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_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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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的主要内容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 1
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阿Q正传》艺术特色
1．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2．白描的手法
鲁迅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又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无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这一思想表现在作品里，就是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场面：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寥寥数笔，就把赵太爷这样一个土霸王的横蛮霸道的嘴脸活画出来了。又如写假洋鬼子
吹嘘革命的那一段：
洋先生„„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极经济的一段话，就把一个满口鬼话，胡侃乱吹，捏造革命资本的假洋鬼子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时候，作者的白描可以用一个字一个词，准确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如“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的“摩着”“呆笑”；假洋鬼子“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的“白”字；“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的“钻”；等等，无不生动传神，表现了作者高超的白描能力。
3．杂文式的笔法
这篇小说的杂文式的笔法，给读者非常突出的印象。
首先，小说处处使用幽默、尖锐、诙谐的语言，进行讽刺、挖苦、调侃。或反话，或夸张；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其最终目的，就是撕下假面，揭露真相。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作者这样写道：
„„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笔调中幽默与讽刺俱下，讽刺中含着幽默，幽默中充溢着讽刺辣味。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趋炎附势的奴性心理。又如第九章，写“光头”和“长衫人物”审问阿Q，一面鄙夷阿Q的“奴隶性”，装出一副“维新”的神气，一面却把笔硬塞在阿Q的手里，逼他画押，把要求革命的阿Q当作游街示众和枪杀的材料。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这帮人虚伪凶残的本性和反动面目。又如写阿Q被捕的场面，把总在黑夜中带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围定了土谷祠，正对门还架好机关枪，而阿Q却还在睡梦里，直待被擒到土谷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方才有些清醒。这是一幅绝妙的漫画，真实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怯懦和愚蠢。这一讽刺无疑是深刻的，令人深思。
作者对待不同的对象所运用的讽刺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他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作者经常站出来进行一番议论，这种议论是杂文式的。如第四章开头：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这是多余的；然而鲁迅写来，异常深刻、贴切，以此讽刺精神胜利法。又如，写阿Q想到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时候，议论道：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显然阿Q本人没有这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作者站出来的直接议论，以此说明阿Q的思
想毒害来源于封建统治者。又如，在描写阿Q因捏小尼姑的面颊而产生飘飘然的心理之后，作者议论道：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这显然是作者直接对传统文化和阿Q精神的批判。我们看到，《阿Q正传》里的议论，并不影响小说的形象生动性，反而增强了它的讽刺性，加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因为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以形象取胜，是一种形象的议论。我们还看到，作者的直接议论，也是充满讽刺、嘲笑、挖苦。以杂文式笔法融入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创
《阿Q正传》主题思想:
文章主人公阿Q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从文中各个人物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形如留辫者的字母 ‘Q’，在在都透露出鲁迅暗指的真实人物—中国人。文章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自我解脱与逆来顺受的心态，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劣根性，包括自私自利、欺软怕硬与精神胜利法。在为中国人指出这些缺点时，鲁迅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但如果读者对中国人加以仔细的观察，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种阿Q心态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这也让我大吃一惊。不同于其他的作家，鲁迅更注重反应社会与人性的丑恶，而且他企图通过一种让读者产生反感的方法来让人理解他的想法。
《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阿Q正传》的人物性格是什么？
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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