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_第二章第二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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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条约》

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中下游迅速发展，清王朝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之际，英、法两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怂恿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它们在华的特权，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而我们称它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处在迅速发展的阶段。英国这时仍然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占据首位，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问题就越显得重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本希望能在中国开辟一个广阔的市场，以倾销他们的商品。但事与愿违，中英之间的贸易状况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大失所望。从1843年—1855年间，英国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但对华的输出却无显著增长，商品在中国滞销，无法满足英国资产阶级对商品市场的要求。英国商品在中国滞销，其主要原因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遭到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生活极端贫困，亿万农民无力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只能依靠使用自己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其次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也大大地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化，特别是日益剧增的鸦片倾销，使得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大量的鸦片贸易实际上对商品贸易起了一定的排斥作用，严重地妨碍了正常的商品贸易。

但是英帝国主义则认为，对华贸易不景气，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太少，中国市场对他们不“开放”。因而英国驻华公使，歪曲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的条文，援引“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首先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他们借口中国通商口岸开辟的太少，外货转输内地缴税太重，要求增开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英帝国主义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的要求，也反映了法美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因而得到了法美的支持。

1854年初，英国公使包令、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联合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修约要求，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全部对外开放，长江自由通航；

二、鸦片贸易合法化；

三、进出口货物免交入口税；

四、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但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法等侵略者便认为，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强迫和支持，否则是得不到条约修改和通商贸易状况的改善。美国公使麦莲则建议，英法美3国军舰长期封锁中国沿海口岸，直到他们能获得满意的答复为止。但当时英法正忙于对俄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因而一时无力向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1856年，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胜，他们这时便再次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但仍遭清政府拒绝，英法便决心再次用武力强迫中国政府就范，策划了新的侵华战争阴谋。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浦逮捕了“亚罗号”船上的两名海盗和10名嫌疑犯。该船是一只属于中国人所有的走私船，曾在香港注过册，但已过期了。所以从各方面来看，这本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英国无权干涉。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则故意歪曲事实真相，以便为英国侵略制造新借口，硬说此船是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扯落了英国国旗，要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被捕人犯，并向英国赔礼道歉。叶名琛复文批驳了巴夏礼等人的谣言：“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但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叶名琛向英方妥协，将所捕水手交送英国领事馆。但英帝国主义意在寻找战争借口，因而故意刁难，拒不接受人犯。

10月23日，英国舰队在司令西马糜各里率领下，闯入省河，炮击广州城。10月29日，一度攻入广州城内，但遭到了广州爱国军民的抵抗，英军这时兵力也不足，便退据虎门。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认为时机已到，发起了战争叫嚣。英国议会接着又通过了对华战争的提案。3月，英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建议联合出兵。

法国是英国的同谋者，早在英国对华发动进攻前，法国当局就借“马神甫”事件向中国进行讹诈。1856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因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进行活动，被广西地方当局处死。法国政府这时看到英国要对华发动战争，便借这一事件，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协同英国对华作战。

1857年10月，英法侵略军先后到达香港。这时美国希望英法能进一步为他们打开中国大门，而沙俄则企图趁火打劫，美俄便极力支持英法发动新的战争。11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沙俄驻华公使普提雅都赶到香港，与英法侵略者密谋。

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作好了战斗准备，12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并赔偿英法两国损失，限10日内答复。叶名琛面对英法的武力威胁，只认为是虚声恫吓，不做任何抵抗的准备，广州军民要求添兵自卫，反遭禁止，对英法的照会也不作 出任何答复。12月28日，英法联军向广州发动进攻，都统来存、千总邓安帮率领部分爱国官兵抵抗失败。29日，联军攻破广州，俘获叶名琛，被押到印度。广东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讷投降。1858年1月，联军组织了“三人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管”，柏贵在英法监督下为侵略者出面维持秩序。英法联军在广州的这种殖民统治长达3年之久。

