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doc_黑人女性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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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

作者：曹霞

来源：《云南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01期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早期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体现了美国黑人女性积极构建自我身份的强烈愿望，揭示了黑人女性面临的双重压迫。本文分析了两位主人公的悲剧根源，提出了在多元环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是黑人女性生存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黑人女性 自我身份 构建 寻求

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了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这标志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已登上了世界文坛。托妮·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许许多多从未在美国其他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以女性的视角和黑人的视野，向我们揭露了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真正心声。她在继承黑人丰富文化和优秀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美国黑人女性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既有痛苦、压抑和迷惘,又有冲动、反抗和觉醒。在莫里森的多部小说里,许多女性人物均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意识,其早期的两部小说尤为突出。在《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中,年幼的佩科拉和青年女性秀拉均来自美国底层社会,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压迫下依次经历了迷失、反抗、内省的坎坷成长历程,这一历程对研究黑人女性主体构建很有价值。本文分别对这两个女性的主体迷失、找寻和构建关系作对比解读。1 迷失的佩科拉

托妮·莫里森于1970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史无前例地用了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年仅12岁的黑人小姑娘做主人公。《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年仅12岁的佩科拉一年间的遭遇。1941年，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的佩科拉懵懂地察觉到自己生活的困境缘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孩，她渴望改变自身而取得众人的欢心。于是她开始向上帝祈祷，盼望着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一样的蓝眼睛,她想，只要有了蓝色的眼睛，父母便不会在她面前打斗吵闹，同学老师也会投来赞许的眼光。由于这种白人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对她的腐蚀,她最终陷入了精神崩溃的境地。她觉得自己得到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日日与它私语，终日沉沦在幻觉的世界里。

在佩科拉生活的黑人社区里,白人文化价值观已经被内化,周围的人们都喜欢浅肤色的女孩,人们对佩科拉的漠视中暗露着厌恶的神色,佩科拉自己也“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受白人文化意识的浸染,佩科拉对自己的丑陋深信不疑,每日“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丑陋的秘密”。

白人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白人优越性的暗示充斥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学识字课本中关于舒适快乐的白人家庭生活的介绍;克劳蒂亚的父母在圣诞节送她的礼物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娃娃;理想化了的秀兰·邓波儿……白人的强势文化和白人至上的传统观念不断地洗礼着黑人的头脑,以致黑人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的种族主义思想内化为自觉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宁愿爱她雇主的孩子而不愿爱自己的女儿的原因。知道佩科拉被丈夫强奸怀孕后,波琳不仅没有给佩科拉一丝安慰,反而是非打即骂,将佩科拉向生命的悬崖边又推近了一步。正是这些内化了的白人审美标准扭曲了很多黑人女孩和成年女性的生活,受这种文化的熏陶,佩科拉把自己得不到关爱归咎于黑色的皮肤和丑陋的外表。

佩科拉的悲剧在于自我价值得不到认同，从而被迫自我放逐，走向幻想中的自恋。佩科拉盲目地接受白人的审美标准,希望自己拥有和白人女孩一样的蓝眼睛。这种愿望本身就是荒谬的,也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她想得到的不仅仅是人们给予白人小女孩的关注,她更想成为一个白人小女孩。佩科拉逐渐在成长的困惑中丧失了自我，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身份。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向我们展示了美国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迫害和他们的不幸遭遇。莫里森并没有直接控诉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而是通过12岁的小女孩佩科拉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在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如果黑人民族以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困惑、迷失和错乱，从而造成人生的悲剧。黑人女性要构建自己的身份，就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因为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每一个族群或个人生活的依赖。叛逆的秀拉

莫里森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过，《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均以人物的童年开始”,是她的“初始之作”(Taylor163)。在一定程度上,《秀拉》是《最蓝的眼睛》的延续，它不仅描写了黑人妇女的童年,而且将之延伸到她们的成年生活。如果说,佩科拉迷失在白人文化的误区里,不加分辨地接受并毁灭于白人至上的价值观,那么秀拉则与她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莫里森笔下第一个蔑视传统观念的黑人女性,秀拉对压制女性的男权主义的传统进行挑战,终其一生无悔地探索自我,在寻找自我的路途上孤独前行。

