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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8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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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理论的设想不同,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对此,有人提

出要实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请论述:

1.哪些政策具有推动贫富分化的倾向?

造成我国现阶段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既有劳动者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1)个人所得税征收效果不理想。高收入者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比例最大。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系统和普及“三条线”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个人税收方面,要加强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1998年个人所得税征收300亿元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600亿元。另外,结合实行金融实名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利息税,开征新的个人税项目,以降低高收入。

(2)城乡壁垒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例如外来农民工自己不能在城市里注册开店,只能从城里人手里租用办茶馆、办美发店的执照,许多有门脸房的城里人成了食利者。这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来进行。不改变大量农民土里刨食的状况,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让一部分人参与城市经济,分享城市经济的果实;让更少的农民分享日益增加的农村收成,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捷径。

(3)改革开放的推进序列和东部沿海的各种特殊政策客观上起到了拉大东部和中西部差距的作用。中西部的发展不能加快,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就是一句空话。要强化对中西部的政策支持力度,没有政策支持,中西部的发展难以加快。当初沿海放城市吃了不少政策优惠的好处,现在中西部由于地缘因素制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没有政策倾斜,这个差距靠自然发展根本不可能缩小。因此,中西部必须依靠外力的推动。国家财政税收应该建立东部反馈中西部的机制,这样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才能有可能缩小。

(4)对保险福利的漠视。许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由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也不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用劳动的低成本与其他企业竞争,以获得非垄断的超额利润。非公有制从业人员收入高,但是一般没有什么社会保险。要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非公有制单位拿现钱过多的状况,削减的一部分收入可以注入社会保险基金,共同承担社会风险。

(5)行业垄断。行业垄断导致超额利润。竞争引入电信市场后,我们尝到的好处才开头。今后要进一步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

(6)违规、违法经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人为了获得300%的利润,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少数走私分子获利达到上亿元,必须严惩不贷、取缔违规和违法的经营行为。

(7)腐败。权力的市场化直接导致腐败。政府要调控市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少数腐败分子的非法所得动辄到达上千万元,形象极其恶劣。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相当重要。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

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增长减缓和低收入面扩大是导致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一些专家建议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办法启动居民消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这里有一个市场约束问题,只有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帮助城镇登记失业者和下岗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就业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人向低收入家庭转移。

2.对穷人来说,是公平更重要,还是扶助救济更重要?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应致力于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公正,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的功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完善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加强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样做的各种成本更低,见效更为迅速。

社会救助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直接向贫困者转移支付的一种制度安排。由于贫富差距构成了对社会和谐的威胁,所以我们由此可以说,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救助也就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来看社会救助与社会和谐的关联。

社会救助是向陷入困境者传递多种资源的复杂过程,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现金救济。社会救助也不以保障被救助者的生存为最终目标,而是把保障其生存看作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配套救助和社会工作,促进被救助者通过自助摆脱贫困状态,融入主流社会。因此,现代社会救助远比传统式的社会救济要复杂,是一项有着很强专业性的工作,是一项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作。

首先,社会救助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对于困难人群的关怀,有助于促进社会认同。其次,社会救助有助于缩小社会成员在竞争起点上的差距,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明显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现阶段完善社会救助,还有助于促进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就是,中国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体制的变革和转轨,在此过程中,一些与原体制相关的人员遭受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比如说国有、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对于那些生活陷于困境的失业下岗职工给予救助,可以说是支付改革成本以促进社会公正的一种形式,这种救助对于缓和社会不公感乃至社会矛盾和冲突都非常重要。最后,社会救助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在一个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贫困现象依然存在的社会,完善社会救助,提升社会救助的制度化水平,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

社会救助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持或“制造”一个最低收入阶层,而是要使受助者借助外力摆脱贫困。为此,需要转变传统的救助理念,变消极救助为积极救助,变单纯现金救助为综合性服务提供,变对象化救助为参与式救助,变救助赤贫为促进资产积累,最终增进受助者自我摆脱贫困的能力。

3.防治腐败在收入分配合理化调整中的地位是什么?

