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圆成心理：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_太原心语心苑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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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

随着留守儿童数量不断增多,社会开始关注留守经历对个体成长造成的影响。目前高校中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特殊群体,即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研究发现,多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1],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将“留守经历”定义为:在个体成长阶段(≤16周岁)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离开生源地外出务工,自己留守在家乡,由父或母单亲照顾或托付给其他人照顾[2-3]。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负性情绪、积极应对方式、自尊和人际关系与非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有显著差异[2];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留守期间,开始留守的年龄越低、留守的时间越长、父母和孩子的联系频次越少,成年以后抑郁、焦虑水平越高,自尊水平越低,人际困扰越多,较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相比,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偏低[3]。另外,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际敏感度、精神质得分均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人格特征更偏向于内向[1]。搜索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非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好于留守儿童与曾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中,同辈或无看护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最差,单亲看护的儿童好于其他留守类型儿童[4]。较新的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中国农村小学生更容易发展为抑郁症[5]。由此可见,留守经历作为一种复杂创伤,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负面的影响。

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resilience)为个体应对创伤性童年经历的重要保护性变量。关于心理韧性内涵的理解,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存在一些争议。有的将心理韧性看成是一种人格特质[6],有的则倾向于将心理韧性看成是一个应对过程[7],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特异性的建构[8]。目前,多数的研究者基本同意,心理韧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气质和人格,以及应对技巧[9]。根据目前国内学者较为普遍认可的研究[7],本研究将心理韧性定义为在面对明显的逆境和创伤时,个体进行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中心理韧性的主要维度包括:在个体应对逆境和重大压力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情绪、行为、支持系统等过程变量,而不包含个体智力体力、性格特质、家庭经济地位等前端变量。既往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和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呈正相关,和精神痛苦、抑郁、焦虑症状呈负相关[10]。心理韧性高的人总体来说,更不容易罹患各种精神障碍[11],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处境,甚至对疼痛的耐受性更高[12]。因此,研究者提出,心理韧性作为一个防御系统,可以保护人们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心理健康[7]。对处于不利生活条件中的青少年来说,良好的心理韧性可以促进这些个体克服困境,并从困境中获得成长[13]。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对于预防精神障碍具有重要的意义[14]。

综上所述,心理韧性是个体应对挫折和逆境的重要保护性变量。但是,目前尚少有研究可以回答,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什么样的经历有利于个体发展良好的心理韧性,什么样的经历不利于个体发展良好的心理韧性;目前国内外只有少量研究考察了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设:H1,和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存在更高的心理病理症状和自杀风险,心理韧性得分更低;H2,心理韧性得分越高,心理病理症状和自杀风险得分越低;H3,心理韧性在留守经历和心理病理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心理病理症状进一步中介心理韧性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在某本科院校的所有大学生中(共53个专业,15450人),按照分层随机取样的原则,首先将每个年级所有的自然班进行编号,然后由电脑在所有编号中以简单随机取样的原则抽取1个自然班。共抽取5个自然班,抽样学生总人数为398人。在取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和任课老师的同意后,共发放问卷373份,回收问卷371份。2个月后再次对以上学生实施测量,共发放问卷353份,回收问卷353份。将前后两次测量中数据缺失值在10%以上的被试以及性别、留守经历等关键信息缺失的被试删除,共得到有效数据343份。根据“在16岁之前,你是否有过至少1年的留守经历”,回答“是”的有116人,列入有留守经历组;回答“否”的有227人,列入无留守经历组。两组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1)。

1.2工具

1.2.1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Chinese Adolescents,RSCA)[7]

用来评估被测者的心理韧性。该量表共27个条目,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5个维度。每个条目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越高。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0.87,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1.2.2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15]

该量表通常用来评估被测者的心理病理症状[16]。由90个自评条目组成,包含较为广泛的精神症状学内容,并反映在10个因子中: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采用0(无)~4(严重)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研究表明,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7]。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0.89,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1.2.3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uicidal BehaviorsQuestionnaire-Revised,SBQ-R)[18]

用来评估被测者的自杀风险。该问卷共4个条目,包括终生自杀意念、一年内自杀意念,自杀威胁性,自杀可能性。总分为3~18分。既往研究发现,该量表信效度良好[18]。总分7分以上,即可以认为个体具有高自杀风险[19]。在本样本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1.3研究程序

在取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后,被试按自愿、独立、匿名原则完成问卷,随时可以自由退出测量不受任何惩罚,并在指导语中强调回答问题的真实性。为保证测量的质量及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全部测量分两次完成。第一次测量包括一般人口学情况、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完成时间约为15 min;在2个月后再次发放问卷,包括SCL-90和自杀行为问卷,完成时间约为15 min。

1.4统计方法

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非参数统计进行组间比较;频数比较采用PearsonChi-Square检验;连续性变量之间的相关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多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其假设模型检验采用结构方程模建模。结构方程建模由AMOS 20.0软件完成。检验显著水平为双侧P

2结果

2.1有无留守经历医科院校大学生各量表得分比较

首先,对各量表得分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RSCA得分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除积极认知维度外,其他维度得分及总均分均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SCL-90和SBQ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偏态,因此对该部分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Man-Whitney U秩和检验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SCL-90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SBQ-R总分及各条目得分均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表2)。

