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风险_改革中的风险
改革与风险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改革中的风险”。
改革与风险
改革势必与风险挂钩，什么情况下需要改革，改革失败接踵而来的风险又有哪些？如何使改革的良好初衷落地开花，这就是一个方法问题。恰如其分，不左不右的方法肯定只开花不结果，因为改革的箭头指的就是利益在框架内的重新配置。而如何做出最优化的改革线路，需要决策者做大量的工作。
——题记
改革与革命有哪些区别，这个命题已经被学者们无数次的论证。改革是在体制不变情况下的量变，是生产关系为了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则意味着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是一种质的飞跃。改革往往是在现有生产关系内部做出适当的调整，来适应新的局面，缓解矛盾，以实现某种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改革往往是管理者自发的。当然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局势发生了变化，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战略意图的调整，矛盾的日益凸显。在直白点就是在现有利益格局不做较大调整的情况下和平进行的。这就好比微创手术，整容手术，肯定要疼，但对生命的风险系数要低的多。革命则意味着权力的更迭，好比器官移植手术，风险要大的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革命是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某些自诩为革命的伪革命者，实际上是权力的崇拜者，充其量也是封建王朝的轮换。所以这种行为不能称为革命，说好听点是“兵变”、“起义”，说不好听点就是“造反”。诸如李自成，袁世凯之流。
现如今流行读史热，我们先看看张居正改革的时代背景。张居正，明代政治学家，官任内阁首辅，内阁首辅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其实就是宰相，因为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废除了宰相制，所以明朝是没有宰相的。内阁首辅就是当今的国务院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居正官居要职在嘉靖至万历初这一时间段，这时明朝的政局如何呢？
明朝皇帝的独裁权在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孔、孟是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先贤，他们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利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民贵君轻的重要思想。明太祖朱元璋看了这句话后非常生气，下令将孟子像从孔庙中搬出，后来再让编撰文献的官员，将这种贵民轻君的言论从书中取掉后在出版发行，啰嗦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明朝的皇帝忒霸道，这种体制容易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
张居正上台后，上书万历皇帝指出明王朝存在的五个亟待解决的弊病：“一曰宗室骄恣，一曰庶官关旷（指官员玩忽职守，出工不出力），一曰吏治因循，一曰边备未修，一曰财用大匮。”
嘉靖末期，皇族达2.8万人左右，如此庞大的宗室，关系错综复杂，勾心斗角，贪污受贿，机构沉冗。每年这些宗藩岁禄达853万石大米，而每年全国输京大米总共只有400万石左右。明御史林润说“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此外还要发军饷，修边塞使明朝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明朝中后期整个官吏系统腐败至极，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出工不出力，阴奉阳违，在本已沉重的苛捐杂税外滥行科派，少则占正税的十分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老百姓根本完成不了如此沉重的税负，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造成了大量的流民。严重的两极分化昭示了明朝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此外明朝中后期北面的鞑靼部趁明朝衰弱之际，占据河套，并数次进犯北京周边一带，每次都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南方沿海一带，倭寇横行，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破坏。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局下，老张走马上任，这个自幼聪慧过人，有着丰富基层经验，深谙为官之道的大政治家，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之路。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都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是对病态体制的小手术，不可避免的要伤筋动骨，所以改革势必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变法者就会成为利益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弑之而后快。所以历史上除了握有绝对权力的改革者，其余人等皆没有一个好下场。为秦国奠基，为自己掘墓的商鞅，终被车裂；王安石这个被罗斯福时代美国农业部部长所推崇的革新者终被罢相；“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这句至理名言至今犹在耳畔。老张鞠躬尽瘁，积劳成疾，抱憾而去。死后被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职位与俸禄），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天下，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所以革新者必须具备超人的胆识以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每每至此便会想起1996年岁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并且称赞“历史上的改革家是民族的脊梁”。
改革的前提是我们的体制病了，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但病的并不严重，如果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么就是这个体制的弊端，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
改革的风险，这里所说的风险非改革者个人的风险，而是改革成败的风险，往往改革者的初衷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严重背离初衷，甚至有亡国，亡家的风险。使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体制，加速崩解，死的更快。
所以良好的初衷加上切实可行的方法才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人民日报评论部前主任编辑马立诚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内容如下：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了，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中国人屈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从马编辑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更倾向于革命而非改革，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作用过程，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作用过程。革命对无产者来说，躺着是死，站着也是死，何不轰轰烈烈的死。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所以对于无产者来说，革命相比于坐以待毙的风险较低，且有成功的一线生机，为何不值得一搏呢？陈胜、吴广不就是这么想的么？而改革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风险太高，所以这一团伙往往比以往抱的更紧，更加的团结一致。司马光与苏东坡不就是这样么，王安石就是被他们搞下台的。