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改革来解决。在基尼系数高企的今天,政府打击腐败,强化法治,加强税收管理,从而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在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政府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规范收入分配政策和调控收入分配关系上,在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方面,充分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健全监控体系。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是积极打破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制定《反垄断法》来有效制约垄断经营行为和对某些自然垄断性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二是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三是完善市场规则,构造竞争机制,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场行为主体,严肃法纪,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制止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所起调节作用的局限性。即某些时候,市场力量不仅不能作为消减居民收入差距的依靠力量,而且任由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其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购买更多的质量更好的教育服务,从而越可具有更高的劳动力素质,越可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投资能力越强,投资途径越多,选择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

建立收入合理、分配公平的和谐社会,消除利益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惩治腐败工作做的不到位,造成了分配方面的不合理、不科学、不公平,“腐败”助长了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

一是“腐败”有利于管理者制定个人致富的两极分化政策。在现有社会及企业的管理上,企业的管理者是掌握企业分配大权的支配者,由于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监督制度的不完善,企业的领导者可以无视职工的利益,按有利于个人发家致富的办法制定分配政策,造成职工收入在整个企业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企业权力掌握者的收入在整个企业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结果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二是“腐败”剥夺了职工谋取合理分配的话语权。现在由于代表职工说话的组织缺失,不少企业代表职工利益的部门不完善,一些名义上是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成为企业法人的附属物,都是唯“老板”是从,成为维护“老板”利益的捍卫者,对职工的利益则不予考虑,维护职工利益成了画饼充饥的笑料,这些企业的所谓“职工利益的代表组织”成了企业老板的“狗腿子”,根本不为职工谋利益,只想方设法为企业老板谋好处,不为企业职工说话,而是为企业老板胡作非为助威。结果,在企业利益分配上只有企业老板说了算,职工说话的权力被剥夺、是没有权力说话的。“腐败”造成企业老板独断专行,唯利是图,职工没有权力说话,老板又不为职工服务,这怎么能不助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呢。

三是“腐败”造成职工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很难提高。由于国有及民营企业的“老板”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而个人收入的多少又是和企业的效益直接联系的,这就造成企业的老板为了得到巨额的个人利益,就想方设法追逐企业利润,而增加职工收入无疑要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增加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的管理者不允许职工收入在GDP

中的比重增大、收入数量提高。

四是“腐败”有利于老板制定个人致富的政策,必然造成老板及管理者越来越富,职工越来越穷。腐败造成在企业及社会的分配政策制定上,管理者只考虑企业利益,不考虑社会利益,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职工利益,只考虑管理者收入提高,不考虑职工收入增加。现在“大公无私”的老板越来越少,“为人民服务”的管理者越来越稀,再加上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致使绝大多数管理者在制定分配政策时都是千方百计提高老板或管理层个人收入,而不愿同步提高职工的收入,让“唯利是图”的管理者者制定分配政策,他们能不考虑提高个人利益吗,能不考虑让自己先富起来吗,而分配的总量是有限的,这样,老板及掌权者多贪多占多分了,职工要得到好处,要提高待遇就无法如愿以偿,两极分化也就在所难免,造成职工分配的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化,老板致富职工受穷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五是“腐败”造成职工利益无法维护。以煤矿企业为例,国家制定了发放下井职工班中餐费、下井津贴、夜班津贴、岗位补贴的政策,可是,某知名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能创造更多的企业利益,把国家政策束之高阁,不予贯彻落实,处于脏、累、危险、环境差的采掘一线的职工下井只有每天3元的下井补助,和国家规定的40多元的各种补助相差深远,结果,在煤价不断上涨、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从事井下工作的职工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只比国家规定的下井补助标准高了一点,明目张胆地侵占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却得到上级领导者的支持。对这种情况,企业领导者既不允许职工向有关部门反映,又由于社会腐败现象,缺少为职工撑腰的地方,职工也没有说话的场所,职工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结果,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利润增长了,老板及管理者的兑现奖励大幅度提高,可是,职工却为此要付出沉重的贫困潦倒的经济代价。

六是“腐败”造成灰色收入增加,“分配”两极分化在社会管理及企业老板偷偷摸摸的作为中得到推波助澜。腐败造成企业及社会管理的不健全、不完善、不科学,制约监管机制不到位,使社会及企业的实权派和管理者可以毫无顾忌的得到大量的不义之财和灰色收入,而这些对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普通职工是无缘的,灰色收入的增加,自然要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

由于“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很多,这里仅谈以上几种供参考。

总之,社会腐败对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抑制严重的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党和政府虽然制定了很多消除两极分化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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