以SCL-90总均分>160分为划界标准,判断被测者是否有心理病理症状[15]。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中18人(5.2%)有心理病理症状,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中仅4人(1.2%)有心理病理症状,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20,P

2.2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和自杀风险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显示,RSCA总均分及各维度分与SCL-90总均分、SBQ-R总分均呈负相关(表3)。

2.3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的关系

按照量表本身的维度归属模式,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设置如下:心理韧性有目标专注、积极认知、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5个观测变量;心理病理症状有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10个观测变量;自杀风险有终生自杀意念、一年内自杀意念、自杀威胁性、自杀可能性4个观测变量。因此,整个模型共有19个观测变量3个潜变量和1个外显变量(留守经历)。采用协方差结构模型的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M1(图1)进行估计和检验,得到拟合指标:χ2/df=444.15/166=2.68,RMSEA=0.07,CFI=0.94,GFI=0.88,NFI=0.90,IFI=0.94。该测量模型拟合尚可[20]。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发现“留守经历→自杀风险”的路径有统计学意义(r=0.04,P=0.535)。删除该路径后得到修正模型M2。对M2进行估计,得到拟合指标:χ2/df=444.53/167=2.66,RMSEA=0.07,CFI=0.94,GFI=0.88,NFI=0.90,IFI=0.94。M1和M2中的路径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均与假设模型一致,但M2比M1更简洁,且所有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值均有统计学意义(P

在M2中,留守经历对心理病理症状的路径有2条,分别为:“留守经历→心理病理症状”和“留守经历→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根据Shrout和Bolger的标准进行“留守经历→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的中介效应检验[21],即,将部分中介模型和完全中介模型进行χ2差异值的检验,并计算中介模型中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估计值。结果发现心理韧性在“留守经历”至“心理病理症状”的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0.33)×(-0.68)=0.22,P

3讨论

本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韧性得分低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22-23]不同,既可以归因于样本年龄组的差异,也可以归因于研究工具的不同。如,范方的研究对象为1312名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学生,研究工具为心理弹性问卷(Resilience Scale,RS)[22];何芙蓉等的研究对象为四川省南部某县2所农村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研究工具为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Healthy Kids Resilience Aement,HKRA)[23]。由于研究工具的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很难进行直接比较。因此,留守经历是否与较低的心理韧性相关,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的证据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本研究提示,留守经历不利于个体发展出良好的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具体表现为个体专注于一个既定目标不断努力,有效控制负性情绪,积极地看待挫折和逆境,从家庭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获取支持的心理品质。这些能力相当于一种“准备”状态,有利于个体遇到真正的困难时,能有效动员最大的资源,来集中解决困难。对于以上发现,我们的解释是,在留守期间,个体往往处于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的监护之下,和父母的互动经验及其来自于父母的社会支持均显著减少。研究发现,在个体发展的早期阶段,父母照顾的缺失与不安全的依恋模式有密切的相关

[24]。除此以外,儿童在被寄养期间遭遇性侵犯的概率会增加[25],同时有可能遭遇被忽视或不公平对待,这些经历构成复杂心理创

伤,进而有可能导致不安全的依恋关系、社交交往的退缩,以及人际互动中认知加工的偏差

[26]。

本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病理症状得分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这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1,4],表明有留守经历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各种心理病理症状,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本研究的样本是有留守经历在先,出现心理病理症状在后,因此,可以假设,在留守期间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复杂创伤,是导致个体出现较高水平的心理病理症状的原因。从个体出现心理病理症状到发展成为符合临床诊断的精神障碍,往往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出现心理病理症状并不等于个体一定符合某种精神障碍的诊断。但既往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对抑郁症具有较高的易感性[5]。这提示,有留守经历的个体有更大的可能发展出包括抑郁在内的心理病理症状。

另外,留守经历也与较高的自杀风险相关。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27-28]基本一致,即,留守经历会增大个体今后出现自杀意念的概率。

本研究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对心理病理症状的影响,可以部分地被心理韧性所中介。这意味着,留守经历可能通过降低个体的心理韧性,来增加个体发展出心理病理症状,进而增加出现自杀风险的可能性。既往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变量(Buffering variable),调节高危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对自杀起到保护的作用[29]。也就是说,尽管有些人属于自杀的高危人群,如有过童年创伤史,缺乏社会支持等,但由于具有较高的心理韧性,实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会趋于降低。本研究表明,留守经历通过与较差的目标专注能力,较消极的认知风格,较差的情绪控制能力,以及较低的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相关,进而增加个体以后出现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等心理病理症状的概率。因此,对于有留守经历的儿童来说,如果能够通过早期的心理卫生干预方案来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发展出心理病理症状和自杀风险的可能性。本研究还提示,如果父母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儿童寄养给其他的照顾者,必须考虑到寄养环境是否有利于儿童发展出良好的心理韧性。即使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如果代理父母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同样能够促进儿童心理韧性的健康发展。实证研究基本上支持了这一推断[30]。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的心理卫生干预,应该把培养儿童的心理韧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4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关键变量“留守经历”的测量比较粗糙,即,个体在16周岁之前是否有过1年以上的留守经历。因此,尚不清楚留守时间的长短以及留守发生的年龄阶段对心理韧性和心理病理症状、自杀风险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更详细的测量,对以上变量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地探究。其次,本研究的样本为在校大学生,无法代表已经辍学的留守儿童。未来的研究需要以其他有留守经历的个体为样本,进一步考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