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交往与艾滋传播_艾滋病同性怎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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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交往与艾滋传播
最近和友邻的一次讨论突然召回了我三个月前的记忆，在记忆的迷雾中隐藏着的是某篇曾在豆瓣上红极一时的日志，那就是《为什么gay传播性病范围广、速度快》。如珠的妙语包裹着的是狡黠的思想，似是而非的论点通过科学的图表戴上了中立的面具；与作者掷地有声的语句相比照，任何反驳似乎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虽然我曾经努力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曾经写过一篇粗线条的反驳日志），可是总觉得“宏观批判有余而微观建设不足”；更让我不安的是，也许我可以否定它的价值观前设，也许我可以质疑它的取样方法，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数据我却愈加担忧起来——这些数据都可以充当那篇日志的证词，我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思考肛交在同性恋中的地位，以至于我也许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之间拿拳交作为以后生活中的一个替代品（够了！--|||）。
身为一个男同性恋者，我觉得必须要直面目前的境遇，鸵鸟策略是没有出路的，把头埋在地里也只是让屁股翘得更高而已。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提出问题？只有确切地把握到了脉搏，我们才能给出相应的诊疗方案。有人认为这是直肠的错误（救救直肠！），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性交器官。诚然，以肛门粘膜的脆弱程度来解释男同性恋中高发的性病感染率自然有它的生理学基础，但是这在我看来有三点缺陷：1）男同性恋群体中并不存在以直肠粘膜的损害度进行的分层，主要的分层是通过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学概念来界定的；2）据友邻提供的数据显示，异性恋女性中有30%的人接受肛交，但性病感染率远低于男同性恋群体；3）生理基础只可能解释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某些性行为形式（如肛交）比另一些形式（如传教士姿势）更容易传播疾病，但是，如果该疾病在某群体中传播的速率“快”，那么这还要参考既定时间内某一个体经历了多少次相同的性行为，很显然，次数越多速度越快，而生理学解释完全忽略了这个因素。因此，我不认为生理学因素能够单独成为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那么，答案在哪儿？
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现在，身为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的我打算提出一个社会学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要解释疾病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群体中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速率，并且最终界定两个概念——“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在同性恋群体中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症结所在。
1、模型的提出：就延缓病毒传播而言，异性恋真的比同性恋优越么？
我们先界定两个概念：
【样本】：一个相互交流无阻碍的既定空间内存在的人数。我们设样本人数为1024人，同性恋者样本中所有性别均为男性，异性恋者样本中男女各占一半。
【周期】：样本中每个人的两次性行为之间间隔的平均时间。为方便起见，我们设定这些人进行性行为的时间是同时的，并且每次性行为只发生在两者之间。
再设定前设：
【前设】：样本中任何一个人在任意一次性行为之后均与之前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的人发生性行为，并且与携带病毒的人发生性行为的感染率为100%。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模型开始考虑。设四个男生Ben, Jim, Jean和Peter，其中Ben携带传染病毒，因此四人均感染病毒的最快的模式如下（红色表示病毒携带者，连线表示性关系）：
现在我们把这个模式套用在异性恋者Tom, Linda, Henry和Helen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在排除了单次性行为的感染率所具有的变动后，如果我们设定两次性行为之间的间隔为1天（即周期为1天），因此只需要两天四人均成为病毒携带者，这对于同异性恋者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大家不难发现，携带病毒的人数是按照指数函数的方式增长的，因此样本中所有人均成为病毒携带者所需要的天数为10天。这是性病得以传播的最快方式。
那么，延缓传播速度的因素有哪些呢？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界定出两个因素，其一是性行为对象固定与否，其二是周期长度。性行为对象的影响显而易见，我们姑且讨论最极端的状况——如果所有人以后的性行为对象都是第一次性行为对象，那么性病的范围最多只能波及一人，即被限制在发生关系的两者之间。周期则相当于插在两次性行为之间的隔板，其越宽则传播速度越慢。我们可以设想，把周期无限拉长则意味着一生只有一次性行为，这样传染的范围也仅仅被限制在两人之间，与剩下的人无缘；而如果把周期缩减为无穷小，则意味着所有人几乎在同时性交，这也就是群P，传染也就同时波及到所有人。
现在我们引入单次感染率的变量，定义：
【单次感染率】：单次性行为中病毒传播的概率。