英法联军在占领广州后，又沿海北上，以便直接威胁清政府，迫使清政府承认他们的侵略要求。1858年4月，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俄美公使也随英法联军同来，他们伙同英法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谈判。清政府先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但英法公使借口谭廷襄无全权，拒绝谈判，美俄则在一旁伪装调停，威胁清政府。5月20日，英法联军突然闯入白河，炮击大沽炮台，炮台进行了还击，但由于谭廷襄事先不作任何戒备，一闻炮声自己又率领文武百官先逃，大沽炮台终于失陷。5月26日，联军进犯天津，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这时慌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与英法谈判。英法这时持强要挟，气焰嚣张，美俄则伪装调停，从中渔利。6月13日和18日，清政府在俄美诱逼下先与俄美公使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接着于6月21日、27日，又分别与英法订立了《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

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二、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四、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航行长江各口岸；

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中国对英国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

同年11月，清政府在上海又与英、法、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容如下：

一、鸦片贸易合法化；

二、一般进出口货物按“百值抽五”征税。运销内地洋货或从内地运出土货加收2.5%的入口税后，免征其它一切内地税；

三、各口岸税收划一办理，邀请英人协办海关税务。此外，俄国人还在《天津条约》中获得了重新勘定两国未定边界的保证，为以后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制造根据。《天津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天津条约》并不能完全满足英法的侵略要求，英法资产阶级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们极力想利用换约的机会进行新的勒索。1859年初，英国派普鲁斯为公使，率领一支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伙同法国侵略者于6月中旬到达大沽口外，以换约为名，进行武力要挟。美国公使华若翰这时早已率领一支舰队等待着英法公使的到来。清政府指定各国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更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则故意寻衅，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拒绝从北塘登陆，反要清政府撤除白河防御，要带军舰而行，并限令清政府以6月25日为最后撤防日期。

1859年6月24晚，英法联军炸断两根拦河大铁链，拔除河上的铁桩。25日，英军司令何伯下令轰击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僧格林沁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抗，激战一昼夜，英法军舰10余艘被击伤，侵略军400多人伤亡，我国满汉将士36人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美国侵略军公然协助英法进攻，美舰队司令达底拿叫嚷：“血总是浓于水的”。失败后又掩护英法舰队撤退。但事后，美国公使华翰若则若无其事地从北塘入京换约去了。中国军队在大沽口被迫还击英法侵略者的行动是正义的，是保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的行动。马克思明确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以前向中国寻衅了。”“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问是有理的。”

大沽口惨败使得英法资产阶级异常恼怒，决心要进行报复。并叫嚣要进占北京，“将皇帝赶出皇宫”，借以“教训中国人”，让英国人“成为中国的主人”。1860年春，英法政府又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大使，率领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舰船200多艘，组成新的侵华联军。美国公使华若翰和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赶到上海，配合英法联军，进行所谓调停，从中渔利。7月，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而清政府在大沽保卫战胜利后，希望“安抚局面得以保全”，不仅不加强防御，反令撤去北塘防务，以便英法公使进京换约。英法联军再次到达大沽口外时，清政府还饬令大沽守军，“不可贪功挑衅”，“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直隶总督）与英法谈判。当时主持战事的僧格林沁，则专意防大沽，撤掉了北塘的海防工事。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探知后，立刻密报英法联军，英法联军8月1日在俄舰队导引下，攻占了北塘。8月12日，侵略军万人向新河和军粮城进攻，僧格林沁部蒙古骑兵用马刀与洋枪洋炮进行了英勇的决战，但失败。北塘、大沽两炮台的满汉官兵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坚持了10多天后失守。随后，天津陷落。

清政府派桂良、恒福等向侵略者乞降。在谈判中英法侵略者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清政府坚持先退兵再换约。沙俄公使则在一旁鼓动英法向北京进攻，以防英法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使俄国借机勒索、抢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的计划告吹。英法联军在沙俄鼓动下，向北京进攻。咸丰帝急命僧格林沁部防堵，并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全权大臣，前往通州议和，双方争执不下。9月21日，英法联军向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八里桥进攻，僧格林沁京城10多万清军溃散。

