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十字架_十字架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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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十字架

——从明季耶稣会士的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

刘小龙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的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季（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在传来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华文化传入西方，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本文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冲突，进而达到融通。关键词：明季 耶稣会士 中西文化 交流

龙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代表着中华文明。十字架作为早期基督教的标志，代表着西方文明。中西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但在欧亚两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精神文化成果，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出于宗教热忱和献身宗教的精神，为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也把自己送到了中国。为了在传教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消除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疑惑，他们往往以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军事技术等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从而在客观上承担起西学东渐文化大使的历史使命。

一、明季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成为其重要目标，欧洲殖民者纷纷东来。一大批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中国。明季来华的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天主教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是西班牙人伊格纳修•罗耀拉1534年在巴黎创立的，1540年该修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确认，从此它很快在欧洲发展起来，并开始了传教活动。当时欧洲正经历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教廷正面临危机，它正想利用耶稣会来收复失去的利益。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传教队伍；由于它要担当起为教皇效忠的职责，其成员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这就使得它具有不凡的素质。事实证明，来华的耶稣会士绝大多数都是饱学之士，在文学、哲学、天文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实无愧于“西儒”之雅称。而他们来华之后，皆研习中文，钻研儒理，如马诺瑟对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并对治中国儒学独具见解：“盖理学也，固由经学而立，而经学也，必由字学而通。舍经斯理缪，舍字斯经郁矣。”①耶稣会士们来华的意义远已超出传教之目标，它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的科学，甚至治学方法等，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比如，“元、明间人，犹未究心于地理，至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1]

二、明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及其影响

在这些耶稣会士中，影响最大的是利玛窦，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对明季西学东渐局面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582年到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的二十八年岁月中，能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大夫群，在中国的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并能立足于中国上流社会，主要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意识到，他所接近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政治制度和学术名艺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②要想使西方的宗教思想被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士人所接纳和理解，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官员结交的晋身之阶。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与他们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密切相联，然而科学的卓越成就还具有另外一个效果，导致他们接受一个外国人新信仰所必须的谦恭，以便使这个傲慢的民族减轻其心理优越感的枷锁。”③基于以上认识和策略，因而使他在西学东传方面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科学知识成为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成为西学东传的引子。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被梁启超称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2]的佳译。梁启超认为，随着西学的东渐，“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3]明季传教士所传之西学，“在我国学术界上，其影响不限于局部，而为整体者也。”[4]可以说，近代西方的几乎所有学科，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季西方传教士门虽然是要播福音的种子，但最终开出来的却是文化交流的花朵。明季的文士当中，有不少人信奉了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为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导致士大夫信教的重要根源是西方科学的吸引力，从十六世纪利玛窦来华开始，耶稣会士在传布宗教神学的同时，译介了相当数量有关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有中文可考者，约计370种左右，属科学120种左右。[5]“西学”这个词，正是伴随着这一活动而来的，从传教士一开始译介西学的同时，中国奉教士大夫出于经世的考虑予以积极的合作。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陕西人王徵（教名斐理伯）与教士邓玉函合作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以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而为学术界所推重。徐光启、李之藻采西学的主张，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但由于朝中保守势力的排外和阻挠，最后这股西学东渐之风渐渐消失了，但它却真实地反映出明清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士，从华夷之见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识的开明和勇气，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当然，中华文明也被耶稣会士传到西方，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采用，并逐渐融入西方文明之中。

三、从认同到融通

波洛那大学哲学系教授埃柯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冲突，其结果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征服，或教化之，或毁灭之；二是文化掠夺；三是交流，并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认为“中国人从耶稣会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的科学的许多方面，同时，传教士们又将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带回欧洲”。[6] 明季，中西文化就是在彼此有差异的情况下相遇并发生冲突，逐渐由冲突走向包容与发展。从人类文化交流史看，不同文化相遇除了征服、掠夺之外，最好的办法是采取交流的方式，走包容之道。但交流只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说法，虽说是交流，但双方文明在本质上还存在着很大的误解。明季的中西接触的最大成就是：它为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文明的对话开了一个好头，使得很多问题，包括双方的差异，都凸现出来了；同时，明季的那种互动的对话模式本身，也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遗产。，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四个层面上去探索：

1．认同。它是不同文化交流当中的基本境界，是达到包容的一个层次。所谓“认同”就是认为别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并因此而感到亲切；另一个意思就是“承认”、“认可”。文化认同，可以是局部的认同，也可以是全面的认同。只有有了认同，才有可能交流。明季来华的传教士当中，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是持认同的态度的。当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基本上是局部的，因为他们坚信耶稣的福音是万民的福音，儒在整体上不及耶。还有，认同也可以表现为“虚假认同”。随人变样的耶稣会士便常常采取这种虚假认同。利玛窦初到中国时，闭口不提传教之事，初以“西僧”自居，后以“西儒”自居，目的就是要证明，“我”跟“你”是同类，“我们”之间可以交往。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利氏的求同意识。所以，在异质文化交往中，就像误读不应被摈斥那样，虚假认同同样有它独特的作用。认同跟认可相关；认同之后才能接受，才能赞赏，才能去借鉴。

2．融合。这是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较高的境界。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最典型的、最成功的文化融合之一当数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之间的融合。基督教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砥砺了几百年后最后也相安无事了，我们决不能用“泾渭分明”来形容“两希”之间的关系，因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已经流着希腊哲学的血液。所以，一般认为，不懂得基督教，就无法认识西方文化。同样，“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前者说明基督教跟欧洲文化已紧密结合；后者说明，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契入（主要是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机理。而且佛教已经支那化到“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的地步。佛教跟中国文化之间的结合，不仅是在哲学、伦理、艺术等层面，甚至汉语中剔除了佛教语言，它恐怕也会残缺不全。赵朴初先生甚至说：“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7]而“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 [8]。佛教跟中国儒家文化融合，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传统的融合，可以看作人类文化史上异质文化融合的典范。

④

3．借鉴。借鉴，就是将自身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即以他者为一面镜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是最好的例证。明季以基督教为媒介的中西交往，一方面使《几何原本》传到中国，同时，中国的《四书》、《五经》也远渡重洋出现在西方文化文学的地平线上。中国本是一个善于“借”的民族，连建园林时也忘不了“借”，故有“借景”之说。中国文学从佛教那里借来的东西很多，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中国文学作品的布局，甚至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轫，都与佛经的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借鉴，毋需赘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有中国文化的推力。

4．融通。融通一种比融合更高的境界。融通并不是要各种文明相互学习、吸收时牺牲自己的个性。在生态方面，我们追求物种的多样性，在文化方面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文化的多元性。犹太作家赞格威尔认为融通即是各种文化在一个“熔炉”(melting-pot)当中融化而使得各种文化变成一种新的合金，即各种文化经融合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形态和特性。但我们更赞成多元格局的世界文化更应该像一个“色拉拼盘”(salad-bowl)。“在这个拼盘中，不同的成分保留着它们独特风味和形态，但这个菜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被认可的自成一类的东西，它作为一种特别的混合物有其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10]在这个拼盘中，每样水果、蔬菜呈现出各异的形态、色泽、味道，只挑其中的一两样果腹，未必有益于健康，但它们合在一起则构成一道健康的佳肴。

人类的文化需要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借鉴的世界文化才是绚丽多姿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比较文化有这种视野，这种观念，这种方法。注释：

①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②③(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5年版。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6.[2][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4]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6] [意]翁贝尔托•埃科.他们寻找独角兽[A].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8]赵朴初.俗语佛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0](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M].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作者简介：刘小龙（1985.04—）甘肃庆阳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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