所以说改革对统治集团内部来说有着巨大的风险，利益既得者会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我们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如何让前苏联解体的，关于前苏联解体的研究真是页繁卷浩。前苏联解体的前历史背景怎样呢？我们看看以下数据：
1、经济上，前苏联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1985年人均GNP3396美元，这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计划体制下的物资供应能力十分短缺，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仅为15平米，是西方国家的50%。由于体制原因前苏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仅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采用，平均转化周期为10-12年。而美国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内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原材料为西方国家的2.5倍，能源消耗为西方国家的1.5倍，工业劳动生产却只有西方国家的1/4。虽然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生产率则只有美国的1/7。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初，仅农业管理机关就达300万人，超过美国全体农业人口数量。每年进口粮食花费70多亿美元。1980年几乎一半的国用、集体农产品没有盈利。1981年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跌为1.3%，而西方平均为3%。
2、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与真理，人民群众无法参与政治决策体系。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整个苏联上空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3、信仰危机，社会主义这个被描绘的无限美好的前景并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满意的生活，相反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一切信仰都会变得脆弱不堪。
4、民族问题，一直都没引起前苏联领导人的重视，这位后来前苏联的分崩离析埋下了祸根。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问题，譬如外交，石油价格下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之际上任的。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对这些问题看的非常清楚，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改革苏联才有一线生机。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内容：
1、加速发展战略，主要内容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发展，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取得一定起色，但总体来说目标并没有实现。失败的原因多数学者总结如下：①、反酗酒运动，饮酒是俄罗斯人的传统，在俄罗斯有一句俚语“可以没有老婆，但不能没有伏特加”。而当时酒业是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每年占财政收入的18%，酗酒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但是采取强硬行政手段的干预与限制不仅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和财政收入的下降。也就是政策本来没有错，错就错在方法上。戈尔巴乔夫也得到民众给他起的绰号“矿泉水书记”，最后反酗酒运动以失败告终。②、切尔若贝利核电站事故给前苏联造成上千亿卢布的损失。③、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使得加速发展战略化为虚无的纸上文字。
2、裁军，军备竞赛后，军队规模更加的庞大，军费支出惊人。这个本来有利于苏联长远发展的战略，最后确导致了苏联的外交从全面对抗到全面妥协。
3、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政策导致民族主义四处萌发，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民主化这个超越了前苏联实际国情的政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速苏联的崩解。
4、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改革的失败，让戈尔巴乔夫认识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根本，他认识到官僚体制，长官意志等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发展的迟滞和破坏作用。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民主化进程，言论自由。戈尔巴乔夫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他所采取的措施确实不敢令人恭维。
我们先看看苏联史学家雅科夫是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
高明的政治家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甚至制造新的问题。民主化、公开性、权力归苏维埃这些口号和认识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改革成功，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让社会演变按照稳定的轨道进行，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枷锁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做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并且灌输臣民意识，抑制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难以获得较大的发展。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很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因此，我认为民主性、公开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骤然放开，必然适得其反，引发政治狂热，从而为野心家粉墨登场提供了舞台。
雅科夫这段话核心意思是想表明，戈尔巴乔夫的药下的太猛了，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实际上也是措施的得当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都是对的，只是是否切合苏联的实际情况。所以每每至此我都会怀念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改革必须遵循实际情况提出改革路线。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改革有风险，降低风险的最佳方法就是了解到真实情况，而往往真实情况的获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需要做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而不是坐这里，读我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