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印度政坛前的甘地_印度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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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疯癫中看过去与现在——由福柯《疯癫与文明》引发的一点想法

福柯，一个疯癫的法国人，《疯癫与文明》，一部疯癫的著作。但两者都存在于正常且理性的现实世界，似乎都在竭力证明帕斯卡德那句话：人类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使不疯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福柯是一个非主流的思想家，一生好事很多，坏事也不少。说起名气与地位恐怕得引用一句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在19世纪，你若不知道马克思你就是文盲，在20世纪你若不知道福柯你也是文盲，至少是思想文盲。然终其一生，福柯却始终与同性恋、艾滋病、吸毒、精神病等这些令人恶心且恐惧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即使死亡，也与艾滋病相拥而眠。《疯癫与文明》便是在此种矛盾中撰述的。作为福柯的博士论文和传世名作，读下来总是那么不容易理解，疑惑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大致讲了这样一些不正常的的东西。蛮荒时代是不会有疯癫的，它只出现在文明的年代。古典时代的疯癫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文艺复兴以降，它便不断被边缘化，成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魔鬼世界。紧接着来的是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学的诞生，它并不是人类博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而是恐惧不安与暴力镇压的变相结果。只要与社会正常秩序相悖的人都被人认为是疯子，都得送进去，让他们在里面终了余生。

按照福柯的说法是这样的：中世纪的西欧有一种“愚人船”，它载着形形色色，疯疯疯颠颠的人从西欧的东边到西边、南边到北边，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遣送，用疯子的话来说这是免费旅游。然而这种好事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人们觉得疯癫会带来疾病、恐惧和变态，甚至认为那可怕的麻风病和黑死病也是有那群疯子传染过来的。于是人们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把疯子关起来，直到他们不再疯癫。

接下，不如就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粗略的探讨，并且力求与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或许有点新的想法。

一，为什么要把疯子关进精神病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诸如为疯子自身着想，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体现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等等等等。然而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又为人所不齿的——为了遮掩丑闻，为了消弭恐惧。通俗的来说就是疯子知道了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又不能杀人灭口，于是关进疯人院便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那里是一个专门关押堕落之人的地方。

当年法国大革命攻打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巴士底狱，与其说那里关押着罪犯还不如说那里住着一群的疯子。难怪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破口大骂，说是卢梭、孟德斯鸠等这般疯子毁了他的波旁王朝。而在古代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叫宗人府的高级监狱，它是专门用来收押那些脑袋瓜进水了的皇室成员。比如隋文帝的废太子杨勇，康熙的废太子胤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他们不听话。今天的精神病院（合法的与非法的都是）似乎人性化了很多，但本质上还是囚禁异端的地方。有个有趣的现象是这样的：每个地方政府都在北京设有一个办事处，其功能很多，其中一个便是专门拦截、遣送、关押那些来京上访的当地民众，媒体称之为“黑监狱”。他们的理由更加是合法合理：不明事理的刁民会扰乱社会秩序、败坏当地名声，为此要予以劳改教育。多振振有词的话啦！从这一点来看，福柯还真没说错。

二，医生是依靠权威治病还是依靠医术治病？

按照《疯癫与文明》观点便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引进了一种人格。医生在精神病院是一种司法和道德的楷模，而非医术的进步。

说白了，医生之所以能医治疯子，并不在于他们医术有多高，而在于他们是正常人。医生医治疯子的做法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揍你一顿再给你糖吃，再揍你一顿再给你糖吃，如此反复，无线可循环，直至驯服疯子。