《秀拉》发表于1973年。小说描写了黑人秀拉和奈尔从少年到成熟女性的成长过程，回顾了黑人社区“底层”46年的人世变迁。秀拉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马丁·路德·金正领导南方黑人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和保护黑人的正当权利,并很快在全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不像过去黑人小说中的既懦弱又完全依赖男性的黑人女性，秀拉以完全主动进攻的精神，拒绝像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社区的其他女性一样，过一种毫无意义、没有自我的生活。秀拉是美国主流文化所唾弃的一个坏女人的形象：还是少女时期她就用割破手指的方法吓跑了那个企图侮辱她们的白种男孩；她袖手旁观母亲在烈火中被烧死；因与外婆伊娃不合而将她送进了养老院；她同最要好的朋友奈尔的丈夫上床；她甚至认为这个国家里每个黑种女人的生活都是等死罢了。秀拉既不被主流的白人社会所接受，在黑人社区里也被人憎恨。

秀拉对男权社会的反叛还反映在与奈尔迥异的女权意识中。秀拉与奈尔是童年的好友。成年后,奈尔嫁人生子,走上传统的相夫教子道路，而秀拉不愿意像奈尔一样过着没有自我的传统生活。她认为好友奈尔那种依附于男人的生活及用自己的生命来保住一个男人是不值得的。因为知道自己“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没有她们的份，她们便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新东西”。秀拉和奈尔的友谊因为秀拉同奈儿的丈夫裘德发生性关系而终止。秀拉无法理解她给奈儿带来的伤害。在秀拉的心目中,男人是没有位置的,充其量只是女性生活的点缀，而不应成为阻碍。但对于奈尔来说,丈夫裘德却代表着一种社会符号,失去丈夫就是失去社会地位,失去身份，失去生命。

在秀拉生活的年代，女性不可能取得与男性真正的平等。秀拉把一切反传统的做法当作探索自我价值的方式。而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无法让黑人社区所接受，于是她被人们视为魔鬼，终于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但她至死都相信她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像一株红杉一样地生活过”。秀拉的努力唤醒了缺乏自我的黑人女性，正如小说在开放式的结尾中，奈尔哭着说：“噢，天啊，秀拉，女孩，女孩，女孩。”这才意识到，多年来她以为自己在为裘德痛苦，其实她一直想念的是秀拉，想念的是那段与秀拉一同走过的日子。

比起传统的黑人女性，秀拉在构建自我身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加主动地追寻自我。从秀拉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种族歧视和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一个黑人女性勇敢追寻自我的精神。但是在秀拉追求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她摒弃了一切，因而也失去了对家庭，对他人和对社区的爱和责任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她构建自我身份的失败。秀拉的死是因为她失去了她赖以生存的黑人群体，在她不恰当的探索自我价值的方式中，她有意识地把自己与黑人群体割裂开来，毫无目标、漫无边际地寻求无限的自由，因此也不会为人所接受，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价值，走向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结语

美国黑人女性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既是美国社会的参与者，同时又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她们有着一种双重意识：自己既是一个黑人，又是一个女人。这种双重意识成为她们身份构建的最大烦恼和困惑，佩科拉和秀拉都未能挖掘出作为黑人女性的真正意义，无法成功地构建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份。佩科拉迷失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中，最终只能活在疯狂与想象中；秀拉把自己与黑人群体割裂开来，置身于任何群体之上，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生存环境中,莫里森认为,黑人少数民族裔的文化只有在了解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位自我。黑人传统文化是黑人女性身份的根源，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而学习白人主流文化的精华则会给黑人女性的生存带来美好的前景。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只有对白人主流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才能成功地完成黑人女性身份的构建。

参考文献：

[1]Taylor_Guthrie, Danille, ed.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Jackson: University Pre of Miiipi,1994.[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守仁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2

[4]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