10月13日在沙俄公使的情报指引下，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抢劫、焚毁了举世闻名旨下，于10月24、25日分别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了几项主要内容：

一、开放天津为商埠；

二、准许华工出国；

三、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四、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担任翻译的法国教士又私自添上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的内容）；

五、赔偿战争费用英法各增为八百万两。

二、辛酉政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要使这些条款变为现实，就必须要确保清王朝的统治。因而外国侵略者这时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放弃了所谓“中立”。法国公使葛罗主动向清廷表示：愿向清政府提供或帮助制造武器舰只，还要出兵帮助清军围攻太平军。俄国公使也表示愿派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太平军。美国公使蒲安臣则要给予清政府以道义上的支持。英国极力向清王朝表示友善。当时清廷最高统治者咸丰和其亲信大臣肃顺、端华、载垣等对列强疑心很大，恐洋人代剿会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因而不愿接受列强派兵助剿的建议。

方官吏，却对洋人颇有好感，他们特别是对洋人的枪炮更为醉心，想与洋人妥协、和好，以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由六岁儿子载淳继位，任命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这时慈禧为了夺己不得咸丰重用，对咸丰及其亲信8大臣不满。他与慈禧一拍即合，积极与帝国主义列强联络，以争得列强的赞成。一切安排就绪后，在1861年11月2日发动了政变，以幼主名义发布上谕，逮捕了8大臣，11日载淳登基改元同治，12月2日两太后临朝听政。慈禧这时大（8大臣曾定年号为祺祥，政变后慈禧改为同治）。随着慈禧上台，清王朝立即执行了一条卖国投降路线，因而大获列强好评。中外反动派这时很快地勾结在一起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节 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

一、沙俄对黑龙江流域侵略及《瑷珲条约》

19世纪50年代，沙俄逐步控制了我国黑龙江口地区的主要据点，占领了库页岛，沙俄还不断派军武装“航行”黑龙江。1854年5月，沙俄侵略分子穆拉维耶夫率领1000多人分乘75艘舰船，从后贝加尔地区沿石勒河闯入黑龙江，在黑龙江下游屯兵筑垒，实行军事占领。1855年5月，沙俄再次“航行”黑龙江，将约500名俄国“移民”护送到黑龙江地区，建立“移民点”。1856末，沙俄政府变本加厉，竟将我国吉林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都统所辖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划归它的“滨海省”，设首府于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1857年，穆拉维耶夫派哥萨克兵团向黑龙江中下游推进，在瑷珲城外驻扎重兵。并拟定“派两支部队，一支取库伦，另一支攻瑷珲”，直下齐齐哈尔和辽东，“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或成为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并悍然宣布：凡留在黑龙江左岸的居民，均属俄国管辖，不愿受俄国管辖的，都必须迁到右岸。沙俄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中国蚕食。正像恩格斯所说的：“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

沙俄在军事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同时，又不断进行外交讹诈。1856年，俄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一面跑到香港鼓动英法对华战争，一面又伪装调停者，向中国索取报酬。正当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直逼天津，清王朝危机之际，沙俄这时认为从“政治上”“最终解决”黑龙江问题的时机已到，立刻命穆拉维耶夫率领官兵数百人，在两艘炮艇护卫下于5月22日闯到瑷珲，与清黑龙江将军弈山谈判。穆拉维耶夫拿出了他们事先拟好的方案，悍然宣布黑龙江以北至河口一带均属俄国领土，并要求清政府割让乌苏里以东地区。中国代表据《尼布楚条约》反驳，但沙俄武力相要挟，弈山终于屈服，于1858年5月28日《天津条约》订立前便与沙俄签订了《瑷珲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一、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仅江东六十四屯仍归中国人永远居住，归中国政府管理；