在此可以举几个非医学方面的例子作为佐证。一是两军交战，最好的方法便是杀其主将，毁其指挥部，只要这两样没了，敌方纵使有千军万马也是徒然。二是在古代中国，黎民百姓都会对皇权表现出一种绝对的顶礼膜拜，小农们相信皇帝的话是神圣无比的，皇帝的庇佑是可以带个他们安定富足的生活的。三是明朝一代，宦官专权尾大不掉，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他们都是权倾朝野、手握兵权，都多少想过要取而代之朱家人的江山，但荒谬的是一旦皇帝主子表示不再信任他们了，那么他们就彻底完了，众叛亲离、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通过这几个例子，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得出医生和精神病人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当然首先得造神，要让人认识到神的神圣、伟大、睿智，这样人才会服服帖帖的听神的话。三，贫困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

福柯的脑袋瓜里除了一大堆不正常的东西外，也装着一些超级正常的东西，比如对贫困问题的思考。福柯认为，贫困是必然的，因为它不可能被压制住，此外它还使社会财富的积累成为了可能，而帝国最牢固的支柱便是那如同密密麻麻的蚂蚁一般的穷人。

事实上是否如此，我们姑且不论。但在近代文明的曙光时期，贫困是被看做是一种罪恶的事情来看待的，如同加尔文的“预定论”：你的贫困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弃民。几百年后，俄国贵族托尔斯泰变卖家财，散发穷人，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但请注意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而且祖祖辈辈都是。假如，是说假如，假如托尔斯泰从小便生活在贫民窟里，不知他还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而在中国革命年代，一贫如洗的农民绝对是革命的主力军，连毛泽东同志都是这样说的。

其实在此应该有一个解不开的结的。一方面，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啥也不能改变，而一个亿万富翁却可以影响整个国家。另一方面，当满世界都是乞丐的时候，富豪为什么不是拿着米袋与钱袋，而是握着钢枪与大炮？ 四，平静的社会是不是一件好事？

对此，福柯举了个例子，医生是这样医治好一个自认为是国王的疯子的：医生让所有的人都不跟疯子说话也不跟其动手，并让这疯子自由活动，几个月后，疯子便痊愈了。因为从中疯子认识到了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国王！哪有光杆司令的国王，除非亡国之君。

如果说福柯所举的例子过于复杂化，那么可以借用另一样东西：家庭冷暴力。调查表明，一个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的婚姻远比一个缄默不语的家庭要长寿并幸福得多。原因很简单，人是情感的动物需要相互交流和相濡以沫，如同死水般的沉默不语绝对不是什么心有灵心一点通，而是活折磨死受罪。

人与国家是有可类比性的。一个吵吵闹闹、百家争鸣的国家并不比一个和煦春风、相安无事的国家要坏多少。因为相安无事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潜伏已久火山海啸。当年周厉王弭谤便是如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便是众所周知的国人暴动，天子被驱逐。

五，人为什么会自杀，吸毒，精神失常等等？

其实在福柯看来，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一类的人：吸毒、艾滋病、同性恋、自杀倾向、神经异常等等，甚至将这些东西视为促进人类自由进步的原因，因为它们会激发人的原始的本能与智慧。

对福柯的这些观点，赞赏的人很少，呵斥的人很多。在此不妨借用一个印度人对他们的国父甘地的评价：信仰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可以公之于大众，却不可强迫全体成员接受它。尽管如此，但从疯癫式的非主流中还是有些颇让人纠结的问题。

比如大学生自杀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只要细心观察便会发现一些不成文的规则：等级越高、名气越大的名校，学生的自杀率越高，反倒是一些三流乃至是不入流的破学校鲜有自杀的。而对于社会底层（如农民工）和那些名门望族这两类人的非正常举动则要分开对待。农民工自杀往往是因为绝望了，企图以自杀来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名门望族的吸毒、同性恋、自杀更多的却是一种空虚不充实的表现，因为物质上的饥饱冷暖已无法再给他们任何刺激了，于是寻求原始的欲望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如同电影《门徒》说的，人为什么要吸毒，因为不踏实。

《疯癫与文明》写的是疯子，看的是正常人，作者本人也是半个疯癫的大师。惭愧之极，我是第一次知道福柯其人，第一次翻看福柯其书。仅知半点皮毛，故只能发此等浅薄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