只能走渐进式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分步骤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方向的渐进式产业升级。陈秉公、颜明权（2008）认为从社会公正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从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价值入手，深入阐述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价值依据，从“社会实体公正”“社会过程公正”，“制度供给公正”，“政府作为公正”四个角度阐述了如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社会系统。他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公正是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并从政治平等，就业平等，教育平等，阶级关系平等，户籍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政府转变认识等细节方面阐述了如何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意义。

周密、张广胜等（2015）认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即提升受正规教育、培训、健康等形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他们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心城市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对大城市而言这种影响并不明显，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影响。运用Brprobit模型测算农民工城市化程度后，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化意愿不足时，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中小城市。朱丽颖（2015）进一步从社区教育角度分析了该问题，她认为为人为本的农民工市民化战略核心，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实现农民工向城市人乃至现代人转化的城市深度融合的过程。从完善的社区教育分析了解决新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进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综合素质等直接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进而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提出了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社区教育投资、搭建学校教育为主体的资源平台，赋予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优势等政策建议。

邓秀华（2010）通过对湘、粤两地1256名农民工的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基本特征：队伍庞大、怀揣梦想、文化偏低、体制藩篱，并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二元制度羁绊、社会阶层歧视、组织平台失衡。提出了推进户籍制度，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城乡统筹等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通过分析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证明了推动农民市民化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并建立CGE模型模拟了作用机制，结论显示每年市民化1000万人口，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越1%，并促进我国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基于对全国6个城市、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实地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方式，80%以上的农民不愿意以“双放弃”来换取城镇户口。是否愿意以土地权利交换城镇户籍的福利，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此外，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城乡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并就市民化成本而言，以2010年的价格水平为基础，测算了市民化的政府支出约为8万元每人。

刘传江（2006）以社会制度、市场因素和个人因素为自变量，从理论角度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和边缘化两种相反的社会流动模式，城市化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只会有两种结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或者被边缘化，如果不能有序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那么中国农民工边缘化将演变为更严重的贫民化。他目前中国农民工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市民化进程仍有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等诸多障碍，最后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这三个环节入手，提出了能够促进农民工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社会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为市民化的措施。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提出农民市民化的退出、进入、融入的三个环节，为我们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传江（2010）以2008年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Bristol大学王雯菲博士的合作研究对武汉市农民工1100人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情况、务农经理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并分析了其行为导向，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社会认同呈“内卷化”，即退，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使他们成为“边缘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他提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和逐步返乡，“80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世纪农民工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第一代农民工，在心理和观念上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低，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烈，解决他们市民化的问题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

总结：目前国内对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有一定研究，并且研究焦点集中在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收入水平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等，在一点程度上分析出了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处于理论分析阶段，问卷调查大多处于数据归纳的水平，实证分析较少，说服力不足。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与战略取向[J]，改革，2011（5）

[2] 朱丽颖，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转化路径探析[J]，社会经纬，2015（02）

[3] 周密、张广胜等，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J]，农业技术经济，2015（1）

[4] 陈明生，身份转换、产业升级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渐进式市民化[J],经济问题探索，2015（1）

[5] 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6] 陈秉公、颜明权，论建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社会系统[J]，和谐社会，2008（3）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

[8] 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人口研究，2010（2）[9]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为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J],求索，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