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_我国如今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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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是怎样的？
（1）、传统文化谜题
我们拥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然而这个文化体系与数千年专制社会相伴随，其主要成分长期被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然而西方文化成就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的观点，没有西方的入侵，即便再过几万年，中国也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科技，而只会在传统时代循环往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到底该如何取舍？
中国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阳指出：“现代化未必是中国文明自身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乃是在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做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如果承认这样的事实，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便会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明自身的传统与现代国家之间注定存在极大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不仅使我们的现代化无法在传统中自然地‘转出’，甚至传统所能够提供的可以凭借的资源也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批判和解构传统、引进先发现代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
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指出，为了改变落后面貌，中国实行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许多好处。但是，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
以上所述，代表着一种批判、否定的立场，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还有着未来的、调和西方文化的意义。同样是这个罗素，也曾指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休止、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这样说来，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应该秉持扬弃的立场。然而，批判与继承，说易行难。哪些应该批判、抛弃，哪些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正是确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过程，就像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正是商品价格的形成过程一样。在价值确立之前，人们所能做的，只是保存好传统文化。
（2）、社会核心价值观危机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是中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要崛起，就无法回避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旷新年则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失落，意义真空，用祝东力先生的话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
2007年两会期间，来自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十分关注中国人核心价值迷失的问题，“加紧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希冀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得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是在委婉地承认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3）、文化相关产业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总体上看，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约6412亿元，同比增长约18.4％，占GDP比重2.6％。最近几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增长，要高出同期GDP增长率六七个百分点，年均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2009年前几个月，中国文化产业平均增幅达17％。
就文化产业的各个板块来说，根据2008年的数据，中国电影产量达到406部，跻身世界前三名，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票房收入增长30%，连续5年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2009年，1至5月份，电影创作已达到160部的好收益，电影票房达到19亿元，同比增长40.3%。我国电影市场也发展迅速。2008年，我国电影票房攀升到创纪录的42.15亿元，同比增长8.88亿元，首次进入全球电影市场前10名。尽管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仍然十分严格，对影片进口和租赁存在诸多限制，好莱坞对我国市场的前景仍然越来越看好。索尼国际电影发行公司主席马克?扎克说：“这是一个绝妙的市场，到处都是电影爱好者。”迪斯尼电影公司副总裁科恩布卢姆也指出：“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要。”5年前，中国在票房收入榜上还排不上号。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华纳、迪斯尼、派拉蒙、福克斯、环球和索尼6大电影公司世界25大票房收入来源之一。
中国网络游戏出版产业的实际销售收入达183.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76.6％，同时为电信、IT等行业带来高达478.4亿元的直接收入，收入规模超过传统娱乐内容产业。目前，中国网游产业收入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三大娱乐产业——电影票房、电视娱乐节目和音像制品发行的收入，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国网络游戏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实现了由代理到自主研发的蜕变。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网络游戏研发公司达131家，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总数达286款，实际销售收入11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网络游戏市场总收入的近六成。在我国网络游戏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2007年我国共有15家网络游戏公司的33款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进入北美、欧洲、日韩、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
新媒体出版增长达40％以上，投资增长36％，产值增长40％左右。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期刊总数也从寥寥几百种增至目前的近万种。
但是，尽管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由于起步较晚，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仍然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输出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表明，2008年，中国电影海外销售总收入仅为3.78亿美元，而好莱坞仅次于《黑骑士》的第二大卖座电影《钢铁侠》一部电影就在全世界获得3.18亿美元的收入。实际上，根据《我国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2009）》，2008年美国海外票房收入183亿美元（全球票房收入28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电影海外销售几乎只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在文学方面，迄今为止，国外民众很少有人能说出一个有名气的中国作家。
在流行音乐偶像方面，我国甚至比不上邻国韩国和日本。
尽管我国期刊总数迅速增加，但无论是期刊总量和影响力，还是人均拥有期刊数，我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比较落后。有资料显示，全世界共有期刊20多万种。在世界排名前100种期刊中，美国占57种，在前10位中美国又占据了8席。而中国至今没有一份真正享誉世界的杂志。对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来说，中国的期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没有人阅读期刊而是因为总体水平较低还不能让人们满怀兴致地去品味。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期刊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在跨国旅游方面，2009年社科院分析指出，中国在100多个主要国家中排第61位。
在企业和品牌方面，中国鲜有公司或商标品牌能像美国的可口可乐或微软那样在全球无处不在、无人不晓。
《我国文化产品及服务进出口状况年度报告（2009）》显示，美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高达42.6％，我国只占1.5％。总体上看，虽然近两年来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渐渐从卖产品向卖内容转变。但是，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状况仍然未变。