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归两国共管；

三、黑龙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四、中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一带相互贸易。通过这个条约，沙俄占去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中俄“共管”之下，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沙俄借助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在沙俄武力胁迫清政府订立《瑷珲条约》的同时，沙俄公使在天津伪装调停，借英法侵略军威胁，诱迫清政府与之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获得了通商、设立领事、内地传教等项特权。特别是沙俄公使别有用心的在条约上写了：“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的字样，为沙俄进一步向中国进行领土扩张提供了借口。

二、中俄《北京条约》的订立

在《瑷珲条约》、《天津条约》条约墨迹未干之时，沙俄又背信弃义，进一步向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扩张。1858年6月，穆拉维耶夫率舰船闯入乌苏里江，将我国在乌苏里江东岸的居民强行赶过江来，并解除了乌苏里江上的清军哨所，武力占领了乌苏里江口的重镇伯力。1860年6月，又占领了海参威（改名为苻拉迪沃斯托克——意为“东方统治者”），至此，沙俄完成了对乌苏里江 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

与此同时，沙俄又派伊格纳提耶夫出使中国，要求清政府订立新的割地条约。1859年6月，伊格纳提耶夫抵京，向清政府提出了《补续和约》六条，内容主要是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开放新的陆路通商地。清政府对此逐条批驳，予以拒绝。沙俄公使在北京讹诈不成，便急忙窜到上海，勾结前来为在大沽口挨打进行报复的英法侵略联军，极力怂恿英法联军进行战争，向英法联军提供有关白河下游清军防备和北京城防的情报。当英法联军打到天津，清政府向英法乞和，进行谈判之机，沙俄公使极力进行破坏，以防英法与中国达成协议，从而使俄借英法军事进攻获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阴谋破产。在沙俄公使鼓励下，英法联军又向北京进攻，沙俄立刻给英法送去了俄国传教士绘制的北京城平面图。在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借口调停有功，并以中俄相邻，俄国不难“屡兴兵端”相威吓，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中俄《北京条约》。除承认《瑷珲条约》一切内容外，还将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增开喀什 喀什噶尔为通商埠，允许俄在喀什和库伦设立领事；并规定中俄西部未定边界，“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中国常驻卡伦进行划界”，为沙俄侵略我国西北领土又埋下了伏笔。

1864年，清政府在沙俄的军事占领和强权外交下，被迫与沙俄订立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夺走。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际上成了最大的获胜国，先后侵占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的侵略活动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东北，俄军入侵黑龙江以北地区时，当时满、汉、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拒绝向沙俄提供粮食牲畜，并向清军提供情报，协同清军守江卡。在沙俄强行向乌苏里 江以东地区移民时，遭到了当地人民自发的武装反击。创夫（采人参、山货为业的贫民）徐得林领导人民在小绥芬、珲春、苏城等地设营150余座，聚众万人，武装反抗沙俄侵略者。乌苏里江当地的人民不愿生活在俄国统治下，大批迁回珲春。1860年，黑龙江北岸的赫哲族人也迁回松花江流域。留居在沙俄霸占地区的人民，用各种方式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斗争。

在西北边疆，中国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满、汉各族人民，也同沙俄的侵略活动展开了斗争。早在1853年，居住在伊犁河下游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人民就强烈地反抗过沙俄的武装入侵。1855年，俄军侵入塔城一带，屠杀无辜人民和矿工，塔城矿工在徐天尧、安玉贤率领下，烧了沙俄在塔城的贸易栈，俄国领事率卫队逃走。1863年，俄军入侵伊犁西北部的博罗湖吉尔卡伦时，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

但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畏俄如虎，更不敢支持人民的抗俄斗争。一方面由于东北、西北这些地区地广人稀，所以没能形成大规模的抗俄斗争。一般都是缺乏组织，群众自发性的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