根据上述模型得出的指数函数式为y=2^x，其中y为感染人数，x为周期数（亦即性行为次数，这并不是周期本身的时长），x理论上的取值范围为所有正整数（所谓“理论上”，即不考虑x取某个值后y的值会高于现存世界人口数）。现在，我们设n%为每次性行为中感染病毒的概率（0 ≤ n ≤100），则该函数式就变成求某周期数之后的期望值（这里要感谢一位友邻的帮助），表示如下y=2^(n%·x)。由于该式可化为y=(2^n%)^x，而2的n%次幂的取值范围为[1, 2]，通过指数函数的性质可知，该函数在图像上比y=2^x的图像平缓。其病理学意义即为，当感染率越低，则样本中所有个体均成为病毒携带者所需的周期数越多。据道听途说（--|||），肛门性交的感染率为2%而阴道交媾的感染率低于0.5%，使用避孕套后肛交的感染率会下降96%，即为0.08%。现在我们用图像直观地表示如下，其中红色曲线表示100%感染率情况下、随着性行为次数增长后的传播人数变动，蓝色曲线表示无保护措施的肛交曲线，绿色曲线表示阴道交媾曲线，而黑色曲线表示使用安全套的肛交曲线（严格地说应该是离散的点状分布而不是连续的函数，这里仅表示大致的变动趋势）：
图1：100%感染率情况下、随着性行为次数增长后的传播人数变动
图2：无保护措施的肛交曲线
图3：阴道交媾曲线
图4：使用安全套的肛交曲线
令人惊讶的是，从第一幅图的比较来看，肛门性交的感染率与阴道交媾并不具有显著差异；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周期次数增高，传播的范围也随之变广，其中肛交在周期数达到500后呈明显直线上升，阴道交媾为2000-2200次，而带安全套后这一数字即便增长到80000次后也未呈明显上升状态。高风险带来高回报，肛门性交的快感强度要高于阴道交媾，这似乎也被实践所证明，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异性恋中也有30%的人采用肛交的方式（这个数字为友邻提供，我无法确证，但是异性恋中确实存在肛交，而且有些是女性自愿，这点毋庸置疑）。我不想对肛交做出怎样的道德评价，我想即便它存在较大风险我也不会断然放弃这一行为。这里我只想强调采用安全套的安全性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可以显著降低疾病传播的速度并缩小其范围。同时，我已经说明了用生理学模式去解释传播速度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并不是想否认它确实带来的麻烦，我的意思是，不能仅仅用生理学去解释一切，因为这与社会学报告给出的调查不相吻合，如果说恰如弗洛伊德所言“解剖即命运”，那么我们就完全忽视了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中存在的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分层。在第二部分我要说明的正是这种分层的社会学模式。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性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与性行为对象的固定程度、两次性行为之间的间隔时间以及单次性行为的感染率呈反相关关系。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由于女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几乎不会发生传染，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通过疾病感染率来界定任何恋情是否道德的话，男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没有女同性恋道德。
2、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为什么要支持同性婚姻。
上面的模型并非是独立于事实的玄想。有资料表明，婚外性关系和嫖娼行为加速了性病的传播，而这两种现象都会降低性行为对象固定程度和性行为周期时间。由此，最不受性病侵害的社会模式似乎是无法离婚的一夫一妻制/一攻一受制，而最危险的则是集体换偶和群交了。
我们现在用上述模型推理给出的结果去界说“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两个概念。首属群体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提出，其基本含义是是指具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特征的群体。库利这里所说的首属群体概念主要是指家庭、邻里和儿童游戏群伙，后来的社会学家将这一概念扩大到人际关系亲密的一切群体。而次属群体是用来表示与首属群体相对应的各种群体，如学校、职业群体、社团等。次属群体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一般说来，次属群体规模比首属群体要大，成员较多，有些成员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个人接触，群体内人们的联系往往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建立。（可参考百度百科：“首属群体”词条，同时可参考Mcgraw-Hill sociology gloary）
如果我们把两者限制在性关系的领域中，则不难发现，首属群体更加适合描述一夫一妻制，而次属群体则更加适用于表示比较混乱的性纽带。我在这里把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当做两个极限概念，定义如下：
【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按照上述模型给出的各种性交往模式中，若某一模式的周期较长，性对象较为稳固，则该模式更符合首属群体的涵义，反之则更接近于次属群体。因此，越接近于首属群体模式的个体间关系更不容易传播性病，而越接近于次属群体的关系模式则相反（这个结论我觉得可以直观地得到，对数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证明）。
这个定义并不背离两者的原初意义，相反，它正是按照这个原初意义构造出来的。不难发现，长期的、稳固的性关系更具有亲密性也更经常相互接触，而这种关系基本上只能在合法建立的家庭中发现；以单纯的性为目的的交往则更容易出现于妓院、公厕、花园和豆瓣（--|||），其规模显然超出了由夫妻二人关系为纽带的核心家庭。这一点在同性恋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现实生活中同性恋者难以直接交友，因此不得不倚赖于网络等交友工具，这非常符合次属群体的特征——规模大、成员多、无直接接触、需要中间环节。同时，同性恋群体中性病传播的速度较快，这也符合上述对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的性质进行的描述。
让我觉得痛心的是，就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而言，目前的状况并没有比李银河在20年前调查的状况有多大的改变：同性恋者可以在次属群体内极为活跃，但是却不可能建立一个属于同性恋者自身的家庭关系或者类似的长久稳定的人际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支持同性婚姻，因为这是构建首属群体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以，我们不仅仅是从同性恋者自身的情感幸福来考虑，同时也是为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需求而担忧。我不希望有人在这里仅仅让我们诉诸单纯的道德自律（当然，这也很重要，我下一部分要谈到）；道德是制度的衍生物，封建社会的道德是忠诚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则是个人奋斗，如果不寻求制度上的变革，道德本身的努力只会付诸东流。
3、谁之责任：社会来买单还是gay自作自受？
那么，如果我们要为首属关系的尚未建立分配责任的话，到底是gay应该负责得多、还应该是整个社会环境？从最直观的角度来说，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这里需要明确一下，这个结论只在统计学意义上有效，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男同性恋者都会选择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仍然可能过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但是，从整体而言，反映在统计报告上的数字似乎毋庸置疑。因此，每一个负责任的gay都应该反思，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与他人建立首属群体的关系模式？两个问题可以检验自己：1）在与他谈恋爱时，我仅仅是想要玩一玩，还是想跟他在一起？2）如果是想跟他在一起，我能否管住自己的身体，为他负责，不去跟另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尤其是危险的性行为？
但我想肯定有人会抗议（事实上我自己更倾向于抗议社会而不是自我考问）：如果我们可以不受顾忌地公开在一起、甚至可以结婚，有谁愿意随随便便找炮打呢？我的性行为都是建立在爱上的，并且只谈过很少的几次恋爱，如果这都中招了，那我凭什么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难道我不是社会的牺牲品吗？！这个逻辑，在我看来，没什么问题。至少，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我们就是不被祝福的一群人；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个身份之后，我想没有多少人会欢欣鼓舞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我想到《爱在暹罗》里面的一个桥段：栋和谬明明相爱，但当周围有人问栋他是不是gay时，他的敌意很明显）。在有些人看来，以同性恋人的身份走亲访友简直就是做白日梦；甚至对有些同性恋者而言，同性恋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我们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掩藏、否认和表演上，而根本不像异性恋者那样在规划自己的生活。根据李银河的调查报告，在谈及同性恋的成因时，有些同性恋者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因为某次偶然的同性性行为成为同性恋者的；而在谈及价值观问题时，有些同性恋者希望自己能够“像戒烟一样把它戒掉（”可参考李银河著《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可见，在同性恋者中，至少在上一辈同性恋者中，自我认同度是多么低；而这种状况或多或少是与社会的整体压抑氛围相关的。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弥漫着的是整体的挫败感。首属群体具有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不同类型的首属群体具有满足个人和社会不同需要的各种功能。就个人来说，他的某些需要是社会组织所无法提供的，如个人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心理方面的沟通、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或帮助等。而这些需要往往是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下所不可缺少的，满足这些需要，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增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可参考百度百科：“首属群体”词条）。相反，这种群体模式的破碎状况只会促使个人像被加热的分子那样不安分地运动，而这种运动并不能像首属群体那样达到良好的情感沟通、相互依赖的效果，随之涌上心头的就是无奈、挫败、孤独、痛苦和自卑的五味杂陈。
正如萨特所言，人类是“情境中的动物”。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情境中，也许过了100年，我们的子孙后代根本无法理解在100年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也许他们从懂事开始就知道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没有价值高低之分，在那时，他们或许不用如同我们这样在提心吊胆中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有些东西我们是无法选择的，包括我们出生时这个社会所有的价值设定，我们生来就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环境中。那么，自暴自弃是不是好的出路呢？我不想抽象地谈好还是不好，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中别人的偏见和自己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这个问题。
社会影响塑造行为，社交信念同样也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两个命题已经在经验上证实了。戴维·迈尔斯在他的教科书中举例：“或许有人把你的腼腆错认为不友善，故意怠慢冷落了你，这样的举动又惹得你对此人横加指摘；这样一来，你的言行便最终成为证实你确实„怀有敌意‟的证据。”女性主义者以社会期望理论同样解释了女性为什么在公共领域中显得劣势：在男女混合的目标动力领域，由于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值比男性低，因此分配给女性的资源和权威都比男性少很多，这就使得那些成就突出的女性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她们不仅要承受来自男性的敌意，同时也要承受来自其他女性的敌意。以此类推，我们出生时就知道同性恋在价值上是不足取的，我们因为没有如异性恋者那样构建首属群体的手段而自暴自弃，这一后果最终又强化了社会整体对于同性恋的价值判断；同时，那些希冀突破这一恶性循环的人似乎还要承担被周围人（不仅仅是异性恋者，也包括某些同性恋者本身）认为是异想天开这一代价。
幸而，女性主义运动让我们看到了，对于旧有的社会运作模式的突破所带来的并不是种种危言耸听之预言的实现，而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更加“进步的”世界。就此而言，同性恋者也不得不突破原有的社会交往模式，对于这种突破来说，我们不仅仅要呼吁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变（包括争取家庭成员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同性婚姻或者受到法律保护的同居权利、争取在文化产品和公共教育系统中塑造对同性恋形象的良好认知，而最后一点，在我看来是同性恋平权运动的顶峰），更需要从自己做起，那就是为自己设定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承担起对自己和对周围人的责任。不怨天不尤人，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或许，这是我们所处的情境让我们不得不背负的历史宿命。
附：关于社会宽容度和同性恋HIV感染率之间关系的调查报告。统计数据表明，社会宽容度与同性恋HIV感染率成反相关关系。
4、结语：自然乎？不自然乎？
我想我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说明清楚这两个概念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意义（当然，我不是社会科学的嫡系子弟，肯定会有各种考虑不周的地方，这里只是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而已）。解决疾病问题，除了使用安全措施之外，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建立首属群体关系、以此减少发生在男同性恋者之间的性交次数、延长性交周期。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同性恋的要义：相互爱慕才是同性恋的本质所在；同性恋关系并不单单意味着性关系，更意味着两个男性之间更加亲密的、相互依赖的、彼此更富有责任感的情感关系。我想我永远无法忘记《英伦性丑闻》中被指控”鸡奸罪“的几位同性恋者眼中的泪水，让他们极端痛苦的是，他们因为彼此的爱而被迫彼此出卖。
也许最后我不得不用一些很哲学的东西来结束这篇冗长的日志。有人希望通过发现同性恋基因来证明同性恋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同性恋本身是自然的。但是，正是这个“自然”让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动物中的同性恋现象尚未被发现时，对同性恋最常见的指控估计就是违反自然了，因为阴阳结合才是自然之道；当动物中的同性恋现象被发现之后，我们还来不及欢欣鼓舞就听到这样的声音：“动物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是人还是动物？”我想如梦初醒的时候到了，自然根本不是所谓自然规律的同义词，而仅仅是一个表达价值和情感的概念而已；而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我们怎样为自己辩护，都会有一种反对的逻辑去质疑、甚至审判我们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我想现在该抛弃这种两头堵的游戏了。我希望我们能把同性恋作为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有趣的、甚至是优越的生活方式去追求、去塑造、去扭结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苦苦寻求自己身份在大自然中的标记。
最后，我想引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话作为结语，一百年前他对女性所说的一切，对现在的同性恋者仍然有效——
“什么是现代世界的特点，即区别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现代制度、现代社会观念、现代生活呢？那就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