（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与文化产业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相比，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步伐显得有些迟缓。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覆盖面窄，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文化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机制不活、以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重点文化设施建设，这是可喜的，但对如何有效发挥文化设施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往往缺乏科学的谋划。有的城市新建的图书馆远离居民区，不符合公共文化设施的便民要求；有的城市兴建的博物馆外表很壮观，但馆藏贫乏，对参观者也缺乏有效的组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的城市投资兴建了大剧院，但艺术院团建设跟不上，软硬件不配套，剧院使用效率很低，成了形象工程；有的城市政府投资兴建的剧院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进入剧院的门槛很高，普通公众望而却步，使一些市场效益不高的优秀艺术节目也无法获得演出机会，背离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宗旨，等等。上述问题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维护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出发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随着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成熟，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与解放文化生产力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因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发展是可期的。
（5）、教育
以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开始了针对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致力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改革延续至今，所取得的成绩不容抹杀，但同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教育管理权限划分不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尚未完全理顺，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基础教育管理职权不清；相关政策法规不到位、操作困难；政府、学校、社会三者的关系尚未理顺；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还有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素质教育仍然停留于理想状态，未能真正取代应试教育的主导地位„„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也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我国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导致我国民众素质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联合国连续多年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结果，其中根据2007年的结果，我国处在后十名国家之列。对此，我国大多数民众的反应是：不管该结果有多高的可信度，我国民众包括道德素质在内的各方面素质充其量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是不争的事实。另外，根据多年的世界知名学府排名情况，我国大陆地区的学府进入世界前百位的本就不多，一般都是2～3所，而且名次也一直徘徊在前30名之外。教育缺乏吸引力，不仅外国学生到我国留学的较少，而且我国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海外留学。过去，出国留学仅是一些在国内升学无望的学生寻求的最后出路，但近年，一些公办知名高中里的拔尖学生也陆续加入到出国留学行列。在北京一些示范高中，放弃国内高考转而出国留学的趋势愈加明显，出国读书的学生数量正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除北京户籍学生外，一些外省户籍学生也逐渐加入到出国留学行列。随着这部分学生数量的增加，未来也将进一步带动留学市场的发展。不仅高中学生出国读大学的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家长为孩子考虑出国的时间越来越早。随着具有出国愿望学生的增加，一些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甚至是公立高中也开始开发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然而事实上，教育部门对于中外合作项目的定位主要在于引入优质教育资源，以此推动国内学校的管理理念、教学内容、教育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并非是以帮助学生出国为目的。这种功能的异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放弃国内教育而投奔海外的强烈倾向。实际上，外国学生选择到我国留学，主要也并非缘于我国教育的吸引力，而是我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以及迅猛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吸引力。
（6）、宗教
在世纪之交，我党对宗教活动明显表现出越来越宽容的态度。例如，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没有讲宗教的正面作用，但是，2001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论宗教问题》的讲话。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州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个国际宗教多边论坛。通过这一举动，中央政府向世界展示了认同百姓信仰宗教的诉求、愿开创管道满足此种需求的决心。中央政府还致力于同罗马教廷缓和紧张关系。总体上讲，我国长期稳定的宗教政策主要有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教自由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实质性保障。
关于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说，“执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开始注重人们内心的感受。”宗教就是让浮躁的社会平静下来的一种选择，也是挽救道德失范的力量，甚至可以作为中国走向实质稳定的基石。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我国民众的宗教自由得到较好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宗教寺观教堂得到了恢复和开放，各个宗教的教义和文化都得到了宣传和发扬。现在，我国宗教及其发展和工作，进入了解放以来的最好时期，我国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徒和信奉者已有海量的增加，并且仍然处于迅速增长阶段。据有关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现有2亿人信奉佛教、道教、传统宗教，有4000万人信奉基督教，甚至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员和基层干部都不同程度地信仰宗教。
然而，国际社会却看不到中国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进展。例如，美国国务院偏听偏信，一再发布报告，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横加指责。实际上，中国越来越科学、务实的宗教政策让西方批评者陷入了茫然。
（7）、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涉及广泛的领域，它既涵盖政治，又不落下经济，更重视国际舆论。例如，在政治领域，国际话语权意味着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资格和权利，参与国际组织决策的资格和权利，表达本国政治诉求和观点的权利；在经济领域，国际话语权不仅意味着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和决策制定的权利，表达本国经济诉求和相关观点的权利，还意味着制定国际贸易品价格的权利；在国际舆论领域，国际话语权意味着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倾听其言论的权利，意味着一国的国际公众能见度。在探讨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时，我们主要关注国际舆论维度。
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重大挫折。与此同时，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实施不争论政策，默默无闻、一心一意谋求经济发展。再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遥遥领先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绝对优势把控了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他们的信息的狂轰乱炸之下，世界各国的人们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话语的界定，几乎忘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民主”、“自由”、“人权”，以致这些价值不仅几乎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准则，而且似乎唯有西方式的实现方式才是正确的；他们也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塑造各国的形象，一边抹黑社会主义，一边塑造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自由形象。一时之间，一度席卷全球、令资本主义世界胆战心惊的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大大削弱。时至今日，这一舆论局面仍然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一格局之中，中国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微乎其微，世界各国的人们长期听不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只知道西方眼中的世界，甚至是只知道西方希望他们知道的世界，而不知道中国眼中的世界。比如说，评价中国最大最强公司的，是美国的《财富》杂志；评价中国最富有的人的，是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价中国所有重大的商业并购事件的，是《金融时报》；评价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上的行动的，主要是道?琼斯、彭博社和路透社；总结中国式管理的主要是麦肯锡、IBM这样一些国际咨询机构，他们向世界发布中国企业是什么样的；分析中国行业财务数据的，是德勤、安永这样的公司；总结中国商业伦理的，是郎咸平这样生在台湾、执教在美国，对大陆的情况有所了解，又了解不多的教授„„
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至今没有出现被全世界接受的商业媒体，即使国内媒体做再多的报道，也不能左右国际商业舆论，不能赢得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话语权。甚至对于发生在中国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的事件，作为离事件发生地最近的中国媒体，也并不拥有报道这些事件的发言权，而远离中国的国外媒体却掌握了主导话语权。这一局面，长期以来令我国有识之士感叹不已，一腔激愤郁结于心而